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kados(2002-07-13 11:49:54),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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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没有想到的，宋教仁（1882－1913）想到了，他对孙中山的缺失做了绝妙补充。宋教仁之历史地位将与康有为相埒。康有为变法，宋教仁则企图用党争替代战争，二者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宋教仁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一段精彩的言论中：“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P456，中华书局，1981年版），沛然如肝肺中流出，对非暴力变革的情感跃然纸上。如果宋教仁的理想实现了，则意味治理国家的政治家人选，不再需要战争角逐，简单到只需要若干政治家打一打嘴仗。那样的话，为争夺统治宝座而进行的战争也就寿终正寝了，这对人民、对社会都不谛是个福音。宋教仁终生为此奔走呼号。也许革命者笑其痴，然而在我看来，他却痴得可爱。
如果不苛求的话，宋教仁是个白璧无瑕的人。他是个认准了坚决去做的人，不为“做”做任何装饰－－也许这便是宋先生的败笔。两院选举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的话足以鼓庶民之心，寒奸雄之胆。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独夫民贼。在武汉，谭人风曾好心劝戒：“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教仁透露了一个秘密：会党头目应燮丞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子，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却淡淡地回以“杯弓蛇影之事”这六个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却没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实在是过于书生气了，过于拿自己生命当儿戏了。他的想法百分之百的对，百分之百的好，但同样百分之百的不能为袁世凯所容，宋教仁没有对最后一个百分之百予以关注，没有做对付危险的思想准备，犹旅行者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结果不仅自己命丧黄泉，而且断送了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说真话，宋教仁的这个缺失实在算不上名副其实的缺失。就算他听了诸君的规劝，对袁世凯加以提防，也是防不胜防。在袁世凯面前玩民主，他已经死定了，除非他放弃，显然宋教仁不是那种人。倒是宋教仁之死，未得到等价的报偿，恐怕是宋教仁始料未及的。他的死并未唤起国人的觉醒，更未激起国人追求民主的激情。这与谭嗣同之死几乎一模一样，谭嗣同死，维新的盛筵从此不再；宋教仁亡，民主的话题从此无人问津。这与其说是宋教仁的缺失，毋宁说是中国人的一个缺失，一个致命的缺失。
谁来为中国人的缺失承担责任呢？除了知识分子，别无他人。作为知识分子旗帜的章太炎（1869－1936）也难逃其咎。章太炎从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起，多数时间在为维新或革命奔走，因被通缉流亡过日本。1900年剪辫发，立志革命。1903年因替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了清廷，被捕入狱。1904年，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其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受张謇拉拢，参加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1913年宋教仁被刺，章太炎参加讨袁，为袁世凯禁锢，袁死后被释放，1917年，参加护法军，任秘书长。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席会，以讲学为业。
一般把章太炎1924年脱离国民党视为败笔，在最后十多年中晚节不保。寿多则辱，这至多算是“章太炎现象”，够不成败笔。毋宁说他透视到了将来国民党的腐败，很了不起。章太炎的真正败笔有二：
一是攀附权势。一个谁都敢骂的“章神经”、“章疯子”，似乎不该有附骥攀鸿之举，然而实实在在是有的。他曾接受与其品性迥异、各行其岸的孙传芳之邀请，与孙传芳一起投壶作乐，落为笑谈。章太炎晚年索居苏州，门前冷落车马稀，一次章的爱侄在上海与人发生官司纠葛，向章太炎求助，章太炎要学问有五车，要权势些许也没有。情急之下，章太炎想到了上海的黑帮老大杜月笙，给杜修书一封，求其帮助。杜月笙见信，喜出望外，正撞到自己枪口上，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事情摆平了。杜月笙深知这是笔划得来的买卖，哪里会错过，他趁热打铁立即启程亲赴苏州拜访大名鼎鼎的“章疯子”，结识学术泰斗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杜月笙送给了章太炎一张银票，解除了章的经济上的拮据。那之后，白花花的银子不断从杜府流入章府。章太炎则投桃报李，亲自为杜月笙修家谱。就这样，一笔肮脏的交易在一位声振寰宇的国学大师与一位地痞流氓之间做成了。
二是他的出世思想与行动。既然在世上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就应该做到底。章太炎偏不。他年轻时就想到过出家印度，只是因盘缠不足才未能成行。中年的他曾经上当受骗，被诓到峨嵋山，剃了度。他过分迷恋与其救世济民初衷相悖的佛学，热衷于出世，实为败笔。
与章太炎不同，胡适（1891－1962）是入世的，一生紧密联系社会潮流。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将随时间的消失而越发熠熠生辉；他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做人格言也将永远光照人间；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将是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知识分子独立的品质就是后人的楷模。
但胡适也有败笔，那就是他虽然倡导独立、自主，还是有些过于入世了，过于注重与政府的配合了。他不做官，这是对的，但对于不做官的原因所做的解释似存疑点。他多次向蒋介石表示，他在政府外、在国民党外，对政府更有利，自己也能够更发挥。至少胡适的这一认识缺乏前瞻性。现代社会，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作为政府的对立面（指学术角度，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反政府”）而存在的。没有优秀知识分子作对立面，政府是危险的。知识分子是制约与监督政府的重要一环，他们理应用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寻找政府的缺失，寻找到了，绝不放过。只有经常处于批评状态的政府才是正常的政府、也才是好政府。尽管胡适提倡过“好政府”，他却对“好政府”的基本条件有所忽视。
胡适最大的败笔是他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文运动初衷是使文学与文化尽量大众化，这本不错，但是做过了头，使现代与传统断了线，使数千年“雅”的传统绝了迹。恶劣后果至今仍未消除。倡导白话文的人很多，其中以胡适最极端，恶劣影响最大。胡适认为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就是要清楚明白。这与传统的文学要隐约含蓄的说法大相径庭。胡适反对文章用典，他每每评骘陈寅恪的文章时都面带鄙夷之色。胡适有一句名言：“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依照这个逻辑，他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惟如此才算地道的白话。在胡适极端主张的影响下，掀起了一场废除汉字的运动－－其潜台词是：有语音足矣 ，要文字何用？虽然这场闹剧以失败而告终，但大半个世纪以来，汉字一直处于文字改革家之“彀”中，惶惶不可终日。许多作家至今仍以平淡无奇为文章之第一要义，全然不讲修辞章法、牵连萦带。文章越来越像白开水。如果说胡适是文章没落的罪魁，似乎过重了－－瞿秋白更激进，认为白话文乃“骡子文学”，仍不够白，文学应该使用纯白的“大众语”－－但无论如何，胡适是脱不掉干系的，因为在文化领域，胡适比瞿秋白的影响力大得多。
鲁迅（1881－1936）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胡适的不足，他敢于批评政府，段其瑞政府向请愿学生开枪，他写了充满火药味的《纪念刘和珍君》。他批评政府的文章加在一起足以遍成一部厚厚的书。鲁迅也敢于在文章残留些文言文的余味。在这些方面，鲁迅是胡适缺陷的绝好补充。鲁迅岂止批判政府，他还批判比政府还要大的社会，批判中国几千年历史。鲁迅从来都是批判的，不妥协的。
批判在给鲁迅带来赫赫名声的同时也使他不自觉写出了败笔。首先是受尼采影响，批判面过宽、过刻薄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固然具有可批判性，然而也具有可保守性。二者永远同时存在，只是比例不断发生变化罢了。显然鲁迅对于世界的可保守性估计不足，误认为批判是拯救世界的惟一手段了。
鲁迅认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之六）。孤立地读这段文字，激情荡漾，颇受鼓舞，然而却经不起推敲，读之恍恍惚惚浮现出红卫兵破四旧的景象。生存、温饱、发展与后面所列诸因素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退一万步，即使存在因果关系，也不一定非要统统“踏倒”。用批判、消灭这一条腿走路，只能蹦着走，既走不快也走不稳。
其次，对人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偏激，人也是多元化的，并不是非好即坏。鲁迅所恨之入骨的一些“敌人”其实远不像鲁迅所想象得那样坏。
甚至对自己也过于苛刻了，直至死前留下了苛刻的遗言。鲁迅是个伟人，鲁迅的文章是文章中的上品，但这个遗言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让人恭维。七条遗言早已不是什么秘芨，现将后四条恭列如下：
四 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六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其实，这三个“彻底”一个“弘扬”都大可不必，无论有何苦衷。
鲁迅的第三个败笔，由于相信了不客观的报道，写了一些赞扬斯大林独裁政府的文章，由于涉猎了自己所不熟习的领域，写了一些不那么站得住脚的文章。这些也许算是一种人们经常所说的“局限性”吧。
批判重量级人物，一定会遭受物议，这一点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我仅想对发难者说一句话：盲从与恭维是断送，批判是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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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风流です.よろしく
从前，有一个和尚建了一座寺庙。
他觉得自己应该为这座庙起一个比较意义的名字。
突然，一阵清风吹过。
和尚发现这阵风让他感觉很好。
可惜，流动的风终究是抓不住的。
为此，和尚灵感一动，就把寺庙的名字改成了“风流寺”。
然而，正巧路过此地的一休大师却跟和尚说，这样的风流不算真风流。
后来，在一休大师就在“风流寺”的前面加了一个野字……
弃我去者作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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