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linjianglong71(2003-11-09 11:52:1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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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三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中国历史是沿着变与不变这样两个轨迹展开的。变与不变，蛇走蛇路，龟走龟路，各行其道，形成了举世不可匹比的中国历史一身而兼两种相反性格的奇迹。中国人好变而又好不变，常常在变中保守着什么，同时在不变中丢失着什么；常常在该变的场合不变，在不该变的场合变。说中国人爱变与说中国人不爱变的几乎可以形成同样强大的两个阵营，并且难分伯仲。中国历史的这一宿命把现代化大潮引入到了“单行道”上，现代化只是激扬了中国固有的“变”的性格，几乎丝毫没有触及“不变”的性格，只不过不变的性格因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洗礼与对比而变得更加固执了。中国历史宿命之不可动摇，由此可略见一斑。
放眼寰宇，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鲜明性格：英国人保守，法国人激进；日本以善于吸收外来文明著称，美国以善于创新发展出奇；德国人崇尚哲学理性，印度人敬畏神灵………凡此种种，都是其来有自，一以贯之。意大利人喜欢古代建筑的传统，连法西斯墨索里尼也未能改变之。反观中国却不然。漫长的历史似乎梳理不出一条主线，人们不能像梳理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印度历史那样，简练概括出中国历史以及由其所产生的中国人的性格。每一代人，不是毫不吝惜地解构前人创造的文明，就是随前人而俯仰，把易变的可能性压缩至零。
比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灿烂文明，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遗泽后人。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迅速地把那之前一千多年的有明确记载的文明以及脱文字的文明狠狠地甩出了历史的战车，只残留下一些《易经》等玄妙难解的文字。赢政的秦朝书写了新的历史篇章，同时也开始了无穷尽的乏味的怪圈循环。汉朝真正奠基了中国人的性格，把中国人称作“汉人”倒是名至实归。自汉起，江山姓氏之变成为百变之首。这个“变”虽然被罩上了“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光环，但却以百姓的千百万牺牲为代价。一次“变”即一场灾难，大兵如市，人死如林，白骨露野，血流漂杵，每次都要形成“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的惨状。项羽、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等哪一个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项羽坑降卒数十万而脸不变色（对项羽的全面评价见另文）；黄巢不问青红皂白逢人便杀，见人便砍；朱元璋炮打庆功楼，把功臣一网打尽；张献忠杀人塞河，血染江水；洪秀全为杀东王杨秀清一人而让两万人血染萧墙……中国人一茬茬被灭绝着，又一茬茬再生着。黄巾起义时，中国人口约5000万，经过近百年战争，到司马炎统一时只剩下了900万。太平天国革命致使大清人口减少了一亿，近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哪一次争夺江山不是让百姓“折骨为爨，易子为食”？谁曾过问：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战祸连战祸，何年是终时？谁曾认真思考过：改变江山姓氏之举，除了为一个人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学者文人都在进行“天有耳乎？”、“天有姓乎？”、“人性恶乎？”、“人性善乎？”、“生而知之乎？”、“习而知之乎？”之类的无谓争论，却没有人认真研究过如何能让战争少些（只有杨朱、墨子等少数人研究过，但并未引起后人足够重视）。战争还不过是皮相，更值得注意是，在走马灯式的江山易主的表象背后，蹲踞着一个“虽千军万马吾往矣”的不变。这个不变就是治国的道统与治人的礼教。千百万人头在天平的一端，“不变”则在天平的另一端，人头一端被高高地翘在了空中，向人昭示着它们对历史走向与格局的无足轻重。
治国的道统，简言之即人治之倚偎。规范行为的礼教，简言之即精神之枷锁。儒家也好，法家也罢，都是为这个道统与礼教服务的，只是操作上各有不同而已。人治不变，人权与民主无从生焉。人治及其为之服务的礼教之“不变”引发了一系列恶习、恶俗的“不变”。比如草菅人命、漠视人权就是自古如斯，沿袭了几千年，没有变易，直到20世纪仍是“天子一跬步，皆关性命”的人治模式。古代帝王杀死一个人与拔一根草没有什么区别。荆轲为了刺秦王的需要，连商量都没有，就取下了樊于其的头颅。秦始皇修陵寝，成千上万的劳工被活活封死在陵寝中，成为陪葬品。公元86年，68岁的汉武帝决定立6岁太子刘弗陵继其大统，为防止大权旁落，遂将其母钩弋送入监牢，随后赐死。被誉为贤明帝王的李世民为了皇位也残忍地杀死了胞兄胞弟。明初，巨商沈万三斥巨资赞助朝廷修城墙，却无缘无故被满门抄斩。康乾盛世仅仅限于经济的繁荣，道统上仍然是“黑云压城城欲摧”。乾隆一面称“朕从不以文字罪人”，一面大兴文字狱。一场文字狱足以断送文人仕子的性命，重者还要株连到家族。民国替代大清，可谓天翻地覆，然而也未能打开“不变”之锁。民国打出共和的旗幡，生命并未因此而受到应有的重视。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之后，事局丕变，生命一次次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被草菅，被蹂躏，被涂炭。20世纪30年代，从富田事件到打AB团，中国的一支军队内部竟然自相残杀了近10万人，而且包括假枪毙在内的各种刑罚都用上了。40年代发生了明明一个特务也没有却有1.5万人被打成“特务”的咄咄怪事。60年代前后，一个人的武断决策致使数千万人被饿死。对此，向有“自然灾害”说，然而有人考证并无什么天灾（参见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文革期间，人格尊严丧失殆尽，竟然发展到喝人脑髓吃人心肝（贵州、广西等地）、活人取肾（黎莲）、割喉管（张志新等）、被秘密处决（林昭等）、被活活斗死（赵树理等），文字狱罹难（遇罗克等）、被逼无奈饮恨自杀（老舍等）、被施以残酷刑罚（章乃器等）、被“长官意志”取掉性命（王申酉等，王虽被枪毙于1977年，仍系文革余波的牺牲）……摧残生命已经如同家常便饭。山海关一工人做“政变游戏”，他登高戏言：我政变了，现在我委任XXX为外交部长，委任XXX为国防部长！就因为这样一个不经意的玩笑被枪毙了。大庆一职工在纸上乱写了些不成句的词汇，被杀手破译为“反革命标语”，以莫须有罪名判处20年徒刑；内蒙一社员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在墙上写了一幅“大羊小羊都赶光，留下羊圈空朗朗”的对子，以发泄不满，结果被判10年徒刑……无怪乎戴维*梅金森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认是完全民主的，反之，毫无疑问的是有些国家倒真是完全不民主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并非什么新鲜货色，乃不变的人治礼教的翻版而已，但凡人治发生些变动——哪怕微小变动，文革也不会如此毫无阻碍、顺理成章地展开。从造反有理到革命无罪，从喊万岁到个人崇拜，从语录到最高指示，从大批判到牛棚，从文字狱到政治帽子，从破四旧到全国八个戏、一个作家，从活人取肾到割断喉管，从斗批改到白卷先生……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一样带有创造性，都是“不变”的历史宿命的写照。文革什么也没有“革”，只是顽固地守卫着“不变”而已。然而，我们不变，周围的世界却在日新月异地变。就在我们以亿万人的性命与尊严为代价，建立一个人的绝对权威的时候，世界却做着相反的运动-——权威由一个人渐渐分散转移到众人那里，人的尊严与价值日益被凸显出来。一天，二战名将巴顿将军巡视伤兵医院，他发现一个伤兵根本没伤，巴顿问，你怎么了？“伤兵”回答：我得了战争疲劳症。巴顿听罢大怒，打了小兵一耳光：你这懦夫，怎配和受伤的英雄住在一起！没有想到，这一巴掌打出了麻烦，媒体把矛头对准了巴顿，群起而攻之，使他难以招架。事后巴顿愤愤地说，当时我真该亲吻那个小兵才对。巴顿也气不得，在尊严和权利上，巴顿与小兵是平等的，事情演变的结局就是如此。在人格面前，将军的权威受到削弱，小兵的尊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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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尤其是这样的爱情。
我本来是可以说话的，而且是居高临下地说一些话。
然而，就因为我也爱了，所以，我丧失了所有的发言权！
酒入愁肠千杯少，问谁予我醉今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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