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d-ldh(李杜韩)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03 02:38:34),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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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略特的诗云有某种时刻包含了整个历史、民族和时间的所有意义，而来到人的面前，这个时候，往往就是一个人“即将死亡”的时刻，这就是生存之实质意义之展露。不过，要强调的是，这个时刻对于人来说，往往发生在“心灵时刻”而不是“物理时刻”，即我们的“心灵”接受了一次重大的洗礼而转向的时刻。对于人的存在的本质而言，时间不是物理性的而是“精神性的”，因为某些时间对人的重要意义无可比拟。对于人而言，最重大的时刻就是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在行将就木之际，人会突然不期然地询问起自己的未来来：“我将怎么样？真的就此结束了？”不过这一问，并不是此时才产生的，无宁说是从年轻时期开始的关于生与死、来世与今生的无数次诘问和回答的再一次重现——但却是最真实、最迫切的一次！
潘能伯格认为，即使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意义上说，死亡并不能让人获得最终的整体性，“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死那里保留着一个未完成的部分”，我个人觉得这个所谓未知的部分就是“死后”，即使最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也不能否定：死后的灵魂之说，死后的一定时期的复活之说为非，因为没有必然充分的证据，因为严格上说，我们只能“推测”死后是否有灵魂，所以科学和无神论并无一个“铁证”能够在科学上和哲学的逻辑上“绝对地”否认灵魂存在之可能。宗教的回答始终成为无神论一桩头疼的事。因此说即使到生命的尽头，我们仍然未能穷尽“一生”之可能。
在这种理性的审视中，本质上理性的历史能够把人带向“末世论”。这种历史的理性本质上开放的，它对未来的、未知之事情具有“前瞻性”，这种前瞻也就是生命的敞开。然而，对于信仰而言，问题还不止于此，理性的前瞻不仅构成“末世论”的图景，而且“对未来的先在构思对于理性也是构成性的”，就是说一个个体的意义只有在这种未知的未来中才可能构成一个整体，一个最终的意义、一个定案。甚至我们平时说“某物之为某物”，也只有在这种图景中才显现出它的最坚实的意义——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个体者的特征和运动。因此，《圣经》中创世纪中的故事，亚当给万有起名字，这个名字就具有“法”一样的效力和理所当然性。一句话，历史理性的最终主权者不是认识中的“现在的人”而是在历史中归于历史地认识的“超然真理”，真理并不属于“主体的人”，主体只有倾听真理的份儿。在一个主体明白到一个终极性的真理的时刻必定是生命的某种“临界状态”“紧急或突发”的时刻，如死亡之前、如保罗在去大革的路子遇到耶稣而被击倒，如摩西在西乃山上见到上帝之火，如西蒙在即将归于列祖时看见耶稣的面，等等。
这些时刻不在工具理性之内，不在接受理性之内，但却可能通过历史理性而进入人的心灵，亮照一生的路途。真理不是主体的功利性表述（实用主义），不是无实证与科学的准确即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而被抛弃的传统的语言谬误（如逻辑经验主义所认为的），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虚无解构后的语言与思想的游戏，真理本质上是“神殿”的回声，它能够为理性所理解和投入。在基督教《圣经》中，特别是新约的耶稣教导中，在现代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的《艺术的起源》《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中，我们读到了理性与宗教的“亲和力”，这种力量与符合型的真理观迥异。历史理性的深处的一种先在的末世论结构：
“理性的末世论结构为信仰地谈论个人、人类及作为总体的世界的末世论的未来敞开了空间。这种谈论再不能被认为是理性的反面而被置之一旁了。”
这种理性存在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中，而更为发达的形态则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里，而与科学哲学、逻辑实证主义毫无相似，因为在后者这两种哲学中，“历史”和“开放性”是毫无意义的、或者意义非常次要的。也正因如此，象方舟子那样的纯自然科学思维而跳跃到作为“信念”的无神论立场的人，更加无从理解了，因为他根本不懂“历史是什么”“时间的生存论意义”。
当然，最后话需说回来。理性中的几种形态都是各具意义的，与宗教远的工具理性和与基督教遥远的接受理性，并非毫无价值。我的意思，绝非在证明上搞“非此即彼”。只高抬信仰而反对和断然否定其它的理性思想，这并不是我的本意。
理性是不只一种的形态，理性的一些共同点我以为是“分析”和“综合”，但不同的不同的理性的综合与分析的原则立场有几个不同的“先在结构”：面对“现在”的逻辑结构、面对心灵的接受结构、面对未来的“历史性—末世论”结构。
潘能伯格对信仰与这几种理性的关系加以总结时说：
“关于信仰之于理性的关系问题必须被表述为信仰与历史理性的关系问题，正如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而不是与亚里士多德或康德传统的先验理性观的关系问题。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对立是有意义的，不能机械地用历史理性来解释。不能说这种理性，既与信仰相反，则只与可见之物有关。不能不加限制地说，理性，与信仰或良知相反，只考虑命名。假若每个观念或想象的每一自发闪光都发自默然先设的、预期的、海德格尔在说及语言之词出自‘沉默的宏鸣’时所指的东西，那么上述两种说法都表示理性的删节。”
潘氏认为，信仰，基督教的信仰使理性得以衍生未来。这种信仰包含一种末世论的完美未来的认定和追求，现在保留在未来中加以总体的最恰当而充分的认定，而同时，理性判断的某物是什么、并指出某人是怎样一个人时，它必须要等待一个未来的确证。理性并不仅仅能考虑“正名”“命名”，理性在“反思运动”中总能回到“根源”上来，理性具备这种能力。我同意这他分析，我认为理性的这种反思反回根源的能力是“先在地”具备的，只是我们极少去关注和运用，如同当天伊甸园里的吃禁果的故事所传达的：魔鬼向人灌输一种虚假的未来信息，要有把身心全部投入到“现在”来，让人觉得眼前之物足可以是一个完满的“证据”而相信之。当人的思维停留在“现在的物器”阶段，这种自我遮掩，就是注定的憾事了。信仰与理性的分裂，某种意义也悠久得很，可以直追溯到伊甸园的故事“原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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