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roninzhou(北流)
整理人: herijunlai(2004-02-17 00:12:3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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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的非典过去有些日子了，政府提醒说这个月仍要对非典提高警惕,这让我总是想起今年春天非典流行期间与我相关的一些事情，心中充满哀伤，忍不住将这个故事讲出来。其实，这篇文字我早在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就已开始动笔了。我不会写作，也从来没有正而把经地坐下来写些什么，可是这个故事，却让我有一种很强的写字的冲动，好象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不能对自己有所交待一样……
广州东站
2003年5月29日，广州火车东站检票口，红外测温仪正对着排成一个纵队背着大包小包等待检票入站的乘客，两边站着几个捂着大口罩的车站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民警和两个保安，也同样戴着白口罩。东侧一块空地上，摆了些茶餐厅里的那种红色桌椅，那些未及时填写“健康申报表”的乘客们在那里忙乱地填写着，表上的内容对于那些读过几年书的人并不复杂，可仍有许多人茫然不知如何下笔，这些人看上去应该是传说中的所谓“民工”（我本人很讨厌城市人把这个词当贬义词用）。
入站的乘客明显比平时少了许多，父亲和母亲正排在等待入站的纵队中间，我背着包站在父亲旁边，焦躁地跷脚往红外测温仪下张望着。终于到我们了，我把背包放在母亲肩上，退出了队列，父亲把两张车票和填好的“健康申报表”递给负责检票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她看了一眼表格，好象嘴里说了句什么，父亲没听清。我站在一边看到她把表格塞给父亲就要把父母亲往队列外面赶，我赶紧上前问怎么回事，原来是在表格的“症状”处未打×。
女工作人员对父亲大声道：“跟你说你也没反应。”（可能广东人说话本来大声）
我应道：“你这样说怎么让人听得懂？”（我是指她捂着口罩普通话又不标准）
“那你说我怎样说？”
“我也知道你辛苦，但也不用这种态度吧。”
“我态度不好你来干啊。”
“我干那你干什么啊？”
“我下岗啊。”
我看那位民警朝这边走过来，就不再说话退到了一边，父母亲也已经给进去了。由于非典，车站不售站台票，进不了候车室，我只能远远望着父母亲的背景，母亲背着一个大包，蹒跚着回头不断向我挥手，父亲提着一个旅行包，手持着车票，在四处找着他们的侯车室，终于，混在了乘客群中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里仍然望向车站里面的人群，这时，一股悲凉一下子拥上鼻孔，我再也忍不住了，快速跑下二楼，坐在台阶上，把头埋在膝盖里，任凭眼泪簌簌地流下来……
一年前
一年前，父亲因长时间便秘并伴随着身体明显消瘦去省城的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原发性肝癌晚期。听到这一消息，我才明白传说中的晴天霹雳是怎么回事，眼泪顿时就升了上来……
我到广东打工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了，长久远离家乡不在父母身边，总感觉未尽到身为人子的责任。在网上，我查阅了大量关于肝癌的资料，来认识、了解肝癌，原来肝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乙肝、肝硬化、肝癌是“三步曲”。回想起父亲三十多年前得过乙肝，后来自以为医好了。家里没有一个学医的，缺乏医学知识，据说人过四十之后，每年都应当去做一次体检，为什么我就想不起来早一点让父亲去做体检呢？我深深地自责。这种事情，总以为在电影里或别人身上发生，从来就没想过会发生在自已或自己亲人身上，不禁让人感叹生命之无常。
父亲可能至今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得的是肝癌，大哥、姐夫请求医生帮忙另外做了一份CT诊断报告，上面写的是血管瘤。一开始，也瞒着母亲，怕母亲经受不起这打击，但母亲还是从大哥、姐夫的表情和举动里猜到了什么。那次，母亲在电话里呜咽着对我说：“你爸得的是什么病？是不是要丢下我一个人自已去了？……你爸平日里整天唠叨着要去广州去广州，这回是去不成了……”我说：“妈，你别胡思乱想了，没有病也让你吓出病来了。”可母亲并未因我的劝慰而宽心。
是啊，父亲一直有想来南方看一看的愿望，我也一直想接父母亲来一趟，可总觉得工作忙，感觉还有时间有时间，这样一晃就是十年。唉，我为什么就没早一点接父母亲过来呢？我狠狠地责怪着自己。
到南方去
父亲做了三次肝动脉栓塞介入治疗，又不断使用各种针对性药物，加上饮食营养调理，更重要的是尽量让他保持心情开朗，病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一直到2003年春节过后的3月份，父亲又感觉身体不适，心情变得焦躁起来，要求去省城检查。大哥和姐夫十分为难，到不是不愿带他去检查，而是省城医院没有熟识的医生，无法一起配合好瞒住父亲。父亲年轻时读过师范，教过书，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弄不好很容易让他了解到自己的真实病情，如果是这样，情绪一低落，病情很可能会迅速恶化，这种情况，我们同村的保叔已有先例。
其实，我已咨询过国内许多肝胆科医学专家，有的还是国内很有名气的，并且把父亲的X光片也给他们看过，专家们都说无法实施切除手术。大多数专家还有一些我的医生朋友说，尽量让你父亲心情开朗、乐观，加上饮食调理，营养均衡，开些中药吃，没有什么根治的好办法了，一般肝癌患者从肝癌最初期到终末期，最多存活两年时间。
我考虑过后，决定让父亲来南方，由母亲陪同，在广州住一段时间后，过完五一再到广西南宁，到南宁一方面治疗，另一方面可以旅游一下。我在职的公司总部在广州，我被派驻到南宁负责广西的市场营销，宿舍就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旁边，看病比较方便。
我有位表兄是当地医院的一名主治医师，我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表兄说父亲的病近两个月内应该不会有问题，但最好还是先来他们医院检查一下看。打电话与大哥、姐夫商量过后，我又打电话告诉了父亲，父亲显然很是高兴和兴奋。我要求他先去当地医院做一次检查，再服用些中药和我寄回家的营养品，把身体调理的好一些再过来。于是，父亲便打消了到省城检查的念头，一心一意做着来南方的准备。检查结果出来后，表兄告诉我父亲可以到南方去。
2003年4月下旬开始，国内的非典影响明显一天比一天严峻，政府的“抗非”意识和措施也一天比一天重视和加强了。这时，父亲已提前买好了到广州的火车票，我打电话回家，父亲说：“是不是把票退掉不去了？……”心情显然很差。原本计划好一件令人兴奋的事突然取消了，就好象小时候准备跟妈妈去外婆家突然下雨去不成了一样令人扫兴和窝心。我笑着，轻松地安慰父亲：“买好了票就来嘛，广州这里没感觉到怎么紧张。”在那时，考虑的都是对SARS病毒本身的担心，并没想过SARS的社会影响。父亲听了我的话才宽下心来，不再焦躁。我告诉父亲记得带上口罩，并一再叮嘱父母亲路上不要带太多东西，只带几件换洗衣服就可以了，每次我从家里回广州时，母亲都会在我的包里塞上很多吃的东西，每次我都拿出来不愿带，令母亲挺伤心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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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偷生苟活，就去流亡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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