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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股东话语权的诉讼救济障碍！
曲峰
时下，股东有话想说，打破了市场中默默无语的沉寂局面。政策方面虽然赋予了股东通过表决进行说话的方式，但是对于小股东其它话语权的行使，在方式上仍然有些狭窄。比如，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的行使方式，就触及到了维权路上的处女地。下面的这个案例，让作为律师的笔者有些不知所措。
案情介绍：
2005年7月11日，上海通商投资研究所朱长春先生、陈浩先生，以流通股股东身份向上海茉织华股份有限公司（600555）发送了一份《股东专函》。二人凭借经济学常识和经验研究发现，茉织华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存在相应瑕疵、股东权益存在隐含威胁，治理结构存有一定缺陷。管理层有可能在有瑕疵的管理体系下，实施经营、重大决策、关联交易等行为上，影响或损害到股东净资产权益和二级市场市值权益，且部分决策行为（如委托理财行为、资产出售行为等）已经损害了股东权益。7月20日，朱、陈二人与董秘许鸣放先生进行了交流，并提出了公司治理的科学性建议和对隐含威胁的处理方式，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答复。二日后董秘回复，以正在接受证监会调查、不便答复为由而拒绝。
无奈之余，建议和质询均被漠视的朱、陈二人，想到了拿起法律武器维护权益，遂找到笔者。笔者接受该案并分析后认为，此类案例虽少、但法律规定相对严谨。股东行使建议权、质询权明明有法可依，赫然遭到上市公司及董事会的“白眼”，维权心潮毅然。作为该案的“操盘手”义无反顾的建议，唯有维权志士操戈抗击，才是柳暗花明的权宜之计，以求宽慰和树立典范！随后，2005年8月5日一纸诉状将茉织华公司告上了法庭。
2005年8月15日，笔者看到了这份来自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的《通知单》，而其中结果，实在让笔者（该案代理律师）有些匪夷所思！《通知单》中称：“有关民事诉状已收悉。有关朱、陈二位当事人请求茉织华公司履行对于股东建议和质询意见的答复义务；停止对于建议、质询权利的侵害；并要求董事会履行提案听取建议和质询及公开赔礼道歉等。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该请求不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特此告知，并退还诉讼状。”为此，诉讼维权再一次遭到拒绝。
现行的《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份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早在12年前，便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虽将股东建议权、质询权与查阅权共置于同一法条，但立法本意就赋予了股东“话语权”。随着市场发展，证券类法规和证监会规章等也能捕捉到相应之规定。诸如：
１、《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三十五条“公司股东享有下列权利：”中的第（四）项规定：对公司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第七十三条规定：除涉及公司商业秘密不能在股东大会上公开外，董事会和监事会应当对股东的质询和建议做出答复或说明。
２、《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建立能够确保股东充分行使权利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三条规定：“股东对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重大事项，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上市公司应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
３、《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第四条关于“投资者关系工作的基本原则” 中的第（六）项规定：互动沟通原则。公司应主动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建议，实现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双向沟通，形成良性互动。
４、《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对于投票表决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也再一次强化了流通股股东的话语权，通过分类表决制度作为缓解非流通股股东与社会公众股股东间的矛盾而采取的一项过渡性措施。
综上可见，股东“话语权”确实有法可依。它表面上属于社会学中的理论，而从法律上解释股东“话语权”，应当包括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和表决权等三个层面。但是，表决权似乎成为了证券市场中关注的焦点，立法相对较多。对于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的行使方式，以及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规定，存在立法不足之处，不得不说有些泛泛。
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甚至包括提案权）的行使，应当属于表决权延伸的范畴之内。其次，行使方式也只能透过表决权在股东大会上提及，并且不能超过会议议题的范围、且属于经营上的问题。再者，认为这两项权利会有滥用之嫌，不能随便赋予因无法行使而提请司法救济的诉讼权利。
另一种法律学说认为，股东建议权、质询权应当独立于表决权，属于并列关系的股东权利范畴。其次，在行使方式上股东可以随时行使该权利，而不论股东大会（包括临时会议）在开会或闭会期间。当然建议和质询的内容，也不一定必须是会议议题内容，包括经营、管理等多个层面。再者，对于诉讼权利应当与法定权利相对应，为了主张权利被侵害或不能行使，而请求司法机关调整争端和划清民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
笔者则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现实中，流通股股东的维权意识不强、参与股东大会的热情不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广大中小股东并没有真正成为证券市场的主人。法律赋予这两项权利是在12年前，当初的立法并没有考虑中小股东的参与热情问题，而立法的本意就是把建议权、质询权独立于表决权的。也是按照中国公司治理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对于董事等代理人实行建议和质询的学理。
其次，我国规定了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年会制度和10%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请求制度，以及有关会议议题事先明确的制度。而股东的建议和质询仅在会议议题范围内行使的话，则股东权利的表现仅仅停留在接受、否决和放弃的层面上，这只能属于表决权的表决结果范畴。不仅无法体现建议权的进言献策功效，也无法体现针对非会议议题质询的目的，更无法体现上市公司（或者董事会）的答复和说明义务。
再者，建议权和质询权是否存在滥用的问题，立法上的不足，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但凡建议者、质询者一律视作“闹事者”，则确实有些宽泛。所以，有志于上市公司建设的智者行使建议权、质询权遭到漠视，法院再不予保护，则这两项法定权利岂不是形同虚设！
另外，从法理上看，诉权更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只要是符合诉讼条件，就是合法权利的行使，不存在滥用诉讼权利的问题。法院也不能以该类矛盾可以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如信访）解决为由，或者以具有公众特性为由，禁止或不予受理此类诉讼。在法制建设和证券市场建设进程中，股东维权诉讼多数还是有相当的社会效应的，对法治和权利的实现有着助推作用。
诚然，股东话语权虽有重要权利保护之意义，但案例却凤毛麟角。甚者，司法实践因上市公司的公众特性，而总是遭到特殊对待！几年前的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案件，引起了法学界的争论，没承想，可谓“股东话语权先河第一案例”得到的结果，可能再一次引起轩然大波。证券市场中的维权智者们一直坚持不懈，我们法律工作者又怎能作壁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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