|
聊北京胡同，说城市规划，谈法制建设
（上海《城市中国》杂志编者按：2005年5月3日至6日，同济大学在上海主办了中法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论坛。在会议期间，我们采访了旅美法律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睿智道邦(Richdomain）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周大伟先生。以下是采访的内容。本文内容经周先生审阅和修改。）
《城市中国》：您对城市规划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有何见解？
周：我对这次论坛中关于城市文化遗产、老城区改造的议题很感兴趣。中国现在确实是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新的老的问题掺杂在一起。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的话，前一个阶段的严重不足就是规划方面的缺失。
规划的缺位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如果到一些中型城市里去，会发现很多遗憾。比如郑州西安合肥这样的省会城市，一下火车你会发现，80年代甚至90年代盖的房子已经惨不忍睹，马上都快要拆了。一是当时缺乏规划，另一方面也是无可奈何，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一个外商要在这里搞个项目，地方政府都是求之不得。发展到今天，中国人自己有钱了，有些好项目自己可以做，而且不是想做就可以任意做的，需要遵循日趋严格的城市规划。用现在的时髦的话说就是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来引导。
《城市中国》：请您谈谈应该如何保护正在消失的历史文化。
周：我的观点恐怕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可能不少人不能接受我的有些想法。
举个北京的例子吧！北京的胡同，现在大家都在呼吁不要拆，要保护。前不久，经历了此起彼伏的对拆除北京旧胡同现象的口诛笔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似乎不约而同地恢复了镇静。北京旧胡同开始变成了一件人人爱怜的“皇帝的新衣”，人们似乎不再轻言拆除胡同种种理由。坚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开始担心，稍有出言不慎，就容易背负上忽视和遗弃历史文化遗产的众责。
我本人无意反对保留和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在“大众话语霸权”下接受那些不切实际的结论。通过实地考察，人们不难发现，目前北京残留的大部分老胡同都是贫民窟，拆掉这些胡同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前不久，我专门骑着自行车在长安街附近的老胡同区域作了实地考察，拍摄了数百张照片。这次考察，再次印证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说是不得已呢？首先，新中国定都北京后，没有采用梁思成等专家关于保护旧城的规划方案，由毛泽东等人决定采用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将北京定位为现代工业城市的模式。这样，原来只有62平方公里的旧城的命运就不难想象了。现代工业的肢体破墙而入，使原有的北京古城面貌全非。如今已经是积重难返，覆水难收。其次，北京老胡同里的房子，大多是低劣的砖木结构。年久失修后就成为危房。居住质量暂且不论，居住安全甚至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时至今日来奢谈保护北京老城，虽然是亡羊补牢，但实在是太迟了一些。
在文化大革命特殊的年月里， 我曾有机会在胡同里的一个亲戚家里生活过两年。胡同里的很多房子冬天漏风，夏天漏雨，没有基本的卫生和防火排水取暖设备。一个胡同几百人，就那么一个很小的公共厕所，早上起来挤在那里排队。北京的大部分胡同里一旦失火，连消防队的救火车也开不进去。我住在里面两年，似乎没有体验到多少那些文学作品里所描述的所谓邻里之间的亲情或友情。相反我看到了太多的贫穷、拥挤、愚昧、落后、争吵乃至斗殴。在外面的人觉得很美，至少我没有发现美在什么地方。什么张大妈、李大爷以及老槐树的故事等等，从一开始我就怀疑是那些文人墨客以旁观者的角度杜撰出来的。
你去北京随便一个大杂院，问问里面的居民他们想不想住得更好一点儿，他们都想。但问题就是，想保留胡同的不少人其实都是没在里面住过的，他不明白底层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什么人喜欢？外国人喜欢，老文化人喜欢，一听说要拆，心如刀绞。
有些海外来客，自称是专门回北京来寻找当年的胡同的。他们发现，原来印象里的胡同有的拆除了，有的变成大杂院了。拉洋车的祥子们也开上出租车了。于是好不伤感，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其实，这些人平时也挺忙的，并不是整天在惦记着我们北京胡同的事儿。他们只是偶尔或顺便回来一次，然后充满怀旧地唠叨几句。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为这些人的怀旧情感支付多少代价？当我们奢谈以人为本的时候，是否真正考虑到了目前在胡同里居住的人们。
当然，我并不是说北京的胡同没有文化价值。我也不赞成把它们统统拆掉。比如像皇城、亲王府这些达官贵人的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一些坐落有文化名人故居的胡同也是应当保护的。
但不能不看到，一般的北京民居，色彩单调灰暗，缺乏生命的绿色，有的胡同里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既没有江南水乡的清秀，也没有西域边城的神秘。文化遗产也分三六九等，完全没有必要一概保护。就像一个家庭里常年积累了很多旧家具，挤满了生活的空间，那么就免不了要抛弃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被抛弃的东西中一定会有日后令人垂足叹息的古董。 但是如果大家都存心留着旧东西并指望有朝一日把它们变成古董，这些“古董”也就不值钱了。自古以来，人类对待古董古玩的心态其实就是在有意无意的保留和遗弃之间孕育的。
《城市中国》：看来您对北京旧城改造有些研究，您能进一步谈谈吗？
周：谈不上研究，但的确做了些思考。
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从北京城建都以来，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人群隔离现象。一面是红墙碧瓦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一面是色调灰暗混乱简陋的胡同杂院；一面是富贵堂皇的满汉全席；一面是鸡零狗碎的牛羊下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长久以来北京城里只住着两类人：一类是皇亲国戚，一类是骆驼祥子。皇家贵族式的东西讲究招牌气派，令人叹为观止；而祥子家里的东西则是因陋就简，寒酸得上不了台面。即便这样，祥子们心里还是热乎乎的。因为再寒酸，咱们也是在皇城根儿底下拉洋车的。
1949年后，北京城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最高领导层入住了昔日皇家的园林，北京市的主要人群也随之被分配为以下四个大的区域：以三里河地区为代表的国家部委机关居住区；以公主坟地区为代表的海陆空三军以及各兵种驻扎区；以中关村地区为代表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区；最后一个就是以天桥地区为代表的老北京市民聚集区。在通常情况下，这四个区域的人群在各走各的路，各说各的话。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你凭人们讲话的声调和内容，可以大致判断出他们居住区的方位。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里，都没有发现类似北京城里的官僚知识阶层和平民阶层如此严重割裂的现象。
这种割裂现象其实一直在延续。在北京的官僚核心阶层（包括文化知识阶层和军伍阶层）长期以来和生活在胡同中的平民百姓（老北京人）并没有密切的来往。在那个颇具轰动效应的50集电视剧<<渴望>>里，平民出身的刘慧芳和官僚出身的王沪生之间的婚姻，通常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导致“公子落难”的非常时期才得以发生。而在一切恢复常态后（王的父亲官复原职后），婚姻顿时陷入了危机。这个电视剧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
在这样一种畸形变态的文化生态中，老北京人练就了像《茶馆》里的王掌柜的所说的“当了一辈子的顺民”的心态。他们大多时间里安分守己，服服贴贴。据说有个老北京人，他每天晚上都吃炸酱面，吃了几十年炸酱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就像马季和赵炎在相声里互相调侃时说的：“别看他肚子这么大，其实里面装的全是炸酱面”。当有人嘲笑此人时，他的回答是：“我就好这一口”！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有人赞美说这地地道道表达了北京人与世无争得过且过的精粹人生哲学。北京人常年累月生活在皇城脚下，到头来并没有栽培出几个像样的官僚。据说老北京人掰着手指头算，最后也只算出一个在非常时期当过部长的大官：这个北京人的后代名字叫庄则栋，打乒乓出身，在文革期间当过一年零十个月的国家体委主任。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追问：北京人真的就好这一口炸酱面吗？北京人睡不着真的就能这么眯着吗？北京人难道真要世世代代这样生活下去吗？假如这就是人们呼吁要保留和挽救的所谓“京城胡同文化”，那么，无论于情还是于理，显然都超出了可以商榷的范围。
当然，据史料记载，北京人也偶有不安分守己的时候。据说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年月，有些人发现皇城里空了，老佛爷也跑了，顿时胆子就大了很多。他们在那些月黑风高的夜晚，趁着京城里的混乱，在紫禁城里也偷了不少珍宝，然后用板儿车拉回家。皇城里的东西，到底是八国联军抢的多，还是这些暴民偷的多，到现在谁也说不清楚。
可能是我自己悟性迟钝，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骑自行车的人和喜欢骑自行车的人，过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海外生活多年后回到北京，又忽然发现：住在胡同里的人和喜欢胡同的人，其实也存在本质的差别。在有些喜欢胡同的人眼里，老胡同如同一个古玩般的大鸟笼子，忙碌的时候可以挂起来，闲暇的时候也可以拿出去溜溜。至于笼子里的鸟儿们的感觉如何，那可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很多自称是酷爱北京胡同的人，其实大多都住在高楼大厦和洋房别墅里。他们内心里大多是瞧不起那些胡同里的普通人的。不知道从哪一天起，祖祖辈辈住在胡同里的人被称之为“胡同串子”。 记得八十年代中国青年报的一个记者在报道北京新闻时还用了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称呼。
同龄年代的老朋友 作家王朔曾和我谈起过他对胡同的印象。他回忆说，上小学时，老师经常在班里点名要那些交不起两元钱学费的同学站起来。结果教室里呼啦啦站起很多同学，几乎全是“胡同串子”。 班里有个很霸道的男生班长也在其中。每当看到这个班长也站着被老师羞辱，王朔就觉得特开心。王朔说他对胡同烦透了，真觉得把北京的胡同全拆了也不心疼。王朔到底是王朔，我们可千万别拿他的话当真。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17岁的单车》中，人们再次看到了老胡同居民生活的灰暗和困窘。这部以胡同里的孩子们血腥斗殴为结尾的影片，足以使大陆官方体验尴尬，以至于这部影片迟迟没有被批准在国内公开放映。更有趣的是，影片的摄像师刘杰是这样叙述他对美的认识过程的：“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选中了什刹海。可是当我走进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厨房，生活实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兰式的房子，一尘不染，生活设施完备，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多么矛盾的语境？刘杰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不属于弱智群体的人们大概都不难解读为：胡同里那些破房子，是我这类人不要去住的，我属于一尘不染的荷兰式社区的。但是，在电影美学的视野中，这些破房子实在是“美极了”。
在中国，洋人们的意见似乎从来都是分量更厚重些。如今在那些酷爱北京胡同的洋人眼皮底下，城市规划部门等不得不格外小心，搞不好人家给你告到联合国去。喜欢穿麻质地中式大褂的法国老太太杜铭那克常驻在北京城里，她的一个引人注目头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及人文科学高级项目官。用她的话说，他们的目标是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管他们多老、多穷。 这大概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需要。真把我们又搞糊涂了。假如贫穷落后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那么当年骆驼祥子的人力洋车和时传祥的掏粪木桶，也不应当在胡同里消失。在抽水新式马桶和公共茅房老式马桶之间，选择哪一个更卫生更舒适更符合人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联合国驻北京的“钦差大臣”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应该让他们从生活多年的地方消失。我想，没有人反对这个美妙的建议。但是，光是空喊口号有什么用呢？谁来为这些原住民买单呢？据了解，胡同里一个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着8个人的户口，在目前已经挤成一团的胡同里，谁有资格留下？谁有义务搬迁？在海内外合力的作用下，北京胡同的拆迁成本正直逼天文数字。联合国能为这些因为分配不公而不断涌入上访大军的人们作主吗？在目前如同高压锅的氛围里，人们看不出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希望。
前不久，我和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在路上聊天。他告诉我，他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打小就盼着有一天能把胡同拆了，全家搬进楼房里住。不过，最近他改主意了。现如今听说北京的胡同在老外的眼里真成了古董，这回可算是熬出头了。一定要逮个机会捞一把。他说，其实那些老外都是傻冒， 等他们住进去就想明白了。谁让他们爷爷那辈当八国联军欺负咱们来着，我们能蒙他一个算一个。听着他的话，我心里说：这北京人，也真够孙子的。
在这个世界上，叶公好龙的故事其实一直在上演着。前不久，头几批在北京购买了胡同里房子的外籍人士们已经开始大呼上当了。他们搬进胡同后，马上就开始不停地抱怨各种设施的陈旧和不方便或不够现代，似乎才意识到这胡同是百年前的老玩意儿，他们开始感到住在胡同里并不像原来想象得那样舒适，他们甚至对原先赞美有加的胡同建筑格局都发生怀疑。他们终于发现，就像北京传统小吃里的小窝头驴打滚和豆腐汁，偶尔吃几次还行，要是让他们天天吃，无论从口味还是从营养的角度看，恐怕是很难习惯的。
当北京的第一条胡同被拆除时，新的文明在北京拉开了序幕；当最后一条胡同被拆除时，北京的文明开始谢幕了。生活是复杂的，但又往往如此简单。北京不可能只拘泥于老祖宗留下的四合院，我们总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些更好的东西。不过别担心，胡同不会被拆光的。 但是假如有人非要找回当年骆驼祥子那年月的感觉，无疑也是徒劳的。 正如毛泽东有诗指点：“秋风萧瑟今又是，换了人间”。
我想，北京这些胡同拆了以后，也不要再盖什么大楼大厦了，多种植些绿草和建一些街心花园。不要以物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为好。如果以人为本，还是以大多数人“为本”为好。 北京太拥挤了，空气太不好了；北京人民真的很生气，后果也挺严重。还是给人们多提供一些能舒舒服服呼吸的地方吧！
《城市中国》：既然是换了人间，那么您觉得有哪些变化的趋势呢？
周：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如果说“换了人间”，今天的主要变化是中产阶级人群的崛起。相似于19世纪的欧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被奇迹般地分化，在百姓与官僚之间，一种新力量正在健康与病态共存地生长着。这种新的力量就是中产阶层。他们代表一种崭新的生命力，在这种力量背后是知识有价、技术商品化、物欲、私有财产、个人主义、追求平等、反官僚制度。首先他们借助于商业力量寻求自己的立身之地，然后他们借助知识权威来寻找自己的话语空间。借助全球化运动，中国正在体验和温习100年前欧洲的革命性变化。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颇为意外地发现，在第三世界现代化的过程中，中产阶级总是最为革命的群体，在维护个人利益、鼓吹自由民主和反对官僚统治问题上，他们比蓝领工人以及贫困农民更有自觉意识。而长期以来被推崇为革命最彻底的后者，事实上更倾向于以革命的名义将抢劫合法化。其不择手段的后果，往往导致对社会资源的极大破坏。当然，中产阶级壮大后，又会显露出其保守的特征，然而这对社会的稳定又极为有益。
今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在全球化了的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西方发达国家的智囊们总有一天会真正明白：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正在经历一种革新。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里起作用的不仅仅只是“廉价劳动力”。为数众多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工程师、建筑师、医生、艺术家、律师、教师、服装设计师等阶层正在悄悄改变中国的面貌。这些变化已经不能仅仅用“西方资本拥有者与东方共产主义分子共同营建的原始积累式的资本主义联盟”来加以概括了。忽视这些改变对于中国的意义，就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和平崛起的巨大潜力；仅仅看重“廉价的劳动力”的优势，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城市中国》：您经历了世界上许多城市，看过了很多建筑，那么您如何看改革开放15年来快速的建设和变化？
周：各个城市都不一样，这跟中国的体制有关系。国外的城市规划非常法制化，对一个建设规划选民们要投票，有时会争论很久。而中国比较长官意志，有些城市严重一点，有些好一点。北京就比较明显，谁的官大谁说了算，谁有本事能在每年三月份召开的人大政协会议上讲话声音大谁说了算。至于那些贫民百姓们也就只有听任吆喝了。目前北京的城市规划整体感觉就比较怪一点。你在长安街上散步，你可以看到很富丽堂皇的景象。但稍稍沿一条巷子往里面走走，马上就看到贫民窟一般的老胡同。如同一个人穿了件新棉袄，外面看上去是绫罗绸缎，可里面却到处暴露着烂棉花。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新旧交替阶段的典型写照吧。相比之下，上海发展得还不错，基本上和上海的历史和人文氛围比较协调。
《城市中国》：请您谈谈快速城市化所产生的问题。
周：城市化本身是理由很正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城里人都想过得好一点，农村人都想进城。中国过去不是没有城市，中国人也不是没地方住，只是一个破房子住了一辈子；过去也不是没衣服穿，只是一件衣服穿了一生。但现在大家都想穿得舒服一点，穿得五颜六色一点。这样新的矛盾就产生了。
类似贫富分化问题就不讲了，严重的是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会出现的矛盾冲突，比如，旧的古迹和新的东西怎么配套，老的居民搬迁中引起较多的法律纠纷，等等。
还有，新的城市规划一旦成型后是不是能把它法制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城市的规划不是谁想改就能随便改。打开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有关城市规划的书籍，其中50％是与法律有关的内容。你会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规划一旦成型，就成为对任何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了。有时想修改甚至要到法庭上去，其中的程序也比较透明、公开和公正。你有意见可以告知政府，在市议会无法解决就到法庭上见分晓，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法律判决形成一个规则。我想，这才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发展方向。而我们的规划一般都是讲讲大道理，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法律问题来对待和研究。因此，频频发生像庐山别墅和圆明园湖心岛别墅等“丑闻”的事情，就不难理解了。
《城市中国》：请您给城市类杂志提点意见和建议。
周：你们的杂志我还没有仔细看，总体感觉海派文化的味道很浓，很注重品味和时尚，里面没有太多的领导致词和政治官话。这是和很多其他城市建设刊物很不同的地方。希望今后能更多地刊登及时反映我们时代发展的文章和案例。我是法律专业出身，当然希望你们能逐渐刊登一些有关法律内容的文章和案例。
谢谢你们的采访。
整理/洪虹
周大伟：旅美法律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睿智道邦(Richdomain）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 现在美国和中国两地从事教研和实际工作。Email: [email protected]
|
本类阅读TOP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