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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25 09:57:21),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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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基督教的在华境遇和问题：从教案到义和团运动（之一）
作者：李杜韩
写在前面的话：晚清时期基督教的在华遭遇，本是近代史一个重要话题，但长期被简单化，不少地方有意回避和禁止。但是，这个问题的认知实在牵涉一段重要历史的认识，义和团运动并不是没有前因的，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国人许多对基督教就非常仇视，但仇视并不等于都出于爱国，更不等于这种仇视代表着正确，在大量的个案中，更多的是文化理解上的尖锐对立，在精神利益和某些可能的实际益上的争夺，普遍仇外的社会气氛，为朝庭所日渐重视，这也不是出于对国家存在的传统理解，而更多的是对“家天下”的耻辱感，义和团的爆发也是诸种复杂心态和利益的结果，当然到了义和团，爱国的成份就比较明显了，但同时也最为复杂，这种爱国实在象一出闹剧。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把话说清楚好。就我所知，问题远较我们在学生时代获得的认识要复杂。
下面的是我的读书笔记，从今天开始逐步刊出，以就教于诸仁君。这些笔记，基本上是阅读历史材料和史家评价的基础形成，个人“独创”处不多，但不可避免有我的反思和评说。但，我不是清史专家，对这段历史虽接触，并没有投入专门的时间去研究，所以说的不一定对，不同意的，可以讨论。但希望是凭历史材料的讨论，讨论的基础是历史事实本身，而不是某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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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已成成为中外学者通用的历史概念。它的时间界定，下限很明确，当然指一九一一年清帝国被革命者推翻，上限呢？一八四0年发生的清英鸦片战争，固然是个通用的标识，但如果依据‘晚’字的本义，特指帝国在政治上走向没落，好比日薄西山，那末作为鸦片战争结果的白下之盟，也只能看作帝国已入‘晚’年的一个征兆。因此，所谓晚清的开端，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各有所解，以致显得有点模糊，可说理所当然。”（引自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按：朱维铮是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他是周予同先生的弟子，论辈份，他已经是老专家了）。
晚清是中国现代前的一个最复杂最痛苦的时期，内忧外患，国力衰微，整个中华帝国，问题多得无法改变，改革祖制，学习外国的呼声此起彼伏，种种迹象表征着一个帝国的行将就木，一种古老文化的日薄西山，中国文化露出了它因为长期为政治和皇权钳制而不能再获新生的悲剧命运。
鸦片战争是人类史上一次巨大的侵略和征服。西方列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数不胜数。所以，总体上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那年代对洋人的仇恨，无论偏激到任何程度都是值得同情的，可以理解的。因为首先是洋人不断地残害中国，首先是人家对不起我们。西方，不论他们多么的以基督为荣耀，在行动上，对一个异教文明大国，如此践踏，都是无法逃避历史的审判，在基督教的十字东征后，对中国长达一百年的侵略和掠夺，是西方文明史上又一个永远洗不去的污点。尽管侵略者中许多是基督教（天主教）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是违背基督教导的。我作为基督教徒，毫无疑问也认为那些人是侵略者，面目狰狞，没有什么好美化的。不过，那些人中有多少基督教徒却与基督教的信仰本质并无直接联系，那时，人们的理念是扩张是合理的、把西方的文明带到全世界是欧洲的义务和权利，十字军精神换为了更为世俗的商业追求，美国汉学权威费正清教授等于八十年代初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就这样说：
“十九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扩张的进期。经历了‘实利主义的一代’的欧洲，受着民族主义、福音传道派和资本主义的推动，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更加活跃。工业化引起了对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承认扩张是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宗教热情激发了信徒们向异教徒传布福音的神圣使命感。除了这一切外，更有表现为‘白种人的义务’的那种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感。”
这是一百年后，西方史学界的观点，作为西方人，他们的分析得比我们同时期所达的要全面和深刻。晚清在华洋人，以基督教传教士和传教的遭遇最受争议、中国人的仇视也最深。《剑桥中国晚清史》又说：“十九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但是其结果如何呢？“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见是书，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大部分时间是在不等条约庇护下进行的。然而，中国人的仇视和恐惧，并不是从此时开始的，早在明末清初，中国皇朝和知识界就对基督教进种种的禁止。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之前的基督教来华传教的情况。
一、艰难的开拓期
1、天主教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留下持续性影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应是利玛窦等天主教徒的西来。天主教在华活动的历史相对新教长，也最敏感。然而，十七十八世纪时，这些天主教徒对中国文化是较多敬意的，有些传教士甚至探讨基督教与儒家融洽的可能性。这个时期“没有外国军事力量或国际条约的支持，因此，传教活动能否继续则完全视中国人是否同意而定”（《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利玛窦的追随者有传教手法，最突然两点，一为“附会儒理”，二为“新奇科技”，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他们有意无意已经因为要取得中国上层社会的好感而弱化了基督教的教义。
在景教年代，基督教思想的传述是比较贴近原典的，而在明弘治二年（1489年）、明正德七年（1512年）和清康熙二年，河南开封的以色列教寺内树起的三块石碑，上面已经绝少提及基督教本身的教义，而是更多明确强调“与儒书字异而义同”，这种传教士策源的宗教思想不可否认已经去基督教实义有相当的距离。乃至后来，康熙皇帝对基督教的好感也是因为基督教“其中文字，虽古篆音异，而于六经之理，未尝不相同也”（引自杨慧林著《基督教的底色及文化延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因而在1692年，明皇帝正式敕准基督教在华传教，是受政府承认和保护的宗教。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天主教另一个支派的方济各、多明我会进入中国传教后，发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精神实在有许多相背之处，其中把“造物主”翻译成“上帝”“天”就很不合当，他们禁止教徒这样称呼，而改称“天主”（按：改称“天主”的确更符合犹太教基督教的原典），更为严重的是中国人拜祖先的习惯，使得基督教的一神论原则变得不专一。这些教士们对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的做法表示不满，把这些问题送到罗马教庭裁决。从而引发在欧洲宗教界和中国传教士中，长达多年的争论。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下令，中国天主教徒不准祭祖和拜孔子，引起清政府的很大不满，罗马教庭曾主动派人到中国皇宫，与康熙见面，康熙说：“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在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死长之大道，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应敬也”。罗马教庭还是不认同这些能与基督教教义相容，1715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发布《自登极之日》通谕，重申禁止，康熙皇帝大怒，即下禁令，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罗马并不示弱，继位的本笃十四世继续重申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崇拜孔子和祖先神灵。雍正皇帝更加是反基督教的，1724年敕令已经信了天主教的中国教徒必须放弃信仰，在中国的传教士除了个别在京的钦天监之外，全部要离开中国，而这些留下来的也不能传教，这之后的一百二十年间，基督教在中国被视为异端，与威胁皇朝安全的秘密会社性质相似。在乾隆年间对基督教的迫害非常严重，许多被处死的、被判关押和驱逐的，最严重的一次在1784年至1785年间（见威勒克的《1784年—1785年清政府与天主教在华的传教活动》和日本矢泽利彦的《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对天主教的镇压》；《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朱维铮先生说的“教难” 就指这类情况。这种镇压在道光和嘉庆年间变本加厉，原因是皇朝的权威削弱了，朝庭更加要镇压秘密会社，天主教无所幸免。有资料显示，不完会的统计，中国在1705年有天主教徒三十万人，而至1840年左右，下降至二十五万，然而就在这一百四十年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倍。同时，信徒的光景也不妙，对前路感到迷茫。赖德烈在总结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天主教的情况时说：“如果1835年后传教士进入中国的人数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那么，教会可能在几代人的时间内不复存在，不会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个问题，但事情当然没有这样发生，那年代，在欧洲的天主教对世界性的传教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到鸦片战争前夕，欧洲天主教已经没有来华教的阻力。
关于在清朝前期，朝廷与知识界对基督教的镇压和打击，中国一部文科教材唐逸主编的《基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只字不提。学者陈村富、吴宪撰有《浙江麻蓬天主教村270年变迁史》一文，专写浙江衢县麻蓬村的天主教徒的生活变迁史。此条村在雍正时，原为荒地，有天主教徒傅家兄弟二人因避雍正禁教迫害而致此地附近一财主处当佣工，获在此租地种苎麻，此村遂此得名。后一王姓，也是天主教徒，但两家从无来往，外间无人知道这里有信天主的。直到嘉庆年间，傅姓人到城里，在王家见到有圣像，才知道彼此的信仰，从此后，两家世代通婚。衢县后来也有不少天主教，至义和团运动，就因为信天主教的，该村被杀的有12人，被害至残的多人，破坏的地方甚多。这在当年，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2、新教
新教在华的传教活动始于1807年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很长一段时间，新教对国外传教活动兴趣不大。直到将近到十九世纪的岁月，英国福音布道会和美国的大觉传道会才给新教这方面注入了生机。许许多多的西方人在经历了改宗（由天主教而入新教）情感的强烈激动，决心为基督之道献身。
十九世纪前半叶，新教在中国的基础非常小，似乎是从零开始。新教的工作风格也显得与天主教有所不同，他们中不少人开始时不拘一格，但传教的经验和信心比天主教要弱，工作规模也远没有那么大。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做了中西方文化上前人远没有做到的基础工程：例如，马礼逊翻译了《圣经》，编了历史上第一部汉英辞典；出版了福音报布的书籍，其中米怜的《张远两友相论》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仍然使用；出版了《中国丛报》，创办人是美国著名传教士裨治文；传教士中的医学专家在中国树立了声誉，西医的信服力开始在各阶层传扬，如美国传教士著名的医生伯驾，其中的一个病人就是林则徐；开办平民的学校，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同时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雅理各出版中国经典的英译，这个译本至今仍然被认为汉典英译难于超越的高峰，尽管他原来译中国经典是为了提高传教的效果的目的早已经为人淡忘。
不过，个别新教徒中一些做法却引了长久的争议，象郭施位（或译郭士拉、郭实拉）积极参与通过政治手段进行报道，他在香港雇请的一些慕道者原是中国民间一些狡猾之徒，这些人一拿了郭的报道书刊旋即假装离开香港，但只是买给了印刷商，拿钱去吸鸦片，在社会上影响非常坏。而郭本人也参与打探中国军情的工作，致使传教士的身份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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