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inman999999999(剑魂)
整理人: shee102(2003-01-11 12:55:1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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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很早看庄子的文章，其中一段就提到对辩论是否的看法，原文记不清了，大概意思是说：“你和我为某件事或某个真理辩论，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你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你，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只有天知道，可是天又是什么呢？假如我和你的辩论一直没有结果，找别人或某个权威来评判，如果他说我是对的，这说明他本来的观点就和我一样，如此说来，他就没有资格做这个裁判。如果他说你是对的，这说明他的观点本来就和你的一样，好比是你一伙的，他有什么资格来评判你和我所辩论的是否呢？”
还有丹麦某个科学家说过这样的话：“小真理的对立一面当然是谬误，大真理的对立面往往同样是大真理。”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辩论，辩论是必要的，但切不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这只是你自己的一相情愿罢了，有这种想法是可笑的，我经常就犯这类可笑的错误，我明明知道别人不会接受你的观点，可还是不厌其烦地去振振有辞去说服别人，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辩论是有益的呢？我觉得三个字就可以概括：交流、悟。所谓交流是相互交流，不能只是把你的观点和学识流向对方，同时对方流进来的一定不要轻易拒绝，要经过思考（悟）以后才下结论，不只是观点，在交流知识方面也要这样。
我一直不相信权威，没有一个大学者敢说自己所有的观点和结论都是正确的，中国文化给我们留下很多迷团，尤其最容易使我们陷入迷惑的就是“概念”上的混淆和模糊，就拿诗来说吧，齐梁以后，在四声八病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的体裁，就有很多说法，如今体诗、新体诗、近体诗、律绝，等等，长律又可以叫排律，还有就是在诗歌当中，声律和音乐的关系，也有各种模糊及共用的概念。至于诗和音乐的历史就更复杂了，除了概念上模糊的原因以外，最麻烦的就是很多资料的失传，比如乐器，因黄巢之乱，之前所有宫廷里的金石类乐器及乐谱几乎全部毁灭，在明朝的十二平均律没有出现以前，中国古代对音乐的记录很简单而又很复杂，特别是五胡乱华以后，北方外族音乐的进入，使得民间和官方在音乐发展方面出现矛盾和混乱局面（最早的词就是在这种矛盾中在民间产生的。）。
在汉朝，因为有乐府的设立，还勉强可以解决这个矛盾，后期由于音乐的在民间的普及，就没办法解决了，汉朝以前，服饰和音乐是直接和礼仪挂钩的，并以法律的形式给予保障，没有人敢越轨，人们绝不能随便听或唱不合自己等级的音乐，更不敢随便穿衣服，孔子说的“是可忍孰不可忍？”，好象就是指某个人越轨出礼而乱穿衣服或乱听奏音乐。
为什么说到音乐，因为在中国古代，音乐和诗是亲兄弟般的关系，可以这么说，诗歌在形式上的发展和音乐同步进行，作为诗的新的形式——词、曲，就是由于跟随着音乐的变化而产生的。同时，由于这些变化，韵书也相继出现很多种，当然，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必须要用官韵。
说到诗歌形式的发展，有很多大学者都认为最早提出四声八病说的沈约等人是千古罪人，他们的出现，是诗歌的大厄运，为什么，因为这种形式约束了诗人的尽情发挥，皮日休就有过这方面的阐述，最恨这种约束的就是陈子昂，他提倡的“汉魏风骨”，可能就是古风一词的来历，陈是个大才子，通过摔胡琴而在文坛一举成名，他也写过近体诗，可是怎么也没有他的“古风”写的好，因为古风不受什么约束，一首诗甚至可以用数韵，更不受格律的约束。律绝的普及与文人的精心雕琢肯定是分不开的，但最大的功劳可能还是科举考试，科举考试将律绝变为必考项目，文人们就不得不把精力放在这上面。
其实，现代的汉语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反而是倒退了，白话文最主要的优点就是能够容易普及知识和教育，除此以外，对中国语言没有什么发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们的语言功力远不如古人，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自由体裁的诗歌就出现了，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汉语水平而言，这种体裁是与之最适宜和恰当的，凭我们的水平，凭失传的声律学说，失传的乐谱……我们再用律绝这种体裁，肯定不会什么超越，李书同写过很少的诗词，不是他不会写，而是觉得自己写不出什么更新的更好的，不如不写或少写，写的好，一首能够传世就够了。
今天就写到这里，如果想把自己所知道的和想说的都写出来，恐怕要说好几天，下次有机会，我想谈谈中国诗词在形式方面的发展历史，只写一个轮廓或脉络，届时望诸位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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