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linjianglong71(2003-11-09 11:52:1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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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这一系列“不变”付出了巨大代价。司马迁说：“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欧阳修说：“自古治时少而乱时多”；苏轼说：“自古在昔，治少乱多”、“天下大治，千载一时”；罗贯中说：“天下动之至易，安之至难”……现代的每一场灾难几乎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出其夙因，每一个愚蠢的举动都从“不变”的惯性中汲取了足够的力量，每一次大屠杀都被冠以了“好人杀坏人”的名义，然而过后就会发现“好人”并不那么好，坏人自然也并不那么坏。葡萄牙一传教士曾向康熙建议用火枪取代短兵器，被康熙婉拒了，他可能在想：狄夷蛮貘也要在我中原正统的国君面前说三道四。一百多年后，中国的短兵器抵挡不住洋人的火枪，不得不忍受城下之辱。戊戌变法给中国带来一线曙光，但在西太后阻挠下仅历百日，希望便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1958年共产风，其实就是中国式乌托邦理念在现代社会的沉渣泛起。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维方式从孔子一直传到陈伯达（此人提出过取消货币的建议），没有些微改变。不考虑人的基因是自私的，其基本冲动就是最大限度地复制自身（这一点现在已被科学证实），无论构筑什么制度都必须尊重这一现实，否则就属于“在地上硬造天堂”（顾准语）。1958年，中国几乎全民都在造这个天堂。结果把数千万无辜者赶进了地狱。
中国人的种族基因，第一是黄皮肤，第二就是“不变”。“不变”把亘古的野蛮带到了现代。以“吃人”与“贪污”为例。仅汉朝就发生过数不清的吃人事件：
汉高祖二年（纪元前2O5年）－－“人相食，死者过半。”
汉高祖二年（纪元前2O5年）“六月－－关中大饥……人相食。”
汉武帝建元三年（纪元前138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
汉武帝建元六年（纪元前135年）－－“河南……父子相食。”
汉武帝鼎元三年（纪元前114年）－－“关东郡国十余，饥，人相食。”
汉元帝初元元年（纪元前48年）－－“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
汉王莽天凤元年（纪元14年）－－“缘边大饥，人相食。”
汉王莽地皇三年（纪元22年）－－“关东，人相食。”
汉王莽时－－“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纪元25年）－－“民饥饿，相食。”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纪元26年）－－“三辅大饥，人相食。”
汉安帝永初三年（纪元1O9年年）十二月－－“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载《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
历代都有吃人的记录，明末犹甚。而且某些场合，并非因饥饿而食人，吃人完全出于癖好。文革中贵州等地的吃人，就属于癖好。癖好当然是不变的。关于吃人，钱理群等学者做过专门论述，这里不赘。
贪污是中国官场上永恒的风景线，原因就在于鼓励、刺激贪污的吏制是千古不变的。贪污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种必要机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它的作用最少表现在三个方面：1、让所有的官吏都有把柄可抓，促其服服贴贴、惟命是从；2、转移老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怨恨，让老百姓把怨气撒在“贪官污吏”身上；3、让所有的官吏都死心塌地地踏上最高统治者的战船，同舟共济，共赴国难。具体的鼓励、刺激贪污的方法就是低薪、宽刑与纵容。大贪严嵩与和珅所贪款项足抵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国库预算，这种现象在世界上绝无仅有。后巍根本没有官禄俸银，官吏的生活费“自谋出路”，不贪则被饿死。清朝的总督年俸不过区区一百八十两白银，巡抚不过一百五十两白银，下层官吏更少，仅凭俸禄，生活无以为继。这成为“无官不贪”的社会基础。这种咄咄怪事竟然一延续就是数千年，没有改变，也没有人提出过要改变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哀。
“不变”像个幽灵，回荡在我们的上空，我们无法把它驱散，就像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然而皮肤颜色与“不变”终究是两回事情，前者并不需要变，而迂腐的传统，实在是太需要变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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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柏拉图对人定义为“双脚直立的无毛动物”
两只公鸡听后不禁暗自窃喜
它们忍痛拔光羽毛
自以从此跻身于人类
它们四处嚷嚷“看哪，我是人了！”
却迎来真正人类的冷嘲热讽
公鸡非常气愤，“人只有两只脚，我们也是；人直立行走，我们也是；人没有羽毛，我们现在也没有了羽毛！”
无言以对的人们请来了苏格拉底
只间苏格拉底一言未发，抓来一把稻谷撒在地上
两只鸡因为拔光羽毛耗费了大量力气
因而饿得争抢起来
不过鸡多稻谷少，两只鸡吃到最后还是打了起来
最后两败俱伤，鲜血淋漓
苏格拉底笑曰：“为了区区几粒稻谷弄成这样，也配叫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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