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hitlinpq(小林子)
整理人: sayrainly(2003-05-09 20:04:05),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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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提出：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依赖两大理论支持：前工业时期依赖社会达尔文主义，但导致了恶性竞争，社会进入了非理性的无序的状态；后工业时期依赖"共生"（亦称"和生"）原理，社会发展逐渐趋于和谐有序。
"共生"才能促使事物健康发展的道理已逐渐为国人所接受。近年来我们猛烈抨击"应试教育"而主张"素质教育"，是因为认识到前者是一种社会达尔文式的排除式的发展，少数学生的发展排除了多数学生的发展，高升学的背后制造了许多仇恨的情绪。而后者创设了一个"共生"的环境，一棵树的生长并不排除其它树的生长。因此在素质教育的平台上，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体现自己个性尊严的角色，尽情挥洒其独具个性的创造色彩，自由舒展其自然澄明的心灵空间。
"共生"原理广泛运用于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我国近年来加大上海浦东和广大西部的开发力度，不再把优惠局限于几个特殊的区域，是出于"共生"的考虑；加入WTO，拿到加入国际市场的准入证，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共生"的考虑。这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一些人却因此提出怀疑：中央要抛弃深圳了？新近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也发出疑问：特区的大旗还能继续飘扬吗？
怀疑者的主要论点是：加入WTO后，"经济特区"已经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经济特区是与WTO精神相违背的。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将发生很大变化，优惠政策将全面普惠化。在对内对外开放的双重压力之下，经济特区的存在已经丧失了重要的政策基础，窗口作用显著下降的深圳难以再享有特殊政策和照顾，来担负改革试验田的重任。一句话，经济特区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完结了。
怀疑终归是怀疑，笔者曾从事经济管理的学习与教学多年，拟从经济与教育的角度谈谈看法。
一、特区的大旗不能倒，不会倒
说特区大旗不能倒，不会倒，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一）经济体制改革虽卓有成效，但还有许多尚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特区继续担当先行实验的重任。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以经济特区为试验田，成功地革除了经济体制中的诸多弊端：如产供销，人财物的高度集中；如用国家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活动；如形式单一的价格体制，统存统贷的信贷体制、统分统配的劳动体制；如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实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如在垂直型领导体制下，缺乏监督制约、企业领导对上不对下从而形成的官僚主义；如工厂全民所有工人一无所有，劳动群众同生产资料不能直接结合的分离制等等，改革成果是丰硕的。但我们也要看到，经济体制改革的路
还长，随着改革的扩大与深入，我们将面临更多的来自理论与实践的难题，如：计划性与商品性如何统一？企业成为经济实体后会不会导致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失控？各地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以招商引资，或多或少损害了国家与地方利益，如何建立统一的融资市场，融资渠道？国家如何控制全社会的投资规模？地区经济时代来临，是都市圈模式好还是直辖市模式好（笔者以为直辖市模式好，恢复建国初期的14个直辖市，再增设10余个直辖市，这有利于缩小地方差距，趋于平衡）？地区经济时代的到来将进
一步拉大地区差距，是继续拉大差距换取效益还是投资西部减少效益来换取平衡？地区差距拉到多大为宜（有经济学家提出8.7：1为警戒线）？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知识分子成为剩余价值的最大创造者，其待遇如何计算？基尼系数控制到多大为宜？落后的"721"型产业结构如何向先进的"127"型产业结构调整、转型？企业破产与主人翁失业问题如何处理等，许多问题都亟待经济特区来先行试验，逐一解决。"摸着石头过
河"的人刚到河心是万不可扔掉石头的。
（二）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特区的实验与示范。
1981年7月1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时明确指出：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将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新近结束的十六大也要求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方面要继续走在前列"。"制度创新"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目前，我国政治机构中的双重领导体制问题，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问题，以案立法以加强法律法规操作性问题，集权与分权问题，政治民主化、公开化、法制化及其监督体制问题，垂直型领导体制与"双走向"领导体制问题，政府角色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化问题，依法行政反腐倡廉等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解决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而这一系列配套改革都离不开经济特区这块试验田。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而政治体制改革尚待进行的时候说撤销经济特区，岂不
是空穴来风？
[ （三）从世界林林总总的特区看，深圳特区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存在下去经济特区并非新概念，它是国家或地区划出一定地域，在对外经贸活动中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用减免关税，消除贸易壁障等特殊优惠施。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经验，以达到一定经济目的的特殊地区。经济特区是国际经济合作和贸易发展的历史产物，从意大利热亚那港口来亨在1547年定为自由港起，它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了。如今世界各国以自由贸易区、自由工业区、自由关税区、自由港、对外贸易区、加工出口区、科学工业园、自由过境区、投资促进区等名目建立的"经济特区"已近400个。随着经济特区发展的需要和国际市场的变化，今天经济特区单一的经济职能已转向多样化、综合化的功能，如新加坡即从转口贸易为主发展成为加工制造、贸易集散等综合性的特区。许多发达国家办经济特区已有二三百年的历史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设了五大综合性经济特区，它们不但发挥着经济职能，还具备窗口、示范、试验等多重功能。二十多年来，我国五大经济特区为高速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它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重任下还将担负起先行试验与示范的作用。自然，还有赖于中央在减免关税，反倾销，消除贸易壁垒等方面继续给特区以优惠政策。
我国加入WTO，在谈判中承诺只是一种市场准入机会，我们需要履行，实施的只是一种统一，透明的外贸政策，这与我们带着先行实验区性质的经济特区并无矛盾。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是：经济特区的大旗还会长久地高扬在深圳的蓝天丽日下。
二、深圳如何高扬特区大旗
作为特区之首的深圳，如何高扬特区大旗，继续担当"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的排头兵？下面重点从"修炼内功"方面谈谈管见。
（一）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据载，当年克林顿上台之初，美国经济指数持续下降，主要表现在日美贸易大战中，美国年年出现逆差；专利大战中，美国也处于动辄得咎的窘境中。以1991年为例，全世界申请专利127万宗，日本独有50万宗，约占40%，搞得美国制造业大幅度萎缩。次年克林顿组织专家进行经济活动分析，研讨对策。分析结果发现两个问题：一是贸易大战中日本之所以成为顺差大国，占尽上风，是因其产业结构比美国更优化更合理。美国三次产业结构基本上沿袭"1：2：7"的比例，而日本已将三次产业结构调整"0.5：2.5：7"的比例。第一产业日本弱于美国，第三产业持平，而第二产业即加工制造业日本明显强于美国，外贸的主要支撑点是加工制造业，所以日本总能在贸易战中处于有利位置。找到原因后，美国迅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减弱第一产业，加强第二产业，很快扭转了贸易逆差。二是专利大战中，美国发现其专利虽少于日本但全是"基本专利"，而日本应用技术特别发达，全国单是民间创造发明协会就有600多个，但除中松博士全是基本专利外，日本的许多专利都是在美国基本专利的基础上或综合
利用或稍加改造而形成的"周边专利"，实际上日本在专利方面侵权严重。于是美国相继把日本的"东芝"、"索尼"、"尼康"、"佳能"、"美能达"等大公司推上了法庭。是年美国单在专利方面获得的赔款就达500亿以上，很快拿回了贸易中的逆差。当年许多传媒以"日本人中了美国的木牛流马计"为题报道或转载了此事。
深圳的产业结构如何呢？笔者根据深圳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作如下分析：2002年深圳GDP高达2239.41亿元，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三个特大城市继续稳居第四位。三次产业占生产总值的相对数分别为0.84%，55.14%，44.02%，综合考虑产值及从业人员等多项参数，深圳三个产业结构的比率是"0.11：5.58：4.31"。这个结构较之我国多数地区落后的"721"比例来说已经很进步了。但较"127"与"0.5：2.5：7"比例，深圳的产业结构还显得落后不合理。深圳应该利用加入WTO及毗邻产业结构合理、第三产业发达的香港这些时段与地缘优势，赶快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首先要加大第一产业的科技含量，加大投入和产出。以海水养殖与海洋捕捞为例，日本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约5300人，仅海产品总量就达5600万吨/年。以1.2亿人计，人均0.47吨。深圳海岸线长达230千米，海水洁净，海洋生物种类丰富，海洋养殖和捕捞条件都很好。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也高达4万。2002年深圳海产品为5.48万吨，海洋捕捞产量2.25万吨，总量为7.73万吨。以深圳常住500万人计，人均0.016吨，约等于日本的1/30。如果大力发展开放型农林牧渔业。使农林牧渔迅速向着商品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深圳的第一产业是大有潜力可挖的，第一产业（不包括应归属于第二、三产业的乡镇企业）年产值达到200-400个亿是可行的。
第二产业在2002年完成增加值为1234.82亿元，在三大产业中最为发达。这主要是近年来香港等地的资金、技术和产业转移为深圳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动力，深圳已成为中国制造业重地。下一步要抓紧完成劳动、资金密集型企业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升级换代。
第三产业如同第一产业一样明显偏弱。调整产业结构，重点要在第三产业上做文章。如能充分利用香港服务业发达的优势，大力发展商品、金融、交通、城市建设、邮电通讯、公用事业、卫生、文教、住房、饮食、旅游、文化娱乐、环境保护、生态整治、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以及预测、决策、规划、发展研究、可行性研究等第三产业群，可以使深圳占得发展先机。现在全国各地正忙着招商引资全力发展第二产业。深圳应该继续超前而不要追风。第三产业上去了，消费水平提高制激生产
水平上升恩格尔系数下降，马太正效应就凸显出来了。
（二）端正教育指导思想，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CBE、DACUM式的职业教育十六大报告对新时期教育指导思想有如下表述：坚持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通过创新教育，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反观我们的教育现状，所作所为与新时期的教育指导思想是相悖的，忽略了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全力培养的只是少数拔尖人才。深圳中学一位外籍教师曾指出中国学生最终能上大学的不过11%，而各级学校所有的教学，面对的都是那11可能性。中国把最好的教育资源差不多都给了这11%，而事实却是这11%中的许多人大学毕业后出国就不再回来了。余下的89%的上不了大学的学生却被剥夺了享受最优教育资源，享受基础教育的权利，从小陪着"太子"们接受考试教育，学习的是考试而非长知识长能力长智慧。文化素养劳动素养都相对较差的他们却将构成中国的社会基础，中国未来的发展就在他们手里。毋容讳言，我们的教育目标出现了偏差：重普教轻职教，重拔尖人才的造就轻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这种偏差理应在"先行试验区"的深圳得到纠正。
从深圳现状看，作为全国加工制造业重地，深圳需要学术型，工程型人才，但缺口最大的却是技工，技师等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可以预计，随着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升级，深圳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未来十年的需求量以百万计都将是保守的估计。统计资料显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从事技术，管理及新产品开发研制的白领与从事产品生产的蓝领之比大约是2：8；而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内，这种比例正好倒置过来变为8：2。1956年，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白领工人超过从事物质生产的监领工人人数的情况。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的现代企业中的白领蓝领之比就进到了7.5：2.5。前几年美国甚至提出了在2015年"消灭"蓝领工人的设想，届时生产线上的工人将越来越少或全被机器人替代。急于进行产业调整转型升级的深圳，很快将面临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大饥荒。单靠"输血"是难解饥渴的。大力发展职教，提升人才的自培自产能力才是明智的选择。
但长期以来，社会、家长、学生都把职业学校视为另类，只有考不上高中，无路可走的学生才勉强就读职业学校。不少职业学校为了生存、或花钱"买" 学生，或免考收罗学生，无奈与尴尬是每一所职业学校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办法使职业学校成为"香饽饽"吗？有的，办法之一是尽快建立一套完备的职教系统。就学历教育而言、初中、职高、职教院一以贯之；就资格与学位教育而言，技工、技师、学士、硕士、博士一以贯之，形成与普教一样的多层次，可持续发展、进步的系统。职高毕业生可择优升入职教院或职业大学，学士之后还可以升读硕士、博士，这样的职教系统其吸引力不会小于普教系统。办法之二是走新型的CBE、DACUM职教之路。加拿大，前西德等国家早就建立了发达的职教体系，70%的中学毕业生进入职教系统继续学习。其CBE理论与DACUM教学法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即职业学校必须从企业的需要出发，进行职业目标分析与专业板块设计，以应用能力为基础开发课程体系，培养适销对路的应用型人才。学生毕业就能上岗，迅速从学习领域进到创造领域。DACUM教学最大的成功是把学习的理论形态转化为理论的应用形态，它适合听觉、视觉、肢体以及印刷文字等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者。可以说，无论什么学生包括应试教育中的失败者，只要努力都可以在DACUM的学习平台上成为优秀。办法之三是是上述的第一个办法的深化，即干脆撤销中专与职高建制，让中职与高职合流。我国的中等职业学校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前苏联借鉴而来的，旨在为当时的156项企业培养车间工艺员。全世界只有前苏联、朝鲜及我国才设有中职这个较低的教育层次。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面对高中文化程度的工人。面对产业内部知识、工艺、技术含量的不断提升，中职学生无论是文化素养还是职业素质都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建议中职与高
职尽快含流，然后按三七开的比例招收高、初中生。如生源为高中、学制定为两年即可，如生源为初中，学制可定为4-5年。前两年重在提高文化素养，后2-3年重点培养职业能力，使学生在保持职业定向性的同时又具备综合性及优良的发展潜质。
初中生进高职学习4-5年，学历为大专，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比起中职来延长了1-1.5倍，可以相对减轻社会就业压力。把具有较大可塑性的中职生培养成高职生，减少了人力资源浪费，对于提高深圳市民整体的智力指数也是很有好处的。同时也增强了职业学校的吸引力。更主要的是借此可以填补深圳每年三万以上的并且仍在不断加大的应用型、技术型人才的缺口，提高深圳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深圳市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显示，深圳现有小学395所，在校学生41.5万人，年增长率在14%以上，如以小学毕业生升学率100%，初中毕业生升学率96.2%计，那么每年至少有6.7万初中毕业生升入普高或高职。假定这6.7万人以三七开的比例向普高与高职分流，那么高职每年的生源应在4.5万以上，高职在校生的规模可达18万左右，办8-10所规模在2万人左右的职业大学是完全可行的。这不但可以壮大深圳的高校规模，同时每年4万以上的毕业生也尽可以满足深圳对于高级技工、技师的需求。
当然，大力发展职教（包括职业培训、成人教育）并非要否定普通教育，通过普通教育培养学者型、工程型人才也是十分重要的。按以上参数计算，深圳每年高中毕业生应在2-2.5万左右，如果深圳高校吸引力大，出入深圳的考生相当，那么深圳全日普通高校在校生可以达到8-10万人的规模，办4-6所规模在2万人左右的普通高校是可行的。普通大学与职业大学在校生的规模达到了25万以上，深圳"文化立市"的战略设想就可以完全得到实现。
现在流行一种新的发展观：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不丰富而人力资源丰富，照样可以成为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日本去年GDP值达4万个亿（美元），在美国10万个亿之后列世界第二就是证明。腹地狭小，资源奇缺的深圳只有走开发人力资源的路子，才有可能再铸辉煌，继续担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三）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广种梧桐树，长使凤来仪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个神奇的法则：空气成分中氧与氮之比为22：78；人体中水与其他物质之比是22：78；一个正方形内切圆与四角面积和之比是22：78；现实生活中富人与普通人之比是22：78，而富人财富之和与普通人共有财富之比也正好颠倒过来，约为78：22。这个神奇的"二八法则"同样适用于人才结构，即人才与普通人的最优比例以22：78为宜。
深圳是否达到这个人才配置的最优比例了呢？以2001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为例，深圳常住人口432.94万人，加上暂住人口共700.84万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56.49万，占全市人口比例的8.06%，远低于22%的合理比例。10万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为9060人，远低于北京市的16843人，也远低于津沪。人才构成的相对数在全国排在第9位。一年之后各项指数有所提升，但在"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情况下，京津唐、沪宁杭等地提升的速度更快，并且他们的人才自产能力远在深圳之上。
想当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不仅孔雀东南飞，连麻雀也东南飞，一时之间，万涓汇流，百川奔海，人才涌动，商机无限，热土地上火热的场面着实令人振奋。但深圳进人的门槛筑得偏高，在第一轮人才争夺战中未能构筑起人才高地。加入世贸组织后，面对政策普惠化，万马奔腾的新局面，深圳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端正认识，以便在新一轮人才争夺战中占得先机。
一是对来深发展者要提供相应的国民待遇。我们承诺对来自他国的产品，服务及服务提供者，知识产权所有人以国民待遇，为什么不给在深圳服务的本国公民以国民待遇？"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做法可能导致人才"回流"或"断流"，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二是要注意广泛吸纳"软"性人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生产力中的软因素--文化、教育、艺术、卫生、管理、各种专业服务在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不但促进着物质资料的生产，还完成着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给社会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各类人才，推动着以诚信、公正、透明为内容的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建设，创造着以善与美为特征的丰富的城市文化，塑造着人与城市之魂。可以说，城市的文化建设与灵魂塑造水平直接制约着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深圳以前引进人重"硬"不够重"软"这种观念需要转变。上述软性人才应大力引进，虽然他们并不直接参加物质资料的生产。
三是打破年龄限制广纳人才。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年轻是深圳的通行证，不少单位都把35岁作为选用人才的"红线"。其实这是一种作茧自缚的蠢行。民谚有云："三十岁的圈子，四十岁的票子，五十岁的脑子"，是说五十岁这个年龄段才可能出智者型人才。不可否认，数字化时代已经使不少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如IT、CI业迅速进入了"后喻时代"，年轻人强于中老年人甚至成为中老年人的老师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有许多行业如文化、教育、卫生、高技术服务业、学术领域等，需要阅历、经验、才学识、人事、世事的长期积累，35岁甚至四五十岁后方能成才成气的现象很普遍。有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的高科技术领域，55%的雇员年龄在45岁以上。深圳在人才引进方面要淡化年龄界限，四十、五十岁甚至更大一点都没关系，只要管用，能用就行。
四是注意吸纳"人才优势中心"。"人才学"研究成果显示："优势中心"可以代代或隔代出人才。如孔氏家族，从孔子、孔安国、孔融，孔尚任到孔令辉，群星辉映，星汉灿烂；如周氏家族，从周敦颐，周昂到秋瑾、鲁迅、周作人，周建人，周恩来，江山代有，人才辈出。其余如杨振宇，丁肇中，邓稼先，钱三强，包玉刚家族，如深圳2002年高考状元李博萌之家，美国7大名校竞相以高额奖学金抢培的深圳学子韩嘉睿之家，都是大大小小的人才优势中心，形成一条条绵延不绝的人才链。深圳要具备抢挖人才优势中心的意识，对于那些一门甚至一门数代都是名人或名校毕业生的家庭，不应该用一个进一个，而应该淡化年龄界限，连根挖一锅端，要金蛋，也要会生金蛋的母鸡。这不但有利于加深深圳的文化积淀，营造书香社会，还可以使深圳成为永久的人才基地，人才高地。
修炼内功除以上举措外，从发展看，要加强深穗，深港合作。深穗合作，可以大大拓宽深圳的腹地，形成强大的华南经济圈。深港合作，深圳就有了进军东盟，走向太平洋圈的跳板。其实深圳这种内靠外接的地缘优势是领先全国甚至远胜于上海的，上海有广大腹地，但面对的却是茫茫大海，空阔无依，对外的延伸力没法同深圳比。此外，深圳拥有国内发展最好，最有成效的巨大的加工工业基地，而香港拥有包括金融、物流、商业营运、保险服务、投资服务、创意服务等一大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服务团体，二者合作的互补性很强，这对于深圳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是很有好处的。同时香港拥有1万个亿（美金）以上的巨大的融资能力,可以满足全国的融资需要。扩大开放以来，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优惠无边，极不规范。目前国际尚有1万个亿的游资迟迟不肯投放中国市场，这与中国融资渠道融资市场不统一不规范是有关系的。如果深港连手，组建中国统一而规范的融资市场，这是利于深圳惠及全国的大好事。
教育方面，除加强职教外，还应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加强双语教学，中西方道德接轨接口教育，以增添深圳的国际化色彩以及世界对深圳的认同感。城市建设方面，深圳的建筑诚然美仑美奂，以不见一片瓦令所有深圳人骄傲，但清一色的的现代建筑未免使人感到单调，不能给人层次感、历史沉淀感。如能配搭一点罗马式、哥特式、巴洛克式、古典式、各地名建筑仿真式、后现代式等建筑，多样的风格可以使城市变成无声的音乐，流动的历史。再有曼哈顿式的商区，高档次的消费娱乐区，必能使深圳成为中外人士十分心仪的安居乐业的地方。消费方面，宜尽快建立以诚信为内容的个人信贷制度，鼓励深圳人买房买车，有恒产才有恒心。深圳作为年轻的移民城市。移民们还远未形成对深圳的认同感，这与许多深圳人没有"恒产"是有关系的。有房可以"放心"有车可以扩大活动半径，这将使深圳更具活力，魅力。
昔日孔子使楚，看见一群饿极的小猪崽围着已死去的母亲欲吃奶，过一会见母猪一动不动，一点反应也没有，小猪便离开了母猪，连奶都不吃了。小猪崽不再吃母猪的奶，是因为尽管母亲的形体尚在，但精神已去，它们就不再承认这是自己的母亲。庄子由此提出，决定"类"的是精神而不是形体。套用这个结论，笔者想告诉深圳，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新一轮的城市竞争如何激烈，只要深圳拓荒、创新的精神不变，深圳人民就将永远团结向上，继续续写春天的故事。
东风猎猎，特区的大旗将继续高扬在深圳的上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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