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d-ldh(李杜韩)
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25 09:57:21),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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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基督教的在华遭遇和问题：从教案到义和团（之二）
作者：李杜韩
二、鸦片战争中对西人“西术”的“妖邪观”
在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刻，国人对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毫无了解，不知其利害的关键。虎门一役，关天培、陈成化等名将为国捐躯，阵亡将士难于数算，“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震成烟尘”，这一慕壮烈永远留在了中国人民心中。关天培临死前说：“吾不能上报天恩，下不能养老母，死有余恨！”，诚如学者所说：“在那个时候，忠君与爱国是等值的。这种等值，表现了为历史所囿了狭隘和片面，但它随儒学播撒于人心之中，又确乎支撑和凝聚了民族战争中的反侵略者。”（见杨国强著《百年嬗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而此时，天颜已经大变，整个朝野都在一种恐慌中。
一个月后，参赞大臣杨芳奉旨至广州，他大体上是最受皇上信任的武臣之一，因为他在过去的战争中屡见战功，道光对他挽回败局寄予厚望。也因如此，“芳之始至，民望之如岁，官亦群倚为长城。入城即发议谓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在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中。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御鸟涌，使一副将领之，自部卒隔岸设伏，约闻已炮响，即举筏刘列水涘，溺器口向贼来路，而后自抄出筏首夹攻之”。其结果可想而知，排满溺器的木排当然没有挡得住西人的船炮，杨芳不得已“亟勒兵入城”。杨芳的战功和经验与镇压川楚白莲教之役极有关系，当年白莲教的“妖术”，在他的心中成为经验之谈。这是破“邪术”的民间经验，以为妖邪污灵见到污物即失去法力，堂堂朝延大员的韬略竞至于此。很可惜，西方的不是什么“妖术”，而是真正的科学技术的成果。这班深受儒家教养的战将老臣，平时想到的那会有这些，他们只会从过去的经验中来判别事物，以为我之堂堂正义之师，必得天助，破其妖魔外道，于是失败是必然的。
“伸张正义的愿望与蒙昧的玄想因之而连为一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这种逼出来的蒙昧相并不仅见于杨芳一人。一八四一年夏，飓风过香港，西人舟船颇有沉没。但经奕山入奏，张大其辞，穷尽描绘，遂一变而为天助中华：‘淹毙洋人汉奸不计其数，帐房寮篷吹卷无存，所筑马头，坍为平地，扫除一空，浮尸满海’。尽管此中颇多谎言而且易见破绽，却极大地满足了焦头烂额的道光。由此产生的兴奋，显示了更多的蒙昧：
‘朕披览之余，感激天贶，既深欣幸，更益悚惶。英人恶贯满盈，肆其荼毒，多行不义，竟伏天诛，此皆冥漠之中，神明默佑，余氛扫荡，绥靖海疆，允宜虔热（此字上有草花头）瓣香，此伸诚敬。著发去大藏香二十柱。交奕山等分诣各庙宇，敬谨报谢。’”
在这场绝对是近代（西方）对中世纪（中国）的战争中，当年的中国人完全没有智慧判别其性质，简单地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者不在少数，寄望冥冥中有神明默佑者也大有人在。叙录广东故事的《英夷入粤记略》一书中就写这样一个故事：
“四月之役，逆从永字台发火箭数十百枝，射入城中，攒聚于火药局，无一燃者。咸云：见一白衣妇人，以袖拂箭，箭落不燃，咸谓：观音山慈悲大士显圣云。”（以上个案材料均见杨国强著《百年嬗蜕》）
这是民间的反映，而不知姓名的此书作者，似也抱同样兴奋和相信的态度。毕竟，中国人对着这些火炮，除了恐惧、耻辱和愤怒之外，一点办法也没有。如果用今日网友一些言论逻辑：上帝是西方的神，中国人不必信西方人的神，那么按这个区分，这不是西方人的神比东方人的神要利害得多的证明吗？活象是《出埃及记》摩西与法老的术士斗法，还是天主胜了。不过，这样的思维是绝对可笑的，历史并不存在这个的实相，如果这样想，与当年的“观音大士显圣”之类有何区别？但，那年代的迷茫和耻辱，国人是多么希望祖先之灵显圣啊！
三、太平天国的“灾难”及士绅对他们的仇恨
太平天国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某些基督教的特征。把地上的一场武装暴动理想为与天国相连的运动，意味着地上的与天国的直接对应关系。我一直觉得，洪秀全和他的伙伴们做的与基督教中世纪的十字军有着某些方面的“神似”：就是让所有中国人都信上帝，并为之而战，推翻异教式的清政府，实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新国度。而最为奇特的是，这个理想处于两种完全不同气质的文化而能结合之，在基督教于中国的传播还处于非常初级阶段的中国，洪秀全等居然如此的狂热和明确其目标，这的确是一件奇迹。当然，这里说的“明确”不是说洪对基督教信仰真道的明确，而且事实是恰恰相反太平天国的人中，没有一个能称得上对《圣经》具有深厚的认知的，而是说他本人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认知来得如此肯定。
太平天国的出现，可以归结为如下原因：帝国的严重不公，行政管治能力的降低、官僚队伍的全面腐败道德沦丧，清朝中后期的人口膨胀和迁移，官府与民间的矛盾大积极地恶化，民族矛盾（汉满）又再成为问题，剩下的就是外来因素的，基督教在沿海地区的传教，使中办模糊地接触到与旧观念完全不同的一种观念信仰体系。
太平天国起义初发的源地广西，是一个社会构成成份很复杂的地区，社会治安历来不好，盗贼纵横，官府腐败，与盗勾结来共同诈取地方士绅和平民。广西又是一个移民省份，称民人口的来源多在湖南和广东，官民之间和民间不同的宗族之间，常有激烈的冲突，所以，广西地方民间自发的武装组织星罗棋布，因为他们普遍相信，官府已经失去了治理地方的能力和官员不是为他们着想的，因而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在洪秀全最早期的传教过程中，发生过客家人与本地人大规模的械斗，而结果往往使得客家人的屋被烧，无家可归，而不少客家人因而投奔拜上帝会。不过，这过程的初期，客家人却以拜上帝会为敌，因为他们向客家人传教时，打碎了孔子的像和祖先牌位。
起义前，洪秀全的身份，他只承人中这帮人的“精神领袖”，让人称他为“主”，而“上”字则是上帝与耶稣才配的。义军彼此间称“兄弟”，在这些人中，杨秀清和肖朝贵象巫师一样，经常请神，以传达“神意”，这使得这支队伍披着显赫的宗教外衣。不过，很快出于军事化和中国人心理的取向，封王封将是势在必行的。
洪秀全等人提出的反清理据，充满宗教激情与狭隘的大汉民族主义色彩，是赤裸裸的。洪秀全被描述为直接受命于上帝的新皇朝创始人，而满人则是怪异的魔鬼化身，是恶贯满盈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初期，的确是得民心的，因为他们提出的社会理想与清政府的现状，恰成对比，而且把老百姓对满清官僚和满人的仇恨说得很到位。在起义运动的前期，太平军还严格地遵守基督教一些原教主义作风：不吸食鸦片、不饮酒抽烟，还有禁欲，男子与女子不分开，即使夫妻之间发生性关系也要被处死。许多女性被编入战斗岗位，另有编制。然后到了1855年后，这种作风迅速被破。
太平天国对中国底农民的影响是巨大，它揭示了另一种“大同”社会来到的可能性，洪秀全反复说基督教的思想是：“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并把这个命题与儒家《礼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认为上帝之道也是这样。官府不能给予的太平和底层人的风光幸福只有这样的“匪贼”才能给予。然而，太平军所到之处，士绅和地主就苦不堪言了。“军行先数百里，即谴人前往遍张告示，令富有贡献资粮”“必千金数百金，谷米数百担，猪数口，鸡十只，配以群物”，名为收贡，继而挖洗搜剔，抄没浮财，“虽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所沉之银，亦无有免者”“曩称富人，重为刻剥，名曰‘大捐；。千金万金亦不等，不受者，械击之”（见《赋情汇篡》，引自杨国强著《百年嬗蜕》，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这种情况以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最为严重，在这里，地主的存在只当是军队和天国提供资财的现成物。大批的地主财主破产，生活无计，逃跑者不知凡几，光是上海就发生过“顿增十万烟户”的情况。到天国的后期，义军对平民百姓的态度也大变，变成了新的压迫者。而清兵与太平军作战中，无数的人死于非命，比任何一个帝国主义侵略者更甚。据史料裁，光是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攻破南京城，屠杀人口十万，整个南京是座活地狱。
学者杨国强这样说：“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久为战场的江、浙、皖三省已尽失昔日富庶。仅浙江一省，各属册报荒芜田、地、山、荡已多至‘一十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七十四亩有奇’。农民起义和内战兵火的结果，不仅摧毁了这一地区旧有的政治秩序，而且使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在动荡中备受巨创。”，出现了“无从招佃”的局面（同上书）。
在《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仅半年时间，洪秀全就批准了杨秀清、韦昌辉和石达开等议定的“照旧交粮纳税”的经济政策，平等的“太平”变成了义务上的名词。太平军初期许诺的“太平共享”哪里去了？这是个巨大的反差。太平天国是最有时代问题意识的一次农民起义，它的反抗比起过去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更具“现代精神”，从长远看，我们的确要充分肯定起义的历史意义，它相当全面地动摇了封建主义的内部机体，使清朝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打击，是中国封建社会“掘墓者”的伟大先驱之一。但是，当时，人们是不理解的，他们怎么也不会忘记太平军那些“古怪”的信仰，而且很快地把他们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与他们的“拜上帝”信仰联系起来。仇恨象烈火一样在整个社会蔓延。最痛恨的莫过于士绅和读书人，而且也很快直指洋人和基督教在华传教士。
但是，有必要指出一些洪秀全信仰上的问题。他对基督教信仰的了解比今天一个普通信徒的水平还要差，因为当时的传教活动处于低水平，所印发的宣传小册子，不仅思想水平连中文的水平都比较差。洪秀全是在第二次科举失败后，在广州街头听到布道，并获得了一本梁阿发写的《劝世良言》，在一年后又有灵异经历而一下子狂热地信仰起来，并同时确定了自己是上帝在中国的代言人的理想。这本《劝言良言》有作者梁阿发原是一个印刷工，他后来认识了马礼逊和米怜，在他们的启发诱导下归信，《劝世良言》发表于1832年，同时在广州和马六甲印行，此书对基督教福音思想的把握是非常肤浅和模糊，但却充满了激情，并且在浓厚的宗教言论之下，包藏着某些时隐时现的政治寓言，表明了平民对满清的仇恨在加剧。大多数史家同意，洪秀全的早年基督教思想就是与此书有极大关系的。1847年左右，洪秀全回到广东，在广州的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孝全那里获得了一个由麦都思和郭施拉译述的新译本，此本要比原来马礼逊和米怜译的那个本子要清楚，洪秀全当然是得益的。不过，与梁阿发那样的平民信徒不一样，洪秀全一开始就自觉地把自己受的正统儒家教育和政治理念放在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考虑，他确定的以基督教改造中国，并以基督教思想改造儒家。不过，推翻满清的理想不是一般普通平民的心愿，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
士绅和知识阶层对太平天国的仇恨首先是从太平军所传的教义开始的，太平军明确地破坏科举制，反对拜孔圣人，那些儒生们相信，太平天国的教义是完全违背天道纲常的。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壁水环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对于读书人最爱的书籍，太平军的做法是“赶尽杀绝”，一个书生这样记录：“至可恨则莫过于残毁书籍。贼教（按：即指太平天国的宗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环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一之炬，即用以熏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这无疑是对读书人极大的污辱。于是，当太平军在讲他们的“天国”道理的时候，一些儒生终于忍无可忍，以死与之抗辩：
“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目登其上曰讲道理。鸣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姓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才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姐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史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如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于是骂不绝口。贼目大怒，传令将马生五马分尸，四肢各驾一马，用鞭垂之，讵五马四蹄攒跃，皆不肯前，而马生肆詈如故，贼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尸。”（引自杨国强著《百年嬗蜕》）
在整个社会中，士绅和读书人是掌握着民间精神基础的人群，他们对太平天国如此的仇恨，这场运动的正义性，确实有很大的质疑之处。其镇压手段，在洋人传教时，何曾用过？只有中国人对中国人，才有此等残暴不仁！如果说在对待基督教传教士上，中国民间存在大量的“妖魔化”的现象，而太平天国的行径，有许多就不是妖魔化了。
四、不平等条约与传教。
鸦片战争的起初签订的条约没有涉及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条款。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传教依然是不合法的，要被朝庭取缔的。只是到了这时，传教活动的外部环境显得宽松了些，危险性降低。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原意只是维护列强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并没有考虑到精神领域的事。不过，在1844年，法国与中国满清政府谈判，于10月宣布不再迫害忠诚地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又在1846年2月，向各省当局阐明了宽容信教的政策，康熙以来那些没收后没有挪作他用的教堂，归还基督教。尽管如此，中国教会仍然2在满清政府的严密监控之下，十分软弱，唯一稍好的的是自禁教以来人数不断减少的势头得到了控制。
到了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法国侵略者发现自己在中国没有多少实际利益，于是觉得必须创造一种精神的利益，以抵抗作为对手的英国的影响力。1856年2月29日广西发生地方官判处法国传教士马赖死刑的事，法国认为找到口实了，因为这是公然违反条约的，于是以军事力量远征中国，实际的结果，天主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1860年的中法条约关于宗教的条款大体是：把所有被没收的教会和慈善机构的设施全部归还天主教会；保证中国全国都不禁止天主教；非法逮捕天主教徒的人要受法律惩罚；从前没收天主教的教堂、学校、公墓、土地和建筑物的契约要交给法国驻北京的代表使之物归原主；最重要的是允许天主教在各省各地购买土地，并可以随意在上面建造建筑物。
是的，这些条约的内容绝对为了基督教的传播，但不是基督教传教士所做的，没有理由把这些不等条约和出台动机算到基督教或者说这班在华的传教士头上。不过，要指责的是“新旧两派的传教士象保护宝物一样保护他们在条约上得到的特权，并且常常逼迫本国政府坚持这些特权，然而当时似乎谁也不关心这些特权是怎样得来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显然，当年所有的传教士都没有认为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是侵略行为，只要对传教有利，而又符合他们理解的《圣经》准则，都做。所以说，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基督教发展是在不平等条约下进行的，这个大前提，一点光彩也没有，给基督教的形象打下了巨大的阴影。其于这段历史中的正当性，将永远无法说得理直气壮。首先是侵略行为带来的强行进入传播，不管传的是什么内容，这手段和途径首先就是非正义的。所以，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也是必然的事。
这个条约之下，到1900年，天主教在华教士由原来的数十人，达到八百八十六名，中国教徒至1900统计达到七十万，而到1920年的统计，共有200万。新教的情况没有这么可观，至1900年，全国的新教徒只有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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