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linjianglong71(2003-11-09 11:52:1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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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训谕最晚也始于《诗经》：“匪今斯今，振古如兹”（不是今天才如此，自古以来就如此啊）。千年不变的人治礼教数不胜数，举其荦荦大者如：“以吏为师”、“法先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见贤思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矣”、“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内圣外王”、“发号出令，云行雨施”、“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驯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臣事君以忠”、“天不变道亦不变”……
朱熹说，孔子的儒学未尝一日得行于天下，这是事实，儒学确实在不断地变着，经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阳明之手，两千年过后，儒学已经面目全非。但是就在儒学不断变化的同时，人们仍然“论必据迹”，万变不离其宗，因此上述的人治理论精髓虽千年而丝毫未易。
“以吏为师”。两千年来，官吏一直充当着民之师，官吏是“为师”的充分必要条件，未取得“吏”的资格，是不能说三道四的。至于普通意义的“老师”，所要做的不过是重复“吏”的话而已。
“法先王”。尊崇先圣的做法，并非为中国所特有，柏拉图也尊崇远古的社会。但中国几千年一直坚持此道，这有一点确实是举世无双的。先王被神话、被圣化，被作为一种权威的政治范示。每一个朝代都把开朝皇帝谧为“高祖”、“太祖”（意为最高权威），把“祖宗之制不可改”奉为定规。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主要表现在1布衣庶民没有发言权，需要由“吏”来教化；2上层劳心者不仅占据权力，而且占据真理与尊严；3血统论（文革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也）。这句话中“唯”字有问题，“不移”的何止“上智下愚”哉？
“见贤思齐”。这是一种古老的统治术，最早见于《论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目的是通过“贤”的示范，齐一人的行为，确立道德模式。寻求参照与选贤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惯例，离开这两个东西便无所措手足。道德可比乎？钱穆先生一语中的：道德是不可比的。既然不可比，“见贤思齐”的范式效应自然也就“醉翁之意不在酒”了。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这是赤裸裸鼓吹人治礼教之永恒。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皇权专制社会，一切“变”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祖宗之法的“不变”的。虽然“祖宗”的姓氏走马灯似的变化着，但无论何姓氏，一律按照“旧章”办事却是铁则。切不要以为“旧章”仅仅是“高祖”、“太祖”之类留下的遗产，更有前年不易的“成制”与惯行。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通常所说的愚民政策，乃人治之需要。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中国戊戌变法失败，首要原因就是日本的教育投入多，民众素质高，中国则教育投入少，民众素质低。文革中就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个人统治与社会文明，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
“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矣”。“万机决于君”与“万机决于民意”的现代政治准则大相径庭。孔子也好韩非子也罢，其理论都是为了提醒统治者“君为正”的。但世间并不存在保证政者“正”的机制，民不议政，政是“正”不了的。所以现代政治要把治国者置于能够保证其“正”的机制之中。
“国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乱者，君暗也”。这句话是实，孟子的“民贵君轻”是虚。客观上确实如此，所以才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奇谈，文革中也才有一千年出一个“天才”的怪论。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是人治的标准诠释。政治的“举”与“息”随人的存亡而存亡。这一宿命一直延续到现代，1925年孙文一死，他的政治理念就逐渐谙弱了，政治格局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内圣外王”。这是兖兖圣崽们为帝王设计的标准人格范示。柏拉图有过“哲学王”的构想，与中国的兖兖圣崽的主张不谋而合。所不同的是，在欧洲，哲学王早已没有市场了，许多走马上任的政治家是以精通法学或经济学而著称的。
“发号出令，云行雨施”。这句话本身不错，问题出在“号令”的由来上。号令何来的问题一直被有意掩盖起来了。一人言出法随，万人唯唯诺诺，这样的“云行雨施”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如何让号令尽可能代表公意，中国人是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的。
“易俗去猛虎，化人似驯鸥”。2000年前即有“移风易俗”之说。在中国不仅“一朝天子一朝臣”，更是“一朝天子一朝俗”，风俗是剧烈变动的，这种“变”的传统是不变的。纯粹的民俗少而又少，多为“官俗”。民不成“俗”--这是千年不变的传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读此句再读《吕氏春秋》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一种道不出来的尴尬与苦涩。中国的每一个理念，都可以找出一个意思与之对立的另一种版本，那不过是装饰性的偶符而已，总有一个表述是实质性的。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道”本应是个不明确的概念，以其之玄，争论几千年不足为奇，然而中国缺乏这种争论，结果是谁掌握权力谁就同时掌握了“道”的阐释权，而且是“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为天下法”。“道”成为了可以任人蹂躏的弱女子。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光“庶人不议”还不够，还要防庶民的悠悠之口。如果防线失守，“庶人不议”的规矩就要被打破了。文字狱就是“防”的一种手段。中国文字狱自“乌台诗案”始，几首直抒胸臆的诗（“门前恶语谁传去/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犹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辞”、“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闻声自觉聚/那复受絷维”等）把苏轼送进了乌台（相当于现在的法院）阶下。朱元璋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帝王居然要教士大夫写文章。而演绎到文革，遇罗克因写一篇文章而被枪决。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国家管理的事务与具体的官职对号入座，排斥百姓参政的可能。元和10年，宰相被暗杀，白居易上书坚请捕捉刺客，权贵以其越职言事为由，贬他为江州司马，从此，白居易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苏轼也是因干预“王安石变法”开始倒霉的。
“臣事君以忠”。儒学中有许多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惟“臣事君以忠”最重要、最本质。由于这一训谕的流布持之日久，已经深入人心，文革时自然而然就演绎为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愚忠的诸葛孔明至今仍被视为人格的楷模。
“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中国人不变价值观的标准表述。天不变，从“天不为一物枉其时”的角度看，还说得过去，“道亦不变”就纯属一相情愿了。然而，千百年来中国就是按照这个训谕去做的，而且居然做到了“道”的数千年不变，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中国就是这样抱残守缺，以不变应万变的。当然，揆古察今，综观历史，也有些例外。用人制度就留下了一个明晰的流变的轨迹。汉朝曾通过“举孝廉”选拔贤良。“举孝廉”的过程即“道德评比”的过程，谁管你“大木为杗，细木为桷”，将谁定为孝廉全凭主事者的“冲口一言”。由于“举孝廉”弊端彰显，故魏晋改为“九品中正制”，此制以族望血统取士，同样缺失了然，至隋唐始行科举。这本是好事情，但不料20世纪初风云突变，科举制废然而止，重新采用了大官孵化小官的近亲繁衍法。当权者的“冲口一言”足以决定渴望仕途的后生们的前途。在用人制度的
“变”与“不变”的较量中，“变”还是依然故我地向不变回归了。文革对王洪文之流的提拔为这一情形做了生动的注脚，王洪文与北宋高俅的差别不过是一个会打砸抢，一个身怀小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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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尤其是这样的爱情。
我本来是可以说话的，而且是居高临下地说一些话。
然而，就因为我也爱了，所以，我丧失了所有的发言权！
酒入愁肠千杯少，问谁予我醉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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