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linjianglong71(2003-11-09 11:52:1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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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艺术
中国不乏关于诗歌艺术的变论，归结起来有“推陈致新”、“翻陈出新”、“去陈出新”、“吐故纳新”、“标新领异”、“别树一帜”等。其中有内容求变的一面，也含有形式求变的急躁的一面。形式求变是显而易见的：早期的《诗经》、楚辞是以偶言（四言、六言）为主的杂言体，汉代发生了相当彻底的变革，四六言句式被纳入到赋体之中，而诗歌渐渐走上了奇言（五言、七言）的历程。经历唐朝鼎盛时期，诗歌渐趋式微，宋朝时兴词，元朝时兴曲，清朝时兴小说，20世纪之后自由体新诗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变，本身未可厚非，顾炎武有一段极为精彩的变论“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在关于内容需变的经典论述中，很难找到出其右者。可惜，顾炎武没有发现中国人所喜欢的，是改变诗歌的形式，而不是内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是这样总结文体始盛终衰现象的：“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这段论述被许多学者视为经典，用以说明中国诗歌文体“始盛终衰”的原因。内容上无法超越前人，遂打起了改变体裁的主意，终究改变体裁要比改变内容容易得多。无疑这是“始盛终衰”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有求变的强烈欲望，不仅是诗歌，其他艺术形式也无不处于剧烈变易之中，而且很少出现“吃回头草”的现象，像苏东坡《前赤壁赋》那样脍炙人口的赋体散文，在苏东坡之后再也见不到了。与诗歌紧密相连的“乐”也激烈地变动着。与《诗经》联系在一起的是雅乐，即所谓的“风雅颂”。诗三百孔子都曾“弦歌之”。可见，那时诗歌与风、雅、颂进行了成功的合作，称之为“雅乐”是一种以部分代全体的习惯性归纳。楚辞则是与楚乐结合。汉魏六朝，清商乐取代了雅乐，产生了所谓的乐府诗，曹丕的“援琴鸣弦拨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燕歌行》）就是这种结合的生动写照……雅乐到唐代完全失传，清乐失传年代不详，但唐代盛行宴乐，可以判断，清商的寿命不会比雅乐长。现在，诗歌与音乐早已彻底分家了。
20世纪初叶，新诗取代了旧体诗。郭沫若的《凤凰涅盘》尖新峭别，自成一体，轰动一时，曾被视为新诗之代表作。“西湖一勺水，阅尽古来人”，然而郭诗仅仅“阅”了一代人，还没有“阅尽”。20世纪50年代末期，神州大地曾掀起过全民写诗的热潮，诗歌变为随意的宣泄与解嘲。至文革，诗歌变为诸如“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之类干巴巴的口号。完全违背了“诗贵虚灵，不贵滞实”的基本原则。90年代前后朦胧诗大行其道，乃是矫枉过正的产物。再往后就是一片喑哑了，应了龚自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谶语。
不妨横向看一看世界诸国。当年莎士比亚所使用的14行诗至今仍是流行的诗体，美国惠特曼当年如何写诗，现代人还是那样写诗。日本的俳句、短歌丝毫未动，仍是文人雅士笔下的玩物……在他们那里，诗歌形式几乎是永恒的，变换着的是诗歌内容。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内容不变（也有“一唱雄鸡天下白”变为“雄鸡一唱天下白”之类毫无意义的变），形式却走马灯似的变个没完。变到最后－－诗歌彻底消失了。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日久生厌，就此思彼，弃良就莠、弃巧就拙，这一切都是几千年前种下的夙因所致。对于文化遗产，玩够了就扔掉－－这是几千年来先人留下的积习。我们不得不被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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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柏拉图对人定义为“双脚直立的无毛动物”
两只公鸡听后不禁暗自窃喜
它们忍痛拔光羽毛
自以从此跻身于人类
它们四处嚷嚷“看哪，我是人了！”
却迎来真正人类的冷嘲热讽
公鸡非常气愤，“人只有两只脚，我们也是；人直立行走，我们也是；人没有羽毛，我们现在也没有了羽毛！”
无言以对的人们请来了苏格拉底
只间苏格拉底一言未发，抓来一把稻谷撒在地上
两只鸡因为拔光羽毛耗费了大量力气
因而饿得争抢起来
不过鸡多稻谷少，两只鸡吃到最后还是打了起来
最后两败俱伤，鲜血淋漓
苏格拉底笑曰：“为了区区几粒稻谷弄成这样，也配叫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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