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xiaoyaoyoume()
整理人: jeter(2000-11-13 23:24:3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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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生物学怎么不同和为什么不同
“生物学”这个词是在19世纪才有的。在此之前并没有这样一门科学。
在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及康德的有关科学及其方法论的著述中，就只有
医学（包括解剖学及生理学）、博物学和植物学（还包括其他内容），而没
有提到生物学。解剖学（人体解剖）在18世纪就是医学的一个分支，植物学
同样也主要是由一些对药用植物感兴趣的医生在实践中加以研究和运用的。
动物的自然史当时主要作为自然神学的一部分而研究，用以对付设计论
（design）提出的争议。物理科学的科学革命根本未触及生物科学。直到十
九、二十世纪生物学思想才得到革新。因此，在十七、十八世纪建立的而又
完全以物理科学为基础的科学哲学没有将生物学包括在内就毫不奇怪（而且
在随后修订科学哲学时要再把生物科学包括进去又非常困难）。只是在近二
三十年才有一些哲学家（如Scriven，Beckner，Hull，Campbell等）试图
将生物学和物理科学之间的区别明确起来（Ayala 1968）。这种思想还很新
频，只能作试探性的论述。以下讨论的目的只是阐述有关问题的性质，并不
是作出明确的解答。
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中的定律（法则）
定律在物理科学中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一件特定的事态只有当它能被
证明是由符合于一般定律的特定原因引起的时候才被认为得到了解释。有些
哲学家把定律的建立作为评价科学的依据。这样的一些定律被认为是决定论
的，因而可以作出准确的预测。
近年来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定律在生物学中是否像在物理科学中那样
重要。有些哲学家，如Smart（1963；1968），就根本不承认在生物学中有
普遍适用的定律（而这却是物理学的特征）。另一些哲学家，如Ruse
（1973）以及（在一定程度上）Hull（1974）则坚持强调生物学也有自身的
定律。生物学家们却几乎毫不重视这种争论，认为这个问题与从事实际工作
的生物学家毫无关系。
回顾历史就会发现，19世纪的拉马克、达尔文、梅克尔、阿伽西、科普
以及许多和他们同时代的人经常提到（生物学）定律；而在生物学的各个学
科的现代教科书中却可能一次也遇不到“定律”这个词。这并不是说生物学
中不存在规律性，而只是指这些规律性是如此显而易见或如此平凡不值得一
提。这可用壬席（Rensch，1968：109～114）所列出的一百条进化“定律”
这件事作为例子很好地说明。这一百条“定律”所指的都是受自然选择影响
的适应倾向；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又常有例外（偶然的或经常的）情况，所以
只是“定则”（惯例，rules），而不是普遍的定律。它们只是对过去的事
态具有解释意义而不是预测性的（除非是统计性或几率性预测）。当我说
“一只占据有一定领域的雄鸟赶走侵犯者的机会是98．7％（或其它的任一
正确数字）”，我就几乎不可能声称建立了一条定律。当分子生物学家称蛋
白质不能将（遗传）信息重新转译入核酸时，他们认为这是事实而不是定律。
生物学中的概括几乎完全是几率性的。有人曾作出这样的妙语：生物学
中只有一条普遍定律，那就是一切生物学定律都有例外。”这种几率性的概
念化与在科学革命早期认为自然界事物的原因都由可以用数学形式表达的定
律支配的看法相去甚远。实际上这种思想显然首先是由毕达哥拉斯提出的，
它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主导思想，特别是在物理科学中。它一再成为某些综
合性哲学的基础，虽然不同的哲学家对之有很不相同的表述形式，如柏拉图
的本质论、伽利略的机械论、笛卡尔的演绎法。这三种哲学对生物学都有重
要影响。
柏拉图的思想是几何学家的思想：一个三角形不论它的三个角是怎样组
合的，它总是三角形的形式，因而和四边形或其它任何多边形是不同的（不
连续式不同）。就相拉图看来，世间各种变化无常的现象不是别的，仅仅是
数量有限的固定不变的形式的反映，这固定不变的形式相拉图称之为eide，
中世纪托马斯主义者则称之为本质（essences）。本质是真实的，在世间是
重要的；而作为思想，则本质可以不依赖实体而存在。本质论者特别着重恒
定不变和不连续这两点。变化或变更被认为是作为基础的本质的不完善显示
。这一概念化不仅是托马斯主义者的唯实论的基础，而且也是后来所谓的唯
心主义或一直到20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基础。Whitehead是一个数学家和神秘
主义者的奇怪混合型人物（也许应当称之为毕达哥拉斯学派人物），他曾经
说过：“对欧洲哲学传统最保险的一般描述是，它存在于对柏拉图的一连串
注脚（footnotes）之中”。毫无疑问，这话如果是真的，则看来是赞扬而
实质上却是贬低。这话真正指的是欧洲哲学经过了这么多世纪一直没有能摆
脱柏拉图本质论的窠臼。本质论，连同它对恒定不变，不连续以及典型价值
（模式概念，typology）的强调，一直支配着西方世界的思想，以致研究思
想意识的历史学家到现在对之还没有充分认识。达尔文是首先反对本质论（
至少是部分地反对）的思想家之一。他完全不被同时代的哲学家（他们全是
本质论者）所理解，因而他的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概念就无从被人接受。按
照本质论，真正的变更（变化）只能经由新本质的突然发生而实现。因为达
尔文所解释的进化必然是渐进的，所以和本质论是完全不能和谐共存的。然
而本质论哲学和物理科学家的思想却十分合拍，物理学家的“类别”
（classes）是由完全相同的实体组成，不论是钠原子、质子、还是π-介子。
就伽利略看来，几何同样是开启自然定律的钥匙。然而他和柏拉图比较
起来却更多地以数学方式来运用它。他曾写道：“在宇宙（它永远让我们注
视着）这本大书中写上了哲学。除非首先学会它的语言和构成这语言的文字，
否则就无法理解这本书。这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它的文字是三角形、圆
和其它几何图形；没有这些，人类就根本无法理解这本大书中的任何一个单
词；没有这些人们就只能在漆黑的迷宫中徘徊”（《计量者》）。然而对伽
利略来说，不仅几何而且数学的一切方面，特别是测量的任何计量都被他认
为是最基本的。
“世界观机械化”——这种信念认为，世界是由创世主按有限数量的永
恒规律（定律）所设计的，因而井然有序，有条不紊（Maier，1938；Dijk
-sterhuis，1961）——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得到很大发展，直到牛顿将天
体力学和大地力学融为一体时更取得了极大胜利。这些辉煌成就使得数学赢
得了几乎无限的声誉。这具体地表现在康德的有名（或名誉极坏！）格言中
：“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只有在包含有数学的那些领域才能找到真正的
科学”如果这话是正确的，那末《物种起源》又怎么能算得上科学著作？毫
无疑问，达尔文对数学的评价是很低的。
对数字和数量的魔力的盲目迷信，在19世纪中叶或许已达到顶峰。即使
是洞察入微的思想家Merz（1896：3O）也曾说过：“现代科学只规范它的方
法而不阐释它的目的。现代科学奠基于数字和计算之上，简而言之，奠基于
数学运算上；科学的进展既取决于将数学观念引进到显然不是数学的学科中
去；又决定于数学方法和数学概念本身的拓展。”
尽管随后对此有不少强有力、甚至极尽挖苦能事的反驳（Ghiselin，
1969：21），而具有数学或物理学背景的哲学家却仍然紧抱着数学是科学皇
后的魔杖不放。例如数学家Jacob Bronowski（1960，P．218）就曾讲道：
“时至今日，我们对任何科学的信赖程度大致和它运用数学的程度成正比。
…我们认为物理学真正是一门科学，然而化学则多少沾染有烹调手册的怪味
（和污名）。当我们进一步转向生物学，随后是经济学，最后到社会科学，
我们就很快地滑落到偏离科学的泥坑中去。”关于定性科学和历史科学、或
涉及到系统如此复杂无从用数学公式表达的科学门类的这样一些误解，最后
归结为一句专横武断的宣告：生物学是一门劣等科学。这样就导致了在生物
学的不同学科中滥用数学解释的现象。
没有人比笛卡尔对数学的重要性更加感受深刻，然而对他的思想的这种
赞扬的结果却和对伽利略或牛顿的赞扬结果十分不同。笛卡尔对数学证明的
严密性以及针对某一问题所作结论的必然性具有极其深刻的印象，竟至于声
称数学定律是由上帝授旨，正如皇帝在其帝国内颁布法律一样。笛卡尔拟定
了一种运用数学方法（严格按演绎法）的逻辑以获取理性知识。这种逻辑采
取了数学的思想结构而不是用数学公式或方程式作为语言，然而它赞同严格
的决定论解释和本质论思想。采用笛卡尔的数学方法论的莱布尼茨则是数学
逻辑的创始人。
虽然数学挟其绝对优势支配科学达数百年之久，但是几乎从一开始就有
人持不同意见。Pierre Bayle（1647—1706）似乎是不承认那种把数学知
识看作是用科学方法所能取得的唯一知识的看法的第一个人。例如他断言历
史的必然性并不比数学的必然性低劣而只是有所不同。历史的事实，如罗马
帝国曾经一度存在过这一事实和数学中的任一事实都是一样确实可信的。生
物学家同样可以坚持过去曾经有恐龙和三叶虫存在，这和数学定律是同样真
实的。Giambattista Vico对笛卡尔以数学-几何解释世界的观点也给予了
无情的抨击。他确信、观察、分类、假说的方法不容置疑地可以提供关于物
质世界的真正而又质朴的“户外”知识。
博物学是对伽利略关于科学的数学理想的第二个反叛根源。布丰特别致
力于促进博物学的发展。他强调指出（《哲学著作集》oeuvr．Phil.,：26）
有些学科过于复杂不可能有效地运用数学，在这些学科中就包括博物学的各
个部门。观察与比较是切合这些学科的科学方法。布丰的“博物学”
（Histoire naturelle）对Herder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后者又影响了浪
漫主义派和自然哲学派。甚至康德也在179O年放弃了他对数学的崇拜。如果
关于科学的数学理想的无效性在以前还并不明显，那末随着《物种起源》的
出版这就肯定无疑了。
顺便应当提到的是，将数学看作是“科学皇后”是多么容易引起误解。
数学只是科学的一小部分，正像文法只是语言（如拉丁语或俄语）的一小部
分一样；数学是和一切科学有关的一种语言（虽然程度极不一致），或者同
什么也无关。有一些科学，如物理科学和大部分功能生物学，其中定量和其
它数学处理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或启发作用。也有像系统学和大部分进化生
物学这类的科学，其中数学的贡献就极其微小。
实际上，在这些门类的生物学中考虑不周地运用数学有时会形成模式概
念，从而形成错误观念。例如遗传学家约翰逊就经受不住这种诱惑将遗传上
可变的种群“简化”为“纯系”，从而混淆了“种群”的确切涵义，在关于
自然选择的重要性上就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同样，，数学种群遗传学的创导
者为了使数学易于处理，将进人演算公式的各种因子加以过份简化。这样就
对基因的绝对适合值（absolute fitness value）加大了胁强（stress）
，过份估价了累加基因效应（additive gene effects）并进而作出了自然
选择的目标是基因而不是个体的假定。这就必然只能得到不切实际的结果。
当达尔文根据地质学和种系发生现象计算地球年龄至少应当在十亿年以
上时，物理学家凯尔文爵士（Lord Kelvin）断然宣称这是错误的，因为他
根据与地球同样大小球体的热量散失计算，地球年龄至多只有二千四百万年
（Burchfield，1975）。十分引人发笑的是凯尔文怎样能保证，他自己的计
算结果是正确的而博物学家达尔文的是错误的。由于生物学是劣等科学，因
而错误在何方是不言而喻的。凯尔文根本不承认可能有某种未知的物理因素
存在，而这物理因素最终倒可能支持生物学家的计算。在当时的这种知识气
氛下有些生物学家走迷了路，用浅近的物理学来解释他们的发现。例如魏斯
曼在其早期工作中将遗传性归之于“分子运动”，贝特森则认为遗传性是由
于“涡动”（旋涡运动）。这样的一些解释只能阻碍科学进展。
在过去50年中这种情况发生了相当激剧的变化。绝大多数纯属生物学过
程的不确定性和物理过程的严格确定性已不再呈现十分明显的差异。在研究
银河和星云的涡流效应以及海洋和大气系统的湍流现象中，发现在非生物界
中随机过程是多么经常，多么有影响。这一结论并没有被某些物理学家接受
。例如爱因斯坦就曾大叫“上帝并不玩骰子!”然而在等级结构的每一个层
次都有随机过程出现，小至原子核一直到宇宙起源的大爆炸（big bang）所
产生的各种系统。随机过程虽然使得预测是机率性（或不可能）的而不是绝
对性的，但随机过程本身和确定性过程一样，是有原因的。只是绝对性预测
是不可能的，这是由于等级结构系统的复杂性，每一步有非常多的可能选择，
以及同时发生的各种过程之间的无数相互作用。就这方面来说，气象系统与
宇宙星云在原则上和生命系统就没有什么不同。在如此高度复杂的系统中可
能发生的相互作用的数量是如此之多，根本无从预测哪一个将必然会实际发
生。研究自然选择和其它进化过程的学者、量子力学和天体物理学学者在不
同的时间而且或多或少是独立地作出了这种相同的结论。
由于上述一切原因，物理学已不再被认为是科学的尺度。特别是涉及到
研究人类时，是由生物学提供了方法论和概念。法国总统最近将这一信念用
下面的活简洁地归纳了起来：“毫无疑问，被人们考虑不周地称为‘精密’
科学的数学，物理学以及其它科学…将会继续提供惊人的发现，然而我却
不能不感到未来的真正科学革命将必然来自生物学。”
生物科学中的一些概念
生物学家通常并不建立定律而是将他们的概括组织成概念结构（体系）
。有人认为定律与概念的比较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因为每个概念都可以转化
成为一个或几个定律。即使这种看法表面上是正确的（我对此却并无十分把
握），这样的转化在实际的生物学研究工作中却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定律
不具备概念的灵活性和启发性。
生物科学的进展大多是这些概念或原则发展的结果。系统学进展的标志
是分类、种、类目、分类单位（分类群）等等这样一些概念的提炼和完善；
进化生物学的进展则是由于世系、选择以及适合度等概念的发展与完善。生
物学的每个部门都可列出一些类似的主要（或核心）概念。
科学的进展在于新概念的开发（如选择、生物种）和用以阐明这些概念
的定义的反复提炼与完善。尤其重要的是有时会偶然发现一个多少是专业性
术语，过去认为所指的是某一特定概念，而实际上却被用来表示好几个概念
，例如“隔离”既表示地理隔离，又表示生殖隔离。又如“变种”，达尔文
既将它用于个体，又用于种群，而“目的性的”（teleological）这个术语
所表示的却是四种现象。
奇怪的是科学哲学对概念的极端重要性却很不注意，很不重视。由于这
个原因，一直到现在还不可能对重要发现的过程和概念发展成熟的过程作详
尽的阐述。然而非常明显的是，生物学思想的创导者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开发
和提炼概念，偶尔还排弃错误的概念。进化生物学的大部分概念都应归功于
达尔文，行为学概念则应归功于洛兰茨（Kongrad Lorenz）。
直到现在一直被忽视的概念（历）史中有很多意外情况。“相似”
（affinity）、“亲缘关系”（relationship）在进化论以前的系统学中
被用来指简单的相似，1859年以后转变成“血缘相近”（Proximity of
descent），并没有引起任何混乱或困难。而当亨尼克（Hennig）试图将
“单元的”（单源的，monophyletic）这个词从鉴定分类群转变到鉴别世
系途径时，在分类学中就产生了很多困难。有时在研究概念时还发现在某
些语言中词汇非常贫乏。例如“资源”（resource）这个术语在生态学中
非常重要（如资源分配，资源竞争等等）而在德文中却没有相应的词汇，后
来才将原来的英文字德语化成“Ressoureen”。
概念的种类很多。例如生物学就认准哲学（quasi－phyilos－ophic
-al）概念或方法论概念的完善化中得益不少；如近期原因与进化原因，比
较法与实验法的明确划分。承认比较方法就在生物学中引进了一个新概念。
当引进一个真正的新概念时在科学内部常常引起特别大的困难。例如引
进种群思想代替柏拉图的本质论概念，引进选择概念或遗传学中的封闭程序
及开放程序等概念时情况都是如此。这正是Kuhn在谈到科学革命时所指的
（部分）情形。
有的时候仅仅引进一个新术语，如“隔离机制”、“分类群”（分类单
位）、“目的性”，就大大有利于澄清以前概念混乱的情况。更多的情形是
必须首先排除概念上的混乱然后再引进新术语这才有利。约翰逊的“遗传型
”和“表现型”这两个术语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约翰逊本人倒多少被它们
弄糊涂了；参阅Roll－Hansen，1978a）。
另一个困难是，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科学中被用来表达不同的概念，或者
甚至在同一门科学的不同学科中也有这种情况。例如18世纪的胚胎学家Bon
-net或19世纪的动物学家阿伽西使用“进化”这个词其涵义就和达尔文学派
大不相同；同样，这个词对人类学家（最低限度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受斯宾塞
影响的）和对选择论者来说涵义又有很大出入。科学史上的很多著名论战几
乎完全是由对手双方采用同一个术语而表达的概念十分不同所引起。
在生物学的历史上定义的措辞往往十分困难，而大多数定义又常被反复
修订。这种情形并不奇怪，因为定义只是概念的暂时性文字表述，而概念—
—特别是难懂的概念——常常由于我们知识的增长或理解的深化而需要一再
修订。这种情况可以用种、突变、领域、基因、个体、适应与适合度等这样
一些概念的定义作为例子充分说明。
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方面常常被误解，从而成为对同源现象或分
类这样一些概念引起争论的原因。这是定义与在特定场合与定义相符的证据
之间的关系（Simnson，1961：68－70）。这最好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同
源”（homolosous）这个词在1859年以前就有了，然而一直到达尔文创立
了共同祖先学说之后才赋予它以现代流行的意义。按照这一学说，“同源”
这个词在生物学上最具有意义的定义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分类群中出现
的某一特征，当这特征来自它们共同祖先的同一（或相应）特征时，这出现
于两个或两个分类群的特征就是同源的。”在给定的情况下可以用来证明是
否同源的证据应具备什么条件？有一整套这样的标准（例如某一结构相对于
其它结构的位置），然而如果将某些学者在为“同源”下定义时所提到的证
据也包括进去，那就会引起误解。定义及与定义相符的证据之间的关系同样
存在于生物学所使用的几乎一切术语的定义中。例如某人如试图进行“系谱
分类”而完全依赖形态学证据去推断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也并不能形
成形态分类。目前普遍接受的种的定义包括生殖群落（“品种间杂交”）这
一标准。古生物学家不能用化石来验证品种间杂交，但是通常可以把各种不
同的其它证据（群聚，相似等等）综合起来以强化同（一）种（类）的可能
性。定义阐明概念，但是并不要求包括与定义相符的证据。
下面讨论生物学中一些特别重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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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能尽入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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