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d-ldh(李杜韩)
整理人: ulrikeyan(2004-08-03 19:29:49), 站内信件
|
音乐之崇高与人格之崇高的区别
刚刚拜读了楼下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与音乐——音乐本质再思考》一文，忽然有很大的感触的，这是一篇好章。我想起了我刚刚在写作中引用过的美国著名学者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原理》上说过的一番话：
“文学的有用性——严肃和教育意义——则是令人愉悦的严肃性，而不是那种必须履行职责或必须记取教训的严肃性，我们可以把那种给人快感的严肃性称为审美严肃性（aesthetic seriousness），即知觉的严肃性（seriousness of perception）。而教育主义者则会弄错一首伟大的诗或一部伟大的小说的严肃性所在，以为作品所提供的历史性知识或有益的道德教训就是严肃性。”
我现在拜读的邓双林先生这篇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与音乐——音乐本质再思考》的文章，我赞成作者的态度，以为那些人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把艺术与道德在本体论上，不加区分，我认为这种态度，同样是希特勒等人对音乐的心态！只不过具体的道德尺度刚好有些相反就是了。这也是上面韦勒克等所批评的。
音乐可以陶治性情，不错，但是这种陶治与性情的关系，却是相当复杂的，一个人的性情形成，主要地是靠直接的世间观念、理性和生活实例的教育，而不是靠艺术。艺术不可能承担这个任务，因为艺术的本质是超出现实的。一旦把现实的观念过多地融入去艺术中时，我们就会可能现实一种“独裁式”的艺术模式。会弄错艺术与现实的角色，我个人非常反对把艺术定位为“塑造人类的美好心灵”这样一个位置。请紧记：艺术发达到今天，早就不应是“教化”的工具，“教化”不是艺术的任务，艺术仅仅在于个性化的再现，超然地塑造“第二个现实”，艺术家就是凭它自己通过艺术史和其它任何的可能来源，为我们提供一件“可供欣赏、思考、把玩”的艺术品。至于艺术作品中反映了什么信息，那是艺术品内在的东西，不应视为艺术创作必然要承担的某种“义务”，非做不可，甚至按某些模式，非这样做不可。
我承认，伟大的艺术往往有某种神性之意，它是一个立体的存在：崇高的、悲壮的、细腻的、感性的、深刻的、剌痛的。但是，这一些全部都在提醒着人们——那是艺术中发生的一切，不是现实中的一切，两者应该有本体距离。我认为，在这点上，包括海德格尔都搞错了。
邓先生这篇文章提供的反思，让我再一次看到了这种危险——艺术与现实，在道德的尺度上不区分。这最终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邓先生的文章提供了一个细节：希特勒特别喜欢的几位作曲家，如贝多芬、瓦格纳、布鲁克纳。我认为，绝非偶然。这三个人的作品，就是给人以某种强力意志建造的“大统一世界”的愿望，这种欲望，在哲学上是虚假的，是整体性的欺骗。因为纳粹的崇高理想——在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恐怖主义那里，的确存在一种崇高，崇高并不保证一种主义的正确性，崇高只是这批实践者，面对理想所产生的献身激情和心境——是指向一个理想国，象文革指向一个社会主义操控一切，胜利一切的“整体话语”一样。在这样的整体性中，从里到外、从头到尾，都只有一种“强力声音”，它在自身中幻化出自己的对立面，如希特勒把犹太人幻化为所有问题的根源，文革把“一切封资修”幻化为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一样。贝多芬迷、瓦格纳迷和布鲁克纳迷们，似乎都有一些共通的地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心境、对崇高辉煌的格外入迷，而且瓦格纳和布鲁克纳比贝多芬更甚！显得虚张声势、华而不实。他们音乐中的思考很不踏实。
两个星期前我在唱片店意外见到一位没有见十多年的朋友，我问他近来听什么音乐居多，他脱口而出：布鲁克纳。我说，我几年前花了七百多元买了一套DGG唱片公司出版、约胡姆指挥、柏林爱乐和巴伐利亚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奏的布氏的交响乐全集，共九张，我还没有听完，印象都是几年前的了，大概我比较喜欢他的第九吧。这位朋友脱口而出：“第八，您听听他的第八”，我问，您听谁的版本最多，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卡拉扬七十年的版，很辉煌。我说：“布鲁克纳，你觉得是什么吸引您？”他想了想：“可能是他的宗教感吧。”我与朋友道别时，约定改天一齐听听布氏的第八。我回到家后，当晚我真的认真地听了一第八，非常让我失望：布鲁克纳的音乐所传递出来的宗教气息，是虚假的，他把宗教简化为崇高感、上帝控制的无上权威的赞美和对人类命运的无方向性的简单幼稚的沉思，在他那里，宗教的虔诚是对上帝世界的辉煌想象和人类路程的乐观信念，除此之外，没有了。我听到第二乐章就脱口而出：“一部虚伪的作品！”
近年来，我对贝多芬的音乐，特别是他的交响曲，不太喜欢，原因也类似，贝多芬的交响世界，过份地理性，是分析型的，把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作了通俗却粗糙的理想主义解读，尤其他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可宁肯定莫扎特的表达。而瓦格纳和布鲁克纳更加等而下之。
我无意评论作曲家们的精神世界，而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音乐里的教育意义，如果一旦被有意识地用作传达某种音乐之外的理想主义原素时，这部作品的品质会很可能受到影响。它缺乏一种特有的诚实：即对人类境况和理性的局限的客观评诂。这种作品会很快被人识破。的确，论对音乐的贡献，上面说的都是大家中的大家，但是不等于大家的境界就是没有问题，就是完善的。莫扎特的世界、巴赫的世界，比诸上面的三位，来得更真诚、恰当，因为他们的谦逊、和美态度，不是装出来的。
希勒特喜欢贝多芬等三位作家，无疑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是他的喜欢，本质上是通过贝多芬等人来诠释他自己！那怕他不是刻意地这样用。
但是，无论在艺术中，还是在现实，自然而然，才是最难得的。在此，自由必然意味着平等，而不是首先意味着崇高感、使用命。 平等意味着对人类局限性的正视，对一些东西，都不应置评，没有一种的信念和信仰，是可以尽善尽美的，那怕的假以时日，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对艺术和人，我们都应更加平实在对待。
另一方面，艺术毕竟是艺术，艺术中的道德是审美的道德，而不是现实中的道德，两者不应越界。这一方面，中国儒家有一个坏传统：尽善才能尽美，把美与善没有作细腻的、恰如其分的介定。所以，中国的艺术形态，在近代以还总比西方的要差。
纳粹德国对艺术的追求，是世人皆知的，其实这正好说明了艺术与现实的德性，有一个本体的距离：坏人的艺术品味不一定差，反之，好人不一定好。在中国书法史上，奸臣蔡京的字写得极有水准，比岳飞（传）的字要高明。一个杀人犯可能是巴赫音乐的极佳诠释者，这有什么奇怪？艺术与道德，毕竟是两套完全不同标准的系统。更何况最抽象的音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