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linjianglong71(2003-11-09 11:52:1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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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不变，还有变，“变”同样是个讨厌的家伙。
“变”，中国历史的又一宿命，是中国人第三“基因”。它与“不变”工工整整地对应了数千年。中国的历史既有守旧如山的一面，又有俯仰百变的一面。中国最早最权威的经典《易经》就是讲变的：“《易经》者，变易也”（《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当然《易经》讲的主要是客观事物变化规律，与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观上的“变”不完全是一回事。
由于有了变，江山频频易主与道统的万世一系形成鲜明的比照；变与不变形成了强大的二律背反。千百年来我们被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力拉扯着、撕拽着。在该变的领域，中国盼望“变”，犹如大旱之望云霓；在不该变的领域，中国盼望“固守”，犹如游子盼望一个稳定的避风港。
变与不变有规律可循：前者多发生在质文化场合；后者多发生在形文化场合。我把实质的、载有明确信息指令的，代表个人意志的文化称之为质文化；把形式的、没有载有明确新信息指令的、代表公意的文化，称之为形文化。道统、礼教、帝王等少数人的价值观、兖兖胜崽们为其主子提供的理论等属于质文化；礼仪、礼节、节日等为全体服务的文化属于形文化。按道理，质文化应该不断变化，形文化应该相对稳定。但是中国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在这个问题上，两千年来中国人是倒立着走过来的。上面所例举的不变，大都是质文化。对于质文化，“可则因，否则革”（杨雄《法言*问道》）才不失为正确态度，可惜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历史上频频变化着的多是形文化。形文化激变造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它在日益被现代化异化着，已经岌岌可危。我们正在失去抵御异化的最有力的武器。经常处于激变的形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姓名称呼、民俗民风、节日文化、礼仪礼节、民宅建筑、生活习惯、诗歌艺术、价值观。兹逐一叙述之：
语言文字。
汉字由甲骨文演化到今天工整的楷书，基本完成了演化的使命。然而好变的中国人在本无可变的情况下，于20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推广简化字。由于被简化的字占得比例过大、笔画删简得过猛，几乎等同于另立了一套新文字体系。本是一种可以为世世代代服务的工具--文字，突然被拦腰斩断，变得只能为一部分服务了。5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不认识繁体字，而周边汉字圈的国家或地区的人不认识简体字。最糟糕的是，这种负面影响将一直延续给子孙后代。据伍立杨先生提供的数字，中国共有典籍24万种，毁于水火、兵燹的约14万种，现在存留约10万种。越往后，人们对繁体字越陌生，显然，能读懂这些繁体字典籍的人将越来越少。文字传承将因无谓的“变”而深受影响已成定局。简化汉字的初衷是为了书写方便，其实古人已经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发明了草书等速写字体。在民间，书写汉字时使用草体已经约定俗成，比如“学习”的“学”字，草字就写成“学”。实际上，汉字印刷体是一个体系，手写又是一个体系，所谓简化，不过是把两个体系合而为一，印刷体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这不符合文字自身的规律，英语、俄语等语种都是两个体系并用的。当然，适当简化一些过繁的汉字是必要的，但完全没有必要给文字做大手术，伤它的元气。
20世纪还有一个大变革--“白话文”替代“文言文”。应该说这一变革有其必然性，白话文容易阅读，有利于百姓取得发言权，应该推广之。但是万事有度，白话文太“白”了，就要产生副作用：白话文产生了与简化字同样的问题，两种语法体系形同壤隔，文言文绝非是靠课本里安排几篇古文就能掌握的。语言是一种“训练”，没有“训练”环境掌握起来将十分困难。试想再过若干年，10万种典籍岂不成为仅供摆放的古董？那时，靠什么维系历史的一统呢？此为一不妥。文言文文法体系在短时间内激进地变动，非常容易引发审美观的巨变，寓于旧文言文文体中的精华很容易丢失。一些文学素养不高的作家恰好找到自我辩解的口实：什么是好文章？口语化的文章就是好文章（某作家语）；怎样提高作文水平？把形容词去掉就是好文章（某著名作家语）；何为美文？通俗的文章即美文（某评论家语）怎样写文章？怎么说就怎么写（某作家语）……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白话文让一些本不会作文的人坐到了权威的位置上，此为二不妥。如果一代人有权改变属于民族整体的语言文化体系，谁能保证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有一天语法规则被取缔了，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无所谓对也无所谓错？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此为三不妥。文言文重简约，白话文重明了，简约与明了本就是文章两要素，缺其一文将不文。文言文句式具有“片言明百意，坐驰役万景”之功效，以它画龙点睛，文章立即如风行水土，自然成文。君不妨一试：取消文中的一切文言句式，文章立即变为乏味的豆腐渣。此为四不妥。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固然是一个胜利，但这种胜利很容易使人想起一个古老的故事：公元前280年，古希腊国王皮洛士率兵在赫莱克莱亚与罗马军队作战，虽取胜但伤亡巨大，以至于皮洛士总结说；“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们势必全军覆没”。难道白话文不像这样的胜利吗？
元明清，几乎是三个朝代三种语言，最终导致民国初年的骤变，然而更大的变异还在后面，那就是文革。文革几乎颠覆了汉语，恶劣影响至尽未泯。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就是变易（甚至消灭）形文化的大表演。语言首当其冲，变动之大之快，让人目不暇给，无所适从。立异为高而又名不副实的概念俯拾即是。“文化大革命”本身就言不达意，从文革所作所为看，属于革命行为者有之，属于复旧行为者亦有之；属于取代行为者有之，属于消灭行为者亦有之……用革命二字一言以蔽之，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文革时，无远弗及的高音喇叭中传出的声音奇崛异常，有些即使在当时也难以理解，比如经常有这样的说法：“为革命，刀山火海也敢闯，我们现在要起来为革命造反！……”革命与造反，一而二、二而一也。这句话的意思实际是：我们要为革命革命，鬼晓得这是什么意思！那时，到处都有声嘶力竭的叫喊，代表性的叫喊是一首歌，从头至尾只有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同意语反复数遍。从这一叫喊中，我们可以体味出当时人们对非革命语言的厌恶，宁重复革命语言千遍，不愿使用非革命语言一遍。“为人民服务”也成为时髦的高调。我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饭馆的这样一个场面。顾客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同志，我吃饭”，服务员说：“什么出身？”，顾客说：“我父亲做的工作是最低贱的，他是做饭的大师傅”，服务员不悦，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请出去”，顾客也不好惹：“为人民服务--把饭菜端上来！”，服务员一句话，语惊四座：“陈伯达都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你也配人民二字？”。顾客语塞，只得怏怏而去。文革语言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已经散见一些有见地的文章，但还没有见到从中国人求变的焦渴心理角度加以研究的，文革既然要推翻一切旧事物，语言当然难逃厄运，被蛊惑与蒙蔽的革命群众自发地创造出了革命的全新的语言体系。推动这一事态的政治方面的因素，但加重加速这一事态的则是中国人对形文化求变的浮躁心理，是中国变易形文化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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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柏拉图对人定义为“双脚直立的无毛动物”
两只公鸡听后不禁暗自窃喜
它们忍痛拔光羽毛
自以从此跻身于人类
它们四处嚷嚷“看哪，我是人了！”
却迎来真正人类的冷嘲热讽
公鸡非常气愤，“人只有两只脚，我们也是；人直立行走，我们也是；人没有羽毛，我们现在也没有了羽毛！”
无言以对的人们请来了苏格拉底
只间苏格拉底一言未发，抓来一把稻谷撒在地上
两只鸡因为拔光羽毛耗费了大量力气
因而饿得争抢起来
不过鸡多稻谷少，两只鸡吃到最后还是打了起来
最后两败俱伤，鲜血淋漓
苏格拉底笑曰：“为了区区几粒稻谷弄成这样，也配叫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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