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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未知 来源：应用文写作网 加入时间：2005-12-29　月光软件站
2、金融危机对实物经济的反作用

    从目前可以观察得到的情况看：在金融高度扩张，金融投机增强，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日益脱离，票面资产与其货币基础日益脱节的条件下，金融企业的破产、倒闭，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和连带性等方面的特点。

    ——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能使一定数量的票面资产成为涉及许多倍的票面资产的衍生合同的基础，一旦发生投资（机）失误，包括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就会因数倍于其总资产的损失而突然倒闭，如近年来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和美国奥兰治县政府破产案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金融交易方式、规则的变化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巨大、速度极快，某些重大投机行为会导致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都是导致金融危机突发性的原因。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国家间、地区间金融联系的不断增强，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数量、规模及其复杂性以一种以往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发展，在包括衍生合同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上出现某些错位或脱节，往往就会引发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型避险基金公司）突然出现严重亏损，从1998年6月起在3个月内资产总值剧减90%，濒临破产。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主要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及俄罗斯政府推迟尝付外债引起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很快又在欧洲引起了的连锁反应，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瑞士联合银行因购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5%的股权也出现了严重亏损，该行董事长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了当代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连带性特点。

    当代世界经济发生的上述新变化将影响到当代经济危机的模式，使其发生变化。虽然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由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积累和演化而来，但由于金融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产业危机，使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扩张中得到虚假的解决。因而在金融扩张的条件下，金融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整体状况。只要货币市场运行正常，金融泡沫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产业危机就不易发生，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货币经济的紊乱就会严重地影响实物经济，进而波及经济全局。这种金融、货币危机对于实物经济的反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已经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发展全面的经济危机的事实所证明。

    从初步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于实物经济造成损害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公众消费预期，有效需求约束进一步加强。在金融扩张的时代，公众广泛参与各种金融及投资活动，甚至出现了全民“炒股”的现象。因此，大量的私人资产是以股票形式存在的，如美国个人净财富的38%是以股票的形式掌握在个人手里的。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股票大幅缩水，势必引起公众普遍的资产损失，进而打击公众的消费预期。

    第二，企业筹资、融资活动减慢，扩大再生产受阻。金融危机一旦发生企业通过金融市场筹措资金必然遇到困难。英国在1987年发生的严重的股市风潮后的一年里，通过发行新债券筹集到的款项比上一年减少25%。70年代经济危机时，英国企业的并购价值在三年中连续从13亿英镑递减至2.91亿英镑。

    第三，企业利润率下降。在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企业的自有资金的实际使用费用一般会上升，银行规避风险致使企业要缴付较高的贷款利息。

    第四，政府的财政税收受到影响。一方面是政府出售国有企业的计划遇到困难，如俄罗斯在数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不得不修改原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另一方面，投资与金融活动的减少又使政府有关的税收相应减少。

    目前已经发生和正在发展金融危机，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新形式的经济危机。它初步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和金融扩张不断加剧的条件下，金融危机的出现具有一定程度的突发性和连带性特点，某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极易波及相关国家的货币、金融市场，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在国家和地区间的传染、蔓延，并迅速达到某一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国家联盟都无法控制的地步。

    1997年首先发生于东南亚进而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是一场最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危机，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这场危机是历史上首次率先发生于“外围”地带，进而波及“中心”地区的经济危机。自殖民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西欧、北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首先发生，然后再波及到殖民地或作为“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数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直沿袭着这一模式。而这个沿袭已久的模式已被这场新的危机所打破。1997年和1998年，西方7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和德国相继发生经济衰退，以及在全球徘徊的金融风潮似乎在证明：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在“外围”的阻滞将破坏资本的整体国际循环的可能性。

    西方资本集团中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意识到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危机，将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国际知名的金融资本家乔治·索罗斯指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很可能过不了目前的这一关。边缘国家的经济还没有起色，不经过一番痛苦很难改观。”“在整个亚洲，反美、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外的情绪已经在酝酿，连日本都包括在内。”“直到最近，边缘所发生的问题是有利于中心的。但亚洲危机的正面效应已经开始消退，负面开始出现。……一旦股价反转，财富效应就会把市场的退却转变成经济的退却。这将进一步造成对进口货品的抗拒，并因而再进一步造成边缘国家的怨怼。”“除非我们认清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是有缺陷的，并且及时行动来匡正这些缺陷，否则一定会为其缺陷付出代价，不是这次，就是下次。我现在就可以说出危机的最后阶段，它一定就是政治危机。本土性的政治运动将发生于各国境内，这些运动将设法驱逐跨国公司，并收回‘国家’的财富。有些类似义和团造反的运动也许会成功，这些成功会动摇对金融市场的信心，产生自动的下坠过程。这种情形这一次不发生，就是下一次。”（1998）

    3、后殖民主义初露端倪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停滞还将产生政治的后果。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一个世界体系。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之后，对于西方来说，世界按照两个维度，分为四个方面：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传统的“东方”已不复存在。因此，面对新世纪，世界对于西方来说，主要是南方与北方，或者说世界更明确地分为：“中心”与“外围”，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带和以广大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外围地带，“中心”与“外围”构成了未来世界的基本格局。

    这种格局的界限，在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在韩国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新成员国沦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济国之后，变得更加清晰了。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链条逐步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少了。应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风险多于机会，代价大于利益。

    但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跌入“发展的陷阱”的现实，对于西方来说也构成了严峻的，甚至是致命的挑战。因为，“发展的陷阱”虽然出现在第三世界，但同样意味着资本国际循环的阻滞甚至中断。当代资本主义的“生命线”就在于维系资本国际循环的畅通。为此，西方在“冷战”结束后，将战略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并提出了新的战略蓝图——“国际新秩序”。现在西方的“国际新秩序”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垫高与削平。

    垫高，是对于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发展陷阱，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扶助，以防止资本的国际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生断裂，继续将这些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由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在非洲、亚洲地区的冲突热点，实施维持和平和经济重建，就是垫高的实例。

    削平，即对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有望“晋升”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实施遏制。采用经济控制、制裁，甚至政治干预、军事打击等手段，迫使其继续充当资本国际循环中的积累对象。近年来西方国家动辄实施经济制裁，利用人权外交频频敲打第三世界国家，国际资本集团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实施金融袭击，其目的都在于消平或削弱竞争对手。

    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及其控制下的国际经济组织利用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之机，加紧了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甚至接管其部分经济主权，更加直接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活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西方国家及其军事组织更加公开和直接地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物，甚至进行旨在推翻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大规模军事侵略。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对南斯拉夫的武装侵略。这些事实与动向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导致全球分裂化的形势下，战后西方国家采取的以经济参与和经济控制为主要手段的新殖民主义战略、策略日显疲态，难以维持危机四伏的世界经济秩序，难以满足西方不断增长的要求。因此，西方的行动已经表现出更加直接地干涉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事务的倾向。西方战略新调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向旧殖民主义的复归。在新的世纪里，第三世界面临着被再殖民化的威胁。

    参考文献：

    《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
    （美）罗宾·布罗德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会再有了》，载《外交》季刊，1988秋季号。
    陈雨露：《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分析》，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美）林登·拉鲁什：《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巨大危险》，载《政治经济述评》，1995年7月28日。
    美国证券工业协会：《外国经济活动报告》，载（美）《商业日报》1998年11月25日。
    （美）乔治·索罗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与中国》，载《战略与管理》38–39页，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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