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linjianglong71(2003-11-09 11:52:1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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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与价值观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就早已被铸就了。简单概括就是在变动中把握事物、认识事物。《易经》者“变经”也。卦就是一种变术。通过卦象可以窥视无涘无涯的世界。《易经》廓清混沌，为中国人提供认识世界的武器，功莫大焉。然而也存在一个一直被人忽视的问题：《易经》讲变有余而讲不变不足。中国有关于“变”的经典，而没有关于“不变”的经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缺陷。中国人只掌握了半个认识论，并以这半个认识论对付整个世界，问题于焉而生。
总的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于不变中求变，换言之，是以变换求稳定，以小变维持大不变。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人能够撼动它。过去流行过所谓“让步政策”说，其实就是以小变求得大不变的具体表现。中国二千多年大一统皇权专制，始终没有发生过大变，就是因为变的冲动还未蓄积起来就已经耗散在小变之中了。中国历代开国皇帝无一例外地都是改革家，同样无一例外地都是换汤不换药。中兴皇帝也都是改革家，就是末代皇帝也大多是改革家。明末崇祯皇帝实施了多项改革，但是用这些改革之水去扑灭全国各地的暴动之火，无异于杯水车薪。清末西太后虽被讥为保守派代表，实则是个改革者。她的改革事项极多，甚至还制定出了实行宪政的方案－－可惜，她手中挥动着一把尺子，凡出了格的大变，格杀勿论！所以，中国始终没有完成诸如明治维新那样真正的社会变革。
说到变与不变的话题不能不涉及到文革。有人认为文革是一场大动荡、大变革，只不过是逆历史潮流的。不对。文革其实是对“不变”的捍卫，就本质而言，文革的目的是“守卫”，而不是改变。文革是在国内外求变呼吁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展开的，具体说是在国际上“和平共处”与国内“三自一包”呼声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发动的。文革是对这些求变呼吁的回应。当然，文革是在变的形式下展开的，文革中，几乎一切表面现象都发生了变化。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文革所采取的仍是传统思路：以“小变”保守“大不变”，以变求稳。文革之所以被发动并顺利展开，与中国人驾轻就熟的“以变求不变”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文革中每一个变化都能引发国民的共鸣，这是文革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这种思维方式阻碍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是不言而喻的。正确的、事半功倍的思维方式应该恰恰相反，是将剧烈变化寓于不变之中，尽量保持文化的形式，进行实质性变革。英国的光荣革命，没有死人，没有硝烟弥漫，但其对历史的影响却是实质性的。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杀得天昏地暗，哀鸿遍野，社会却在原地踏步，没有丝毫进步。
中国人的价值观集中体现在儒法道释的著述中，这些著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重特殊而轻一般，重内敛而轻外释，重文字文化而轻脱文字文化，重实绩而轻精神重感性而轻理性……这一共同特性派生出许多性质相近的价值观。比如由“法先王”派生出了对人格示范价值的推崇。历代帝王都要树立人格范式，以供全体效法。有意思的是，效法对象是不断变换的，而且周期极短，但人格示范的做法却悠长得让人难以置信。文革中，先是学习尉凤英、欧阳海，然后是王杰、门和，再后是王进喜、陈永贵……先后树立了数十个人格楷模。一个人物替代另一个人物，这些都属于“小变”，为的是维护人格示范的大不变。
中国人尚变而又保守，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矛盾，无关紧要的“变”给了事关重大的“不变”以最巧妙的掩饰。文革十年，天翻地覆地变，但醒过来一看，世界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而我们却大踏步地倒退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该变的东西纹丝未动。
当然，中国也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变，但多以失败而告终。如1905年废除科举就是罕见的一例。科举本无罪，罪在科举中的腐败，剜除了腐败，科举照样还是好东西。中国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中国人不，非要把科举连根铲除，非要恢复大官孵化小官、老官孵化新官的“乱点鸳鸯谱”的旧制不可。结果只是使我们与现代文官考试制度无缘。
变与不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二律背反，它像头顶上的乌云，遮住了我们的视线，现在，是拨开乌云重见天日的时候了。
拨开乌云的第一步是了解。
古人云，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在任何国度启蒙都是文明的首要步骤。对于中国来说，最该启蒙的莫过于理清由变与不变搅在一起所形成的历史的一团乱了。作为中国人太应该了解中国人的个性特征了。中国人的第一特性就是喜欢变，第二特性就是喜欢固守不变。了解了这一点，才算真正了解了中国人。频繁的“变”引起怀旧；持恒的“不变”引起躁动。当今普遍弥漫的怀旧与躁动情愫就是变与不变的反拨，表现出人们对于变与不变的一种渴求。
变与不变是研究中国历史与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可以打开许多至今仍紧紧关闭着的门。
“变”把作为民族聚合体的中国人弄得支离破碎，以致于我们无法描述由古而今的“汉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甚至许多人怀疑：究竟存在不存在由古而今的“中华民族”；“不变”把我们与世界隔绝了起来，使我们“不知有汉，无论巍晋”，与世界格格不入。
到了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
历来有用某某主义研究历史之论，毋宁说以变与不变为武器更为有效。以文革为例。文革研究中，“文革破坏传统论”与“文革张扬传统论”常常势不两立，打得不可开交。其实文革是破坏与张扬的双向过程，而且这两个过程都被推向了极至。文革首先把“不变”张扬到极至，不择手段地把在最高决策人眼中属于“变”的不安定因素全部消除；其次又把“变”张扬到极至，秋风扫落叶般地把在最高决策人眼中属于“不变”的因素全部消除。两个过程同样彻底、同样激进。文革－－最少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逆历史、逆真理、逆世界潮流，做到了“该变的都不变，不该变的都变”。执是之故，中国人才像是全体都倒立着，忤逆着属于全人类的价值准则。
在某种意义上，文革不过是在做两件事－－变与不变，或者叫做保守与破坏。文革几乎把一切不该变的都变了，把一切该变的都严密地封存了起来，不许再有人来碰它。文革中的一切罪愆无一不打着这两个旗号，打着变的旗号的包括如教育改革等，打着不变旗号的如造反有理等。教育改革当然是一种变，但它是向蒙昧回归，是对教育的一种解构；造反有理固然属于不变，但它是打着红卫兵等新鲜事物的招牌完成的。争论文革中保守与破坏这两个过程孰轻孰重意义并不大。要想从整体上把握文革，必须双管齐下，同时对它们加以研究。文革中的每一个新花样，都有几千年不变的准则充当其后盾；文革中的每一次破坏都不过是历史变易的一部分（如移风易俗等）而已。
文革最深厚之基础，在于中国人强大的历史惯性力，在于中国人对这种惯性力的麻木，在于中国人几千年所形成的以破坏求生存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在于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变与不变的错位，在于中国人对于这种错位的容忍与习惯，在于中国人既蔑视传统又愚忠传统的可怕悖论。每当我看到固执地从一个极读解文革的文章时，每当我看到站在不同极的写家互相攻讦时，每当我看到对于文革的错位读解时，我心头就不由得掠过一丝悲凉，我常想：这样的争论是没有尽期的，与其这样读解文革，不如将其放入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上通盘加以考察，而从最根本最要害的方面入手，还文革以本来面貌。
现在，我们可以对本文做一小结了：旷日无雨，赤地千里，最需要的是水；淫雨霏霏，连月不开，最需要的是阳光。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解除关于变与不变的咒符，解构该变的（质文化），保守不该变的（形文化），以使我们中国社会真正成熟起来、进步起来，做到既传统又现代，既守旧又革新，既谦卑又高傲，既淳朴又文明。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廓清几千年的文明遗产，抛弃那些消极的质文化，继承那些积极的形文化。在质文化方面，我们要向世界靠拢，和最先进的国度保持同步；在形文化方面，我们要保守住国粹，虽千金而不易，像张扬个性那样张扬这些优秀的民族魂。
走出变与不变的怪圈，让历史与现代共舞。(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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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柏拉图对人定义为“双脚直立的无毛动物”
两只公鸡听后不禁暗自窃喜
它们忍痛拔光羽毛
自以从此跻身于人类
它们四处嚷嚷“看哪，我是人了！”
却迎来真正人类的冷嘲热讽
公鸡非常气愤，“人只有两只脚，我们也是；人直立行走，我们也是；人没有羽毛，我们现在也没有了羽毛！”
无言以对的人们请来了苏格拉底
只间苏格拉底一言未发，抓来一把稻谷撒在地上
两只鸡因为拔光羽毛耗费了大量力气
因而饿得争抢起来
不过鸡多稻谷少，两只鸡吃到最后还是打了起来
最后两败俱伤，鲜血淋漓
苏格拉底笑曰：“为了区区几粒稻谷弄成这样，也配叫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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