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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遥远的异乡人
发信人: sk166(冰冰凉)
整理人: qdanger(2003-04-02 14:45:02), 站内信件
“你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每次妈妈这样问我时,眼睛里都充满了希望。 
  那句她期待中的“我当然能”我也许永远也不能给她。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我会因此而后悔的。 
  妈妈十六岁上山下乡,从此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在家待过。 
  如果这个世界上外婆还爱什么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她自己。至今妈妈挽起裤腿时我仍会看到旧日外公外婆暴虐留下的依稀痕迹。“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我相信,义务是存在,但是义务其实没有温度,不是么? 
  妈妈的老家在重庆,爸爸的老家在湖南,偶然的迁徙使爸爸成为半个重庆人,也使他们成为邻居。“你妈妈小时侯特别傻。”爸爸对妈妈的历史总是从扎羊角辫、穿花褂子时讲起。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诡秘地笑。其实爸爸讲故事的本事是远远比不上妈妈的,每当妈妈得意地哼起爸爸当年在学校里表演的诸如“二娃赶猪上山”之类歌舞的调子时,他就会立刻而又隐约地脸红。而对于我的追问:为什么当年作文写的那么臭上课老打蔫为什么调皮得天花板上都有你的脚印儿,则一概傻笑。而妈妈对爸爸的问题则是:“为什么当年没帮我赶那条狗?”爸爸憋了半天支吾道:“那不是有好多同学么?”四十年了,我不知道四十年后自己会不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也许,我早已忘了怎样回答。 
  爸爸妈妈经过回城、进厂、再招工等等许多波折后参加工作到了徐州,在徐州生活过的年头和我的年龄一样。但是我却不会说重庆话、湖南话或者徐州话其中任何的一种。从没有人从我的口音中听出我是哪儿的人,除非,他们听错了。“不要乱学,学了口音就不正了。”也许,但是我有哪种口音呢?有一件小事至今还记得,多年前的火车上,一阵重庆乡谈吸引了爸爸,他上前就拍人家的肩膀,滔滔不绝的家乡话使他根本就不用说老乡二字。“你不是合川的么?啊,我是哪儿的?你说我是哪儿的?”爸爸十年没有回去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像对方一样理直气壮地边侃边争着一家家厂,一条条街,一个个人直至某条街转弯处的那个糖果店?就好像它们就是他们掌心的纹路。两个人很快将各自的坐标精确到某店旁边第几排房子,仿佛他们生来就固着在那里,从来没有被风吹散开去。火车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我把车窗推开,任清冽的风灌进车厢。窗外几棵光秃秃的树,纤细的枝条黑黝冰冷,冬日苍白的余辉下,它们脚下淡淡的影子,那些缓缓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的影子,又慢慢地黯淡像是渐渐返回到自己的脚跟。我的眼睛有些迷离,风吹的,也许,我仿佛看到自己在人群中渐渐依稀。乡音是一张粗糙泛黄的信函,让冬日的旅人敲开一扇有炉火的门。而我带着一纸空白远远凝视一下屋中昏黄的灯。白纸本无字,又可以写一切字,是吗? 
  二十年前的父母其实对徐州一无所知。据说这儿没有红红的辣椒没有绿油油的青菜没有泛黄的竹席,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放弃曾经的先进曾经的干部的,我只知道妈妈在徐州时他也在,而且带来了一只泡菜坛子,很大很黑的一只。我总是在敲敲这只坛子傻里傻气的大肚子时笑起来“徐州不是有的是坛子吗?”据说当年的火车挤得无立足之地,这只至今利用率最高的坛子为什么颠簸几千里都没有碎呢? 
  我想把那只生锈的红伞扔掉,爸爸不许:“他比你年纪还大呢!质量多好啊!”我不知道年纪大凭什么成为质量好的理由,而家里年纪比我大的物件在爸爸眼里质量又都那么的好。只是有一天妈妈说:“这把伞还是你爸爸送给我的呢!”我愣了。 
  一次翻翻《文化苦旅》,大概有这样的一段话:“他们将阿伯公(土地神)背在背上到处走着,千万里海路千万里香火,一路延绵过去,远离乡土的他们带着可以顶礼膜拜的希望,走到哪片土地,他们都安稳了。”这是在写漂泊南洋的游子。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追想到那只坛子和那把伞,土地神和这些普通实用的物件都有一天回黯淡,但到底哪个更高明? 
  一日翻腾旧书,掉出一摞泛黄的稿纸,略扫一眼,是妈妈读大专时作文,其中有一篇《新的一页》,有一段写道:“今天和一个借书的同学发生争执,他嚷嚷着‘你不就是一个管管书的么?’我的心很痛,我不会说‘同学,请不要这样说啊。’我想说‘不,你没有资格这样说,我们失去了很多,但是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无法怨恨,但是如果我有机会,我会做得和你一样好。’”我不知道妈妈以初中水平念大专成为所谓的“非计划旁听生”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妈妈在图书馆工作面对那么多的大学生对她来说是不是一种残忍;我不知道妈妈怎么能在最后的考试中第一个拿到文凭。 
  那时侯爸爸要上夜班而妈妈要上夜校,幼儿园里最后被接走的常常是我。幼儿园的那扇小门每“吱扭”一次,我就会猛地回头,仰脸儿仔细瞅瞅,然后低下头无声地咧嘴,重新在小板凳上坐好。下班后匆匆赶来的妈妈会直接带我去教室,去听夜校大专班的课程。我很乖,偎在妈妈身边在一小片废纸上涂鸦,团起来又扯开,撕碎又揉起来,直到趴在凳子上睡着。有一次,老师忽然停下,径直走到妈妈的座位边,脱下外衣帮我盖上,轻轻裹好,再继续讲课。灯光下,略略泛黄的大教室,满屋子三十多岁的拼命做笔记的学生,一个昏昏沉沉的四五岁的小不点儿。至今,走在路上仍会偶尔有些四五十岁的叔叔阿姨叫一声:“小毛毛。”我总是很快地答应,我想不起来他们是谁,但是我知道在哪里见过他们。 
  那一年冬天好大的雪,爸爸住院动手术,我跟着妈妈去送饭。踏着雪,呵着白气,怀抱着一大瓶热腾腾的鸡汤。非常意外地,原来的路被封了。妈妈犹豫了一下,带我走了另一条路,没有灯,黑黑的,满地的雪咯吱咯吱作响,偶尔踩上冰面发出啪的声音,寒风时不时地让人一噤。妈妈走得好快,我连跑带赶跌坐在地上。“怎么样?”妈妈急切地搂住我,我揉揉生疼的膝盖摇摇头。妈妈攥紧我的手继续向前赶。医院有些黯淡的灯下,妈妈的脸色有些惨白,汤还是热的,袅袅地泛着气,空阔的房间里漾满了温暖的香味。远远地,稀零的鞭炮声渐渐沉寂,医院被那种清洁的药味洗得有些冰冷。那天,是元宵节。后来我才知道,我跟妈妈走过的地方是一个废弃的火葬场。 
  回乡的次数是少的,那次回去,妈妈把我带回了她曾经工作八年的纺织厂。机器声震耳欲聋的车间里,我几乎难受得不能直立。“看啊,这就是我的机子啊。”妈妈站在一台纺纱机前。“扑”地一声,一根纱断了,妈妈那么理所当然地伸手就接,手那么快,找得那么准,仿佛昨天还站在这台纺纱机前似的。但我看到那根纱那么自然地从她的指间滑落,断了。一个女工走来,瞟了妈妈一眼,利索地打了个结走开了。妈妈一动不动地僵在了那里。“你以前接得可比她快她好。”爸爸推推妈妈。“啊,是啊,巧玲呢?”妈妈从怅然若失中回过神来,她要找巧玲,她以前的老同学,也是她纺织厂里最要好的朋友。走过一排排机车,见不到一个面熟的人。妈妈抓住一个年纪大的女工,一番大声得吵嚷似的解释之后,那人摇头,摘下口罩比划着大嚷:“啊,没在没在,早退休了。”退休了?纺织厂的女工四十多岁退休不早了,也许,四十多岁了。妈妈的这位好朋友,我们是在一户屋檐下找到的,一群人扯着圈子在打麻将。妈妈远远地看着她大说大笑着,手中麻利地动作,头发已经明显地花白了。时间就是这样自然地流水般地改变着每一个当初的女孩,曾经读过《简·爱》,读过《飘》,读过《战争与和平》的女孩。 
  “你知道么,她是我们班的文艺委员,又能唱又能跳学习又好,我们一起上学,一起下乡,再一起进厂。中学里她想当法官,我想当记者……”妈妈轻轻地说,像是说给自己听。 
  这天晚上,妈妈带我到了巧玲阿姨的家里,两个作了母亲的女人,话题总是从孩子开始,最终又总是落在孩子身上。“你女儿不是出去学了护士专业么,现在在哪里呢?”妈妈问。巧玲阿姨淡淡地回答:“女孩子么,还不是要稳点?厂子里虽然不死不活但好歹是个依靠。我托关系把她弄进车间了。”“还是纺纱?”“纺纱。”三十年了,三十年后的女儿又来到了母亲当年的起点上。还是那个厂,那个车间,那份依靠。妈妈说:“应该出去看看啊。”但她声音很轻。 
  捧出原来老同学的相册,巧玲阿姨的手指滑过一张张泛黄的相片儿,照片上不再鲜灵的人们透过几十年的灰尘露出不同的笑脸。妈妈的一句句“他(她)现在在哪里?”“他(她)现在怎么样了?”给了一个个似曾相识的脸庞。其间,无可奈何地夹杂着“这是哪个?”“这人叫什么来着?”其实,她能得到的回答也很简单:“他(她)啊,哪个晓得?好些年不见了。”“你说他(她)哦,他(她)那个单位搞跨喽,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时间带走了一切细节,风干了一切水分,这么久了,是啊,这一切其实都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时间,这也是唯一的借口。有些东西是有分量,但是你能背着它走自己磕磕绊绊的路么?十米之外我看不清你,是近视。那么一千米呢?该模糊的只能让它模糊,但是你看不清,它,就不存在么? 
  有些东西就留在记忆中,但是我们根本不愿意凭记忆找到它们,我们希望凭感觉,仿佛它们就在那里,伸手可及。爸爸妈妈带我去他们的母校,拔地而起的是他们无比熟悉而又无比陌生的几幢教学大楼,和其他地方的教学大楼长着同样的脸。他们那么坦然地走进学校,又时时地停下来:“这儿,这儿。”“这儿是那个大礼堂,门是朝这边儿的。”爸爸比划着。“这儿是我们女生宿舍,”妈妈指着脚下的操场:“饭堂在那儿,从这边走最近,那边儿是男生宿舍。”他们在空气中,在现在的建筑和道路上固执地比划出三十年前学校给我看,在这废墟都已经成为废墟的地方。他们指点着方位,仿佛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晚风中,零落了三十年的音符仿佛被轻轻吹起,悄悄地串起来,静静地响起。回忆是一种可以旁观但永远无法体会的情感。这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轻轻地摩挲着粗糙而又清晰的掌纹,我感觉到了质地,感觉到了温度,但是却无法理解或猜测这些深深浅浅的脉络究竟昭示了,昭示着并且最终会昭示些什么。 
  连日的阴雨让爸爸妈妈的计划“带我到他们下乡的地方去转一转”作罢。“其实没有什么,同三十年前一模一样,什么都没有变。”有人说。妈妈的神色有些黯然:“什么都没有变么?”也许,如果一切都变了,我们还看什么呢?可如果一切都没变,我们还看什么呢? 
  故乡,去了又回来,妈妈更加认定了自己最成功的选择就是离开了那里,那个封闭而安稳的小县城。也许她并不是很富裕,也谈不上有多高的文化,但是“出来看了看啊”。“来过,看过,努力过”就有意义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妈妈实现了去很多地方旅行的愿望,有了许多她少年时梦寐以求的书(尽管她现在也许不会再看它们了),更重要的是,她看到自己的女儿进入了大学。但是我知道妈妈并不是那么满足。妈妈喜欢说:“我要做,我能做”,妈妈最向往的地方是北京,妈妈最喜欢的职业是记者,那也是她少年时的梦。她希望我回答说“我能”,但是我不习惯那么表达,除非我已经做好了。更何况,处处为乡,那么到底哪里才是漂泊落脚的最后一站呢? 
  “你以后到底想生活在哪里?”有一天,我问妈妈。 
  妈妈抬头看我:“在你在的地方啊。” 
  我愣了。 
  你的故乡到底在哪里? 
  你以为什么是故乡? 
  故乡是梦开始的地方,是做梦的地方,还是梦中的目的地呢? 
  千万个人有千万个答案。 
  也许,故乡就是有家在的地方。 
  那么,永远的异乡人就有永远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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