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kados(2002-07-13 11:49:54), 站内信件
|
古今中外，社会灾难多始于剥夺公众话语权。
中国两千年皇权专制统治就肇始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赵高的指鹿为马。在那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公众握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主张人性恶，也可以主张人性善；在学问上可以分成若干派，就一些问题进行辩论。但是一经秦始皇实行封闭言路的苛政－－三五结群地议论于街市者立斩－－真正的批判与辩论就不见了，多元话语就消失了。就连专供自由发表意见的华表也改作了他用，变成了专制者威严的表征。秦始皇是多元话语转向一元话语的罪魁祸首。他位登大宝之前还算开明，容忍“仲父”吕不韦编纂包容百家的《吕氏春秋》，并未把不合己意的学问视为左道异端。只是待江山入囊之后才暴露出残民以逞的凶相，民众因言被戮，书生因文贾祸，自此话语成为了一级危险物品。失去话语权简直草芥不如，然而收复话语权又难于上青山。
言为心声，心路不畅通，再也碰撞不出智慧的火花，自然也产生不出真正的学术，学术变成了专制意旨下的阐释。学术沉沦为阐释，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中国将被世界远远抛在后面。不是吗？程朱们所做的学问貌似皇皇巨制，其实都是阐释，都是以维护皇权统治为前提的。凡学术设置了前提，就不再是真学术，更不可能是一流学术。“前提”必然把学术引向阐释。学术，只有在平等的、思辨的、批判的土壤中才能生存。
赵高的指鹿为马不仅仅是个历史掌故，它简直就是一个魔力无边的谶语，把其后几千年的欲言者的嘴牢牢地羁縻了起来，让他们欲言不能，欲言不敢，喑哑了下来，而且一喑哑就是两千多年。本来快意恩仇善思善说的中国人在赵高们的高压恫吓下，只剩下“察君主之言观君主之色”这样一个微弱功能，其它功能逐渐丧失了。不察言观色的一定倒霉。其著者如司马迁，言语触怒了汉武帝，结果惨遭宫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还有更甚者，李贽特立独行，奋力维护话语权，未遂，瘐死狱中。
康乾与康梁是中国近世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前者指的是为史家所津津乐道的盛世；后者指的是中国人在19世纪末发出的最后一喉。盛世，因文字狱与言路阻塞而使中国人举国诺诺， 从此国祚中衰，神器不固，错失一个个崛起良机，旋即走向衰败；“最后一喉”指的是中国士大夫为争夺话语权所做的最后一次努力，结果以六君子被诛杀、光绪遭软禁而告失败。
综观中国两千年历史，大的起义暴动在百次以上。提出的纲领口号大多是外乌托邦而内攫取皇位、取而代之，如“不纳税”、“不纳粮”、“杀富济贫”、“除暴安良”、“罚罪吊民”、“平均地权”、“替天行道”等，花样翻新，就是不见争取话语权的纲领口号。这一情形与西人大相径庭。西人抗争统治者，索要的首先是话语权。他们认为话语权是最重要的天赋人权，其它权利都在其下。他们对统治者的抗议，不在政权姓氏更迭，不在谁坐龙椅，而在讨个说法，在讨说法的过程中，一个个思想家横空出世，声震寰宇。布鲁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因言被焚，为说话付出惨重代价，他的死让人们愈发体会到话语的珍贵。
罗莎·卢森堡说：“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斯·茨威格坚信：“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日本已故政治家大平正芳在总结战后日本的崛起原因时，认为主要是因为日本实行了言论自由的国策，并把这一条写入了宪法。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维护人权的重要保证。从政治家的利益考虑，言论自由也许会招惹来一些麻烦，有时政治家会被民众的自由言论搞得焦头烂额，即使如此，还是要坚持这一国策，因为不如此就不能迎来文明的曙光（参见大平正芳的《激荡的百年》）。
诚哉斯言。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就初尝了言论与思想自由的甜头，当时各种各样的话语都可以登大雅之堂。不存在一个名响声嚣的权威站在高处，对众人指手划脚，教导人们怎样讲话。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讲话。这一情形到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了骤变：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列席会议的一位校级军官（日本称“佐”）名叫佐藤贤了提出激进的主张，遭到腾议，话不投机，他竟然气急败坏，颐指气使地冲着德高望重的政治元老说：“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当时军方势力正渐渐坐大，阁僚们眼睁睁面对一个小小的军官无可奈何。日本史学家认为，从佐藤无理叫嚣的那一时刻起，日本的法西斯专政拉开了序幕。法西斯是容不得众人七嘴八舌的，它要的是一人话语与一人权威，要的是高压下的高度一致，不许任何人发表不同意见，一切以最高权威的话为准，一切按照最高权威的意旨行事。
无独有偶，意大利与德国的法西斯形成的情形与日本相似，也是以封闭言路为肇始的。
几乎同时，奥尔忠尼启泽称呼着斯大林的昵称（这本身就使斯大林十分不悦），声泪俱下地劝斯大林不要继续杀害忠良了。没有多久，斯大林最好的朋友奥尔忠尼启泽暴尸于光天化日之下。从那一时刻起，杀声成为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空的惟一一种声音，其它的声音微弱得再也听不到了。
不管什么潮流，总是最后才传至中国。
中国，话语的毛病出在50年代。在这一段时间，那些物不平则鸣怎么想就怎么说的人几乎全遭网罗，余下的无不噤若寒蝉。语词密林中的阿谀恭维之语频频被调动出来，供人驱使，刚正不阿之言则投闲置散，蹲踞在角落，百无聊赖。
右派绝大多数都是因话语罹祸。相当一部分是被“引蛇出洞”之后入康生之流“彀”的。通过一种策略引出话语，然后网罗之，定其罪，诛其人，让其名败身裂，遗臭万年。兵不血刃，不战屈人，实乃话语专制之创举。以话语制话语，翻手覆手之间，右派们被淹没在纵横涌动的万民声讨中，转瞬间右派们的话语权被脔割殆尽。从此，正义矢尽道穷，再难伸张。章伯钧、储安平、罗隆基、章乃器等纷纷落马。盈千累万的睿智思想被阉竖之后囚居于广寒宫阙，形同僵尸，再也发不出声音，就算还发得出来，人们也无法听到了。最终都无声无息地“荒冢一堆草没了”。至今我仍无法面对几十万知识分子同时被剥夺话语权的宏大场面，无法面对他们死刑的死刑，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改造的改造的惨景，无法直面如此浩大的悲哀。如此规模的话语大围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未完）
----
野风流です.よろしく
从前，有一个和尚建了一座寺庙。
他觉得自己应该为这座庙起一个比较意义的名字。
突然，一阵清风吹过。
和尚发现这阵风让他感觉很好。
可惜，流动的风终究是抓不住的。
为此，和尚灵感一动，就把寺庙的名字改成了“风流寺”。
然而，正巧路过此地的一休大师却跟和尚说，这样的风流不算真风流。
后来，在一休大师就在“风流寺”的前面加了一个野字……
弃我去者作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我的QQ：78305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