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kados(2002-07-13 11:49:54),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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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已覆，谁人还敢秉笔直书？翻一翻其后的学术文章，构不成发生学术意义的伪学术俯拾即是。1958年，居然有一批知名自然科学的权威出面论证粮食亩产的理论产量为10万至20万斤。文章中充满了“光合作用”之类的专业术语，使天真的人信以为真，正是在权威论证之后，才吹吹打打的有了从各地飞来的“纪录”。最猖獗的时候，纪录一天就被刷新几次。一个著名科学家煞有其事地说“亩产万斤粮的说法仍是保守了”。粮库告罄的警示并未使国人清醒，紧接着就是庐山批判“右倾”。大胆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被打成“右倾”，这是当时的惯例。在那次会议上，谎言战胜了真实，谬误击败了真理，歪理压倒了正义。那之后中国一步步跨入“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之中，阶级斗争之外的话语统统成为禁区。言必阶级斗争，文必阶级斗争，甚至最后出现了“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的无理论证：存在八亿人，所以要斗。颇似一位登山运动员对他为什么登山的回答：因为山矗立在那里。可惜，登山是文明的，斗争是野蛮的，二者不具备可比性。一时间，戚本禹之流所谓“左派”的跟风文章被捧上了天。人们纷纷效法，以沾染左病为荣，小家抄大家，大家抄经典，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天下文章一大抄”。好书被禁锢，好文章在排成铅字之前已被阉割，翻阅报刊，除摭拾权威余唾外别无新见，满纸涂鸦的都是些自己也不忍卒读的文字。我以为，反右乃其后灾难与不幸之滥觞。避害远祸，明哲保身，已经形成风气。
此风绵延蝉联，至文革愈演愈烈，话语权丧失的表现形式已经不再是喑哑，也不再是“引蛇出洞”，而是强迫你发言－－按照规定好的程式发言，不发言被视为抗拒。这样，反右时尚存的“沉默权”（那时，尽管“引蛇出洞，你若有定力仍可守口如瓶”）也被收回了。“傻子”变为了“疯子”，互相咬嗜着，残害着，以他人的痛苦为自己的快乐。在病态话语支配下，人们的情商接近于零，自我意识接近于零，良知接近于零，同情心近于零，爱心近于零。言语被撕碎了，大部分被丢弃，余下的部分经过浸润与渲染，成为介于歇斯底里与梦呓之间的东西。它们被设计好了程式，以供每一个人使用，谁都没有改易程式的权利－－也没有人敢，那会招致杀身之祸的。话语程式是“雷池”，越雷池一步者即使不被诛身，也要被诛心，总之要倒霉。言为心声变为了“言为生存”、“言为表忠心”、“言为过关”、“言为避祸”。不按照程式说话的，无法生存。我们曾讨论过遇罗克之死，结论是：必然死。遇罗克作文用力极勤，搜罗极广，对出身谬说痛加直陈，加之诚挚无伪，心无芥蒂，一语揭密，越过了雷池，他用非规范话语讲了话，越过了程式所能容忍的界限，造成了“混乱”。不杀遇罗克，必有千百人接踵效法，效法者多了，金声玉振，彼此应和，好不容易构筑的话语程式就有被瓦解的危险。遇罗克死了，为瓦解话语程式、维护话语权而死了。他死得悲壮，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话语权，所以执刑者不得不割断他的喉管。一个想说敢说的人从此息影于论坛，让人心痛神驰，掩袂而泣；世人从此不敢越雷池半步了。
文革者，实屠灭文化之谓也。能代表“文化”者莫过于话语，故屠灭文化必先屠灭话语。屠灭的结果，人们不仅丧失了话语权，同时丧失了“沉默权”，丧失了不仰人鼻息的权利。就连话语制造者，也深深陷入了危机之中，创造力因斫伤而尽净，已经不存在正常的话语繁衍机制，只得借助于复制与克隆这两件武器，让话语滚成大些的雪球。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峻形势下，每一个人都被逼迫按照程式讲假话、空话和违心话。你必须不断嗫嗫嚅嚅地叨咕程式话语，否则就是抗拒。文革八亿人中，一句违心话也没讲过的人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包括遇罗克、顾准等殉道者，因为文革的话语程式淤塞弥漫在社会的每一个皱褶里，搞阿伯耳聋、装疯卖傻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因为你每时每刻都要嗅到它，呼吸到它，以它作为肉体存在的保证。说到此我不禁愧汗难禁，为苟活，我也加入到假话空话大话屁话的大合唱之中，而且惟恐落后于人。记得对联辩论会，我是最早宣布自己是“狗崽子”的黑五类之一。为了把“黑”字抹去或让它变浅些，面对抄家的红卫兵，我主动献媚，告诉他们我妈妈把一条料子裤子藏在床下破烂中了，我还帮助红卫兵把这条裤子翻了出来让他们拿去。这种行为与吴三桂出卖人格给满人带路让其诛杀汉人有何不同？！在喊万岁与健康的时候，我也每每大幅度挥手，高嗓门喧腾，惟恐落后于人。在漫长的派仗中，我写了许多大字报，幸亏没留底稿，早已化作了炊薪，否则今日再看，必饭难咽，觉难眠，良心难以安宁矣。每看到关于“忏悔”的争论，我百思不得其解。忏悔乃是自赎与自救，犹如背生疽疮而得良药，良药得则疽疮去，良药不得则“疽发背而死”。忏悔犹如良药，得良药理应接受，哪有拒绝的道理。所以，我想，不愿意忏悔的人，让他不忏悔也罢，就让他“疽发背而死”吧。
如今已有“文革学”，还应该建立“文革话语学”，因为文革话语既关乎文革之宏旨，且关乎话语背后尚未拆解的很多秘芨，不解开话语之谜，文革就永远是个谜团。有志于此者，只要肯下工夫，定会收益极多。文革特定语汇与句式恒河沙数，而且每一种都包蕴着深厚内涵，剖析文革话语，分析来龙去脉，非一部大书不可。比如，像“批判”、“辩论”等词汇，在文革中都有其特殊含义，望文生义难于理解。
文革中，“批判”一词具有极为特殊的含义，既不是作为理性认知手段的批判，也不是作为知性否定手段的批判，而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个武器。在文革中，不曾有过一种批判其初衷是为了扬弃，也不曾有一种批判，是为了促成认知走向更高阶段。所有的批判都是复仇的、非理性的、破坏性的、疯狂的，都是在“文明”框架与游戏规则之外进行的。这种批判具有明显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反人道、反正义的性质。对这些“批判”，最少应该认认真真批判它一百年。
大辩论是文革初期“四大”之一，至今还有糊涂人认为大辩论是民主范畴中的事物。实际上辩论是批判的更高级的形式，1957年就已经有“轻则批判，重则辩论”之说。文革中许多批斗会都是打着辩论会名义进行的。那是先设一小小陷井，待你陷落进去，好更严厉地批判你。文革中的每一次辩论或讨论都预示着一场新的政治劫难即将到来。对联辩论是由谭力夫们把持的，儒法辩论是由杨国荣们把持的，岂容唱反调者置喙。
文革一页已经翻过几十年了，至今思来，仍如一场恶梦。孤陋如我，仍不时看到文革话语鬼影幢幢地浮现出来。文革的噪音恶乐、悖光谬景仍不时闯进我们的视听之中，搅扰本已平静下来的生活。更有甚者，把文革岁月当作了怀旧的素材，津津乐道，忘记了“国耻”二字。这两个字是我心中的郁结，每触郁结，冷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全身未尝不毛森骨立，不由自主地“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梁启超语），低头思过，忏悔前非。
但愿话语专制永远地止于文革。
我极喜欢魏曹植《与杨德祖书》中的一段妙论，愿将其附于篇末，自勉而外以鉴今人，以赏读者：“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
话语是公众不可侵犯的的权利，故“街谈巷说”、“击辕之歌”、“匹夫之思”多多益善耳（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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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风流です.よろしく
从前，有一个和尚建了一座寺庙。
他觉得自己应该为这座庙起一个比较意义的名字。
突然，一阵清风吹过。
和尚发现这阵风让他感觉很好。
可惜，流动的风终究是抓不住的。
为此，和尚灵感一动，就把寺庙的名字改成了“风流寺”。
然而，正巧路过此地的一休大师却跟和尚说，这样的风流不算真风流。
后来，在一休大师就在“风流寺”的前面加了一个野字……
弃我去者作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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