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ztiger2000(尘飞扬)
整理人: cswpcl(2003-09-09 10:03:47),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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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泰龙”模式》
（一）一个简单的市场竞争的模型
（二）中国电信的两大负担
（三）关于阻碍互联互通的行为
（四）普遍服务的界定及解决方案（之一）
（五）国家利益
一）
一个简单的市场竞争的模型——
根据流行的80/20法则，可以对一个企业进行如下描述：80%的收入来自于20%的客户，自然而然的，20%的收入则是来自于80%的客户。
假设在某地区某一行业中，只此一家企业，我们称它为本地企业，它有100名客户；假设它的产品的平均成本为1元，利润率为10%，那么产品的平均价格就是1.1元。有效需求的市场为110元。运用80/20法则，对于前20名高端客户的群体，企业只付出了20元的成本就获得了88元的收入；而后80名客户，企业80元的成本只得到了22元的收入。投资于前者，可获得暴利，每投入1元可获利3.4元；投资于后者，则是巨亏，每投入1元亏损0.725元。企业依靠这两部分客户群体的交叉补贴，从整体上实现了10%的赢利。
忽然有一天，另一家企业发现了存在于其中的奥秘，于是打着反对暴利的大旗，顺利地杀入这个市场，一举夺走了10个高端客户。它只用了10元的成本，就拿到了44元的收入。就整体利润率而言，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本地企业。为了提升自己的企业形象，也为了争取到更多的高端客户，更由于它自身没有任何负担，于是它决定降价，将产品的价格下调至1元，然后对外宣称：由于本企业的到来，促进了竞争实现了商品价格的下降，给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本地企业呢，一方面要承受着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还必须面对着利润快速流失所带来的经济压力。20名高端客户已经流失了一半，剩余的10名所产生的赢利，已不足以抵消后80名客户所带来的负担。企业付出了90元的成本，只能获得66元的收入。而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应对竞争，防止高端客户的再度流失，它不得不跟随着竞争者降价，这样它的经营状况就更为糟糕：90元的成本只能带来60元的收入。并且它的前景也是黯淡的，因为它的竞争对手即使在降价后也仍然有着300%的利润空间，而本地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已经步入了亏损。在今后的价格战中，竞争者完全掌握了主动权，而它只能任人宰割毫无还手之力。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企业不全力以赴地去争夺高端客户的市场？为什么不卸掉包袱轻装上阵？为什么不将有限的资本实现利益最大化？
因为它是中国电信。
当我写下这个企业的名称时，心情非常沉重。这个为它量身定制的模型，虽然在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简化，虽然在形容时有一些夸张，但是在大体上，我认为它还是能够反映出固话市场引入竞争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的——一些运营商们，发现了存在于其中的奥秘，于是打着反对暴利的大旗，顺利地杀入这个市场，一举夺走了大量的城市用户和大客户，将偏远农村的普遍服务让电信自己扛。它们只用了很低的成本，就拿到了很多的收入。就企业的利润率而言，它们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电信。因此它们有着足够的利润空间，可以用来打价格战。降价之后，又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客户。而中国电信由于历史原因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战略上已经陷入了被动的境地。
（二）
前几天，读了阚凯力教授的一些帖子，又读了相关的评论，其中有几条让我印象深刻：“移动和电信分家的时候，带走了最优质的资产，而留下的是负资产”；“留给中国电信的退休职工人数超过了在职职工”；“云南农村有40%的用户是主叫零次率”。评论者们大都很愤怒，在这愤怒情绪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电信沉重包袱的两大方面--老国有企业的负担和普遍服务的负担。
97年电信分家，国信寻呼划归联通，使其在一日之内就获得了遍布全国各个城市的营业网点。在许多中小城市，迅速实现了业务关系的本地化。当吉通、网通还只是在市一级的层面上努力发展而尚觉实力不够时，联通的触角已遍布全国各县。它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移动运营商，能有今日之辉煌，除了那张移动牌照外，国信寻呼也功不可没。虽然寻呼业日趋衰微，但总体上是得大于失。
移动带走了中国电信最优质的资产，而一起离去的，只是极少数的人员。短短数年间，这个当初的中国电信的一个部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和中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而直到现在，它基本上也没有正式的退休人员（？）。它也承担着普遍服务的义务，但它所承担的，可能较中国电信为少，相对移动几倍于固话的利润，这个负担显得并不沉重。近来曾经有报道说，中国移动已经实现了在珠峰顶上的语音通信，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普遍服务的义务，但我认为中国电信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珠峰顶上没有人住。
寻呼和移动分离后，留给中国电信的，不仅仅只是大批的退休职工，还有陈旧的管理方式和陈旧的工作风气，以及舆论的强大的压力和面对重组不确定性的困惑和迷惘。移动是新企业新气象，而中国电信包袱沉重士气低落。我不清楚，当初中国电信拆分的时候是不是依据了什么法律，如果没有，那么依靠的还是一种行政的手段。如果能有一部相关的法律，如《反垄断法》，依靠法律的强制性而不是依靠政府的强制性，也许对这种国企的拆分更适宜一些。
在电信拆分的同时，固话市场也已经引入竞争，但是中国电信却仍被要求承担着普遍服务的义务，其中最主要的是偏远农村的普遍服务。农村相对于城市，地广人稀，线路成本高。在城乡统一了费率后，在通常情况下，农村的户均消费就远远低于城市。而且往往越是偏远的地区，线路成本越高，而电信的户均收入却可能越低。这种成反比的关系，几乎可以做成一个公式来表达。“云南农村有40%的用户是主叫零次率”，如果这个数字是精确的，那么着实让人触目惊心。我不知道中国电信在发展这些用户的时候，是不是考虑到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如果说，发展普遍服务必须是以牺牲经济效益为代价的，那么中国电信到底还是不是个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可能只占总人口比例的少数，而在中国，是大多数。同样是农业人口，在中国只是个农民，而在西方就可能是个农场主。国情的不同，决定了普遍服务性质的不同。在西方国家，普遍服务可能被认为是企业的一种资源，在中国，普遍服务当然也是资源，但更主要的是负担。不能将西方的模式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我个人以为，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比较偏好于人均电话普及率，作为政府的企业局，中国电信也曾经热衷于“电话村”、“电话镇”甚至是“电话市”的活动，不排除这其中就增加了普遍服务的压力，增加了自己日后的负担。虽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电信方面，也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用户进入了提前消费。在偏远农村，那些只接不打的用户，他们的经济收入决定了他们的消费基础。过早地给他们装上电话，对于用户和企业可能都是一种痛苦。就用户而言，虽然仅仅是十二元的月租费，却可能是他们日常经济中的一笔沉重的支出。而对于企业，如果当初不是将有限的资金投向这些无利可图甚至根本就是严重亏损的农话，那么完全可以在其它项目上找到更好的收益。就这些用户的经济状况，他们本不应这么早就装上电话；而如果是作为一种民众的基本权利和生活福利，那么根本就不应当向他们收取月租费。无论盈亏，由国家来承担。在这件事情上，社会对中国电信采取了双重的标准，在承担普遍服务的时候，要求它代表着国家；而在分享市场和利润的时候，又要求它像个企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将企业推向了市场，却又给它留了条计划经济的尾巴。
中国电信，这四个字包含了太多的意义，其中既有中国的特殊国情，又有电信行业的特殊性质；既有国家赋予这个企业的光荣职责，也有人民对这个企业不理解的压力和无奈。
（三）
我并不想过多地指责那些新进入固话市场的企业，因为企业的逐利性，使得它们在逻辑上只能去做那些有利可图的事情--而不是相反，去偏远农村大规模地开展普遍服务。在竞争之初，中国电信已经建成了一张比较完善的网络，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竞争都可能导致重复建设。理所当然地将发展重点放在了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对于它们自己而言，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但对于中国电信，对于没有卸下普遍服务的中国电信，却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种不公平的防御。这就是屡屡遭受指责的、阻碍互联互通的活动。
阻碍互联互通的行为，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直接拉断光缆，或者通过修改局数据，造成大面积用户通信瘫痪的，这是显性阻碍。而不定期地修改数据，或者设下“机关”，使得竞争对手的通信质量时好时坏，这是隐性阻碍。就阻碍的动机而言，也可以分为自私性和保护性两种。自私性阻碍，就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接入的话务量对本企业并没有造成影响，而仍然采取的一种阻碍行为。保护性阻碍，则是在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在接入的话务量影响到本企业的通信质量时，所采取的一种防护性的措施。显性阻碍行为鲁莽，易于取证而制裁严厉；隐性阻碍则行事隐蔽，大量存在却往往无迹可寻。我个人以为，一种动机并不足以成为采取阻碍行为的全部理由，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都或多或少地同时存在着自私性和保护性两种动机。
自私性阻碍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主网是本企业的固定资产，为什么要借与竞争对手使用？就好像一个生产企业，为什么要将流水线借与竞争对手使用，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来与本企业展开竞争？主网就好像本企业申请的专利，虽然有时利用率不高，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并不想与人共享。而竞争对手为了发展，却不得不从头开始，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现象在专利世界比比皆是。今日放任竞争对手强大，他日对手却未必对本企业手下容情。如果有一天，本企业亏损或者面临破产，员工的工资也发不出来，那么我们现在的所做所为，岂不是自掘坟墓？
而保护性阻碍，则是由于另一些原因--主网企业承担了主要的普遍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它所面临的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从表面上看，新兴运营商借用了主网运营并且支付了一定的“借道费”，但这种网间结算的依据，其合理性让人怀疑。如果结算费用是低于主网企业的平均成本，那么它固然是不合理的。即使它正好等值于主网的平均成本，也仍然是不尽合理。因为相对于一部分用户这个成本是赢利的，而相对于另一部分则是亏损的；相对于一部分用户赢利会大一些，而相对于另一部分，赢利则会小得多。如果新兴的运营商支付了平均成本，却只做固网中有利可图的那一块，那么对于主网企业而言，这同样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更有运营商长期地拖欠网间结算费用，给主网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普遍服务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主网企业所有阻碍互联互通的行为，都可归因于对自我的保护。
由于结算费用较低，一些运营商将主网当作了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资源，利用自身轻负担、低成本的优势，向主网大量倾销话务量，影响了主网企业的正常运营。其情形正如：在上下班的人流高峰时期，主干道上本就已非常拥挤，却忽然从岔道上拥出了大量的人群，结果造成交通阻塞。如果这条道路是属于公用事业，那么政府会拨款增加路由或者“拓宽马路”，以缓解交通拥挤的现象。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它没有任何理由为了竞争对手的利益而去增加自己的成本。因此在岔路口设下“哨卡”，以保证自己的话务流量优先通过。而对于竞争对手，则任你有千军万马也只能过独木桥，表现在用户方面，则是电话不通。如果不这样做，主网企业用户的电话，就会与岔路话务，一起拥挤在主干道的瓶颈上。
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资企业，都是一个个有感情有心理的经济体。无论何种出身，在面对竞争的时候，都会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人性的很多方面，会在这些经济体上体现出来。商场如战场，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容量下，对手之间的竞争，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回首过去的家电和饲料行业，无不经历过一段黄金时期。行业日趋成熟，企业间的竞争就从激烈走向了惨烈。每一次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或者需求不振，对于中小企业，都可能是灭顶之灾，而大企业则依靠自身的实力，借机去夺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这时候，企业间的竞争就已不只是利益问题，而是上升到了生存的高度。竞争的任何一方，首先考虑的是本企业的生存，而不是竞争对手的生存。放任了竞争对手的强大，就意味着本企业可能被削弱。如今固话行业也已经步入成熟，电信企业间的竞争，在本质上与其它行业并无二致。政府和政策成为市场天平上的一个重要的砝码。如果政策偏向于新兴运营商，那么它们就会猛扑到主网企业身上，撕开一个个血口，疯狂地吸取营养，在自己心满意足成长壮大后，扔下一个空壳扬长而去。而如果政策偏向于主网企业，那么它又会坚壁清野，不给新兴运营商任何营养，任其自生自灭，即使都还活着，却也一个个的面黄肌瘦--让一个企业去承担着国家的权利和责任，这时它如果不利用自身的优势去遏制竞争对手，将会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更何况，它还背负着普遍服务的沉重负担。作为电信的政府主管部门，决不应当支持阻碍互联互通的行为，但是应当理解这种行为，理解普遍服务的问题长久地悬而未决，是造成阻碍互联互通的最主要的原因。与其下大力气，对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阻碍行为进行调查、取证和制裁，不如从源头上去解决问题。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四）
反对“泰龙”模式其实有一些很好的理由，但是我说了不算，因此不说也罢。
（五）
人是有命运的，企业也有自己的命运。如果有些事情注定要到来，那么我们将静静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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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风而来随风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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