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linjianglong71(2003-11-09 11:51:2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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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文艺作品中津津乐道的几乎都是皇帝、太监、格格，其实值得后人怀念的是顾炎武、赵翼、吕留良、龚自珍。
魏源，中国近代开放之先驱。他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最聪明的一种国策，可惜未被采用。
上述思想者之后就一片喑哑了，直到清末才回光反照，出现了以郑（观音）、康、梁、谭为首的思想者。他们拙于趋势，不因人成事，按照惯例投靠最有权势的西太后，以图王封带砺、恩荫儿曹，而是企图通过正君主名实现君主立宪，虚君共和。他们避安而就险，弃熟而驾生，做了一件轰轰烈烈风神卓绝的大事－－解除“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野蛮符咒，让用鲜血铸就的历史怪圈中止，让社会进步与杀头不再有任何瓜葛，让君主远离专制成为传统的象征，让宪法高居于个人之上，让西方文明与华夏文明辐辏融溶。郑观音明确提出建立议院……这些几乎都是中国最需要的，其功业几与炎黄相埒。康有为、谭嗣同虽在某些方面坠入认识误区，然而终是大醇小疵，按照“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的原则，“小眚”不足以掩“大道”。他们的“大道”就是在权势与真理面前选择了后者，仅此即足以使后人敬之弥笃。
宋教仁是近代最伟大的思想者。随时间的流逝，他的名字将越发响亮。他一个人的价值，几乎高于文明史以来亿万武力征服者的价值总和。他终其一生探讨建立不流血的政治制度，而且距离成功只差一步之遥。他当时是惟一年调和南北的政治家。其思想可以概括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胡为”（《宋教仁集》，456）。如果正面交锋的话，100个袁世凯也敌不过宋教仁，袁世凯只好把他卑鄙的暗杀了。宋教仁之死迅速把中国一点点“结束无谓流血”的希望给破灭了。接踵而来的是千百万的人头落地。
胡适、蔡元培、鲁迅等被最后一辆君主王朝破车甩下来的士，因把个性与血气镌刻在历史上而让人难以忘怀。他们不治《左传》，不释诸子，而以扬善伐恶、警世矫弊为己任，以鹤立之势廓清道学面目，剜除社会腐败，引进西泰文明，生腾道义，耸立人权。他们的思想解精神与灵魂之渴，犹如五谷之疗饥、药石之伐病。其中值得一书的是胡适的自由主义意识（“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鲁迅对人权的呐喊（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构成了现代文明的胚芽。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现在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作为学者，仅第一条就很难做到。他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失，但他们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富贵而是真理，这一点足以使他们归入到思想贵族的行列。
王实味是一位值得一祭的小人物。以其满腹才华本该飞黄腾达，他偏偏写了一篇讨人嫌的《野百合花》，发了些不该发的牢骚，批评了看不惯的事情，结果惨遭横祸。酒有主人，菜有知己，他却没有朋友，没有人解救他，所有人向他发出的都是讨伐声。1947年他那颗未染的思想被一把不太锋利的刀割断了（据说是为节省子弹而用刀行刑）。从此世间仅剩下野百合花，而没有了王实味。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在批判王实味的人中有一位叫周扬。他写了一篇133页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把王实味牢牢地钉在了十字架上。事过四十多年，这位老人做出了虔诚的忏悔。不知王实味若地下有知能否原谅他？
陈独秀，死前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是，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语萃》p265页）他用大量笔墨描述了专制的可怕后果，鞭挞了包括自己所做的事情。
20世纪中叶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沉默不语。最早发出声音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胡先骕。他先“啸”了。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鼓吹米丘林与李森科的社论，为生物学研究定了调子。就在多数生物学家为米丘林、李森科的伪学术吹吹打打的时候，胡先骕研究员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一书，对李森科的所谓“创造性达尔文主义”提出异议，迸发出昙花一现的思考火花，这在中国学术界几乎是个创举，尽管不久该书被全部销毁，胡研究员受到政治批判。其实，他的那部被销毁的书岂是那些汗牛充栋的应时之作可比的。
贾植芳、何满子、杜高等成为胡风的陪葬品。杜高70多岁时，同意把自己流失民间的档案公之于众，使人们可以清晰地透视那一段血雨腥风的岁月。
在把整人视为“时代精神”的时候，金岳霖清醒地指出：“凡属所谓时代精神，掀起一个时代人兴奋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实为众醉独醒的金石之声。
一度曾流行“农民起义导致让步政策，让步政策导致历史进步”之谬说。在史学家为太平天国大唱赞歌的时候，侯外庐却认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反动思想的体现，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土地制度；范文澜则说，天朝田亩制度在实质上带有反动性（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后来董楚平等人进一步全盘否定天朝田亩制度（参见《文史报》1982年3期）。
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唱年。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为首的知识分子宁做人文精神之牺牲，不做消散冲淡之隐士，“不随他人论短长”，发出了与主流旋律迥然不同的声音。章乃器宁死不“认罪”，拒绝在右派结论上签字。李维汉也不得不承认章乃器“心口如一”，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九年后，章乃器为此举不得不煎熬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1966年8月24日至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遭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包括：用铜丝包橡皮的鞭子抽，划了火柴烧手，用气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食物，用油彩涂脸，灌氨水（章乃器《文史资料选集》总第8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获得过博士学位的章伯钧，其策略与章乃器不同，他是“认罪”最早的，但他的“认罪”不是屈服，而是不再让生灵继续涂炭。他说：“难道让上面认错吗？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再不收场，扩大蔓延下去，到了乡镇小城就是抓人、坐牢、杀头，老罗和乃器哪有我清楚。参见《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罗隆基呼吁成立“平反委员会”来纠正肃反错案。章伯钧提出“轮流坐庄”，并对“文字改革”颇有微词。章乃器反对“以党代政”，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就是针对他说的。章乃器曾直接质问国务院总理。储安平呼吁结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党天下”……这些声音如久旱的春雷，如灵隐的梵唱，一新人们耳目，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试想，如果在某些问题上照他们所说的做，也许就可以避免其后发生的许多灾难，最少可以减轻灾难的程度。他们的价值实在无可估量。
曷谓士兵？战争来临冒死向前者也；曷谓思想者？在真理需要他们献身时不畏惧趔趄者也。类如罗、章、储，所作所为不一定括得尽思想者的全部特质，然而却有了思想者最重要的素质。两千年前的太史公就已经喊出“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强音，何况今人乎？如若一味附会成说、献媚权势，对经典肢解割离、妄说胡释，却无人站出来大声疾呼，人类的理性何以抵达幽微、烛照万象，人类如何进化为高尚的生灵？
吴祖光是文艺界杰出代表，是一个“自投罗网”的右派。他在致命“发言”前，妻子新凤霞拼命阻拦，未果。吴祖光又一次弹起自己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一文中已经阐述过的老调：“对于文艺工作着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琴、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他妻子新凤霞仅仅因为不愿意与他离婚，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马寅初是出产在这个时代的又一个思想者。也许他的人口理论并没有比马尔萨斯往前走出多远，他也不是力排众议反对人口无节制增长的始作俑者－－西方的穆勒就曾因散发控制人口的小册子而被捕，－－然而马寅初的呼喊还是足以震撼世界，因为当时神州大地众口一词喧腾的是“人多力量大”。最可贵的是他不屈服与各方面的压力，不但不自杀，还顽强地活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龄，他说：“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使得盼望他早些死去的人大失所望。历史上，自杀是士维护名声的常用手段。自杀比受戮于人稍体面些，所以皇帝让臣死，有“处死”与“绞死”之分。西方的思想者危难中常采取与恶势力斗争到底的策略，直到被绞死或烧死。中国的士则不同，他们在遇难时常常乞灵于死神的襄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一点在文革初期尤为明显，老舍、傅雷等一大批文化人都含冤自杀了。据统计，仅零陵一个小地方就有13797人自杀（参见谢冰《1049－1976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的初步考察》）。马老先生顽强的活着，这种人格示范并不比人口理论的价值小。
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了一位有血有肉的思想者－－梁思成。他品格卓异，嵌崎磊落，因力所能及地坚持了自己的主张而赢得后人尊敬。他的价值疾呼等同于古老的北京城墙，他差一点让这个象征厚积深蕴传统的宝物保留下来。最终他的才华没有敌过贫嘴溅舌弄臣们的暗算，当他回天无力、不得不面对城墙毁于一旦的厄运时，不禁失声痛哭。从此他的生命像淙淙涧水突然受阻，汪成死寂的幽谭，顿失先前的活力。深受父亲保守思想润泽的他，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以后的时光将由“传统”与“现实”这样两个纬度变为一个纬度，人们将坠入只知张扬现实的骛趋之中。当我们面对由此引起的恶果一筹莫展时，不由自主地会想起梁思成，会用“如果……就好了”造一个聊以自慰的句子。在城墙去留问题上，当权者只是叱咤于一时，梁思成的声音则能持续地流传下去，思想者能够把死后时间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事情就是如此戏剧性，权力的散失往往会换得灵魂的升华。佐证是一位政擢贤良、学通经史的下野政治家－－张闻天，在与权力完全隔绝之后显示出了美奂美仑的文采与超然清幽的人性。
历数五六十年代作家，做过认真独立思考的寥寥无几。邓拓有过一些
思考，但他死前愤笔疾书，高喊置他于死地的人万岁，从而把思考的意义淡淡地勾销了。始终愤愤然的作家，当以赵树理为代表。早年他也写过一些趋时邀好之作，但五十年代之后忧国忧时，发生了蹬谝卖踹的矛盾心理历程，处在极度痛苦之中。1951年，陈伯达召开一个关于农村合作化的座谈会，陈让赵发言，赵树理竟然斗胆说，农民赞成单干，不想走合作化道路。逼得毛泽东不得不退一步承认农民既有合作化积极性又有单干积极性（即著名的两个积极性），赵树理万万没有想到，他创造的这个纪录，要打破竟是那么艰难。这是中国思想者为数不多的胜利之一。然而胜利只是暂时的，不久合作化就开始升级，50年代末终于制造出了人民公社这一庞然怪物。在大连的一次会议上，赵树理气愤地说，1960年简直是“天聋地哑”。比干讲真话被剖心，苌弘坚持正义被刳肠，赵树理为维护常识的尊严，在文革中被放置在三张八仙桌摞成的批斗台上，经百般羞辱，悲惨地摔落在地，赉恨以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至今许多人还是只知道他的《小二黑结婚》，而未造访过他苦苦建造的精神家园。西蒙娜·薇伊说过，只有失去尊严的人才能讲真话。追求世俗尊严，作为代价就不免丧失讲真话的功能，变为应声虫。赵树理保留了这个功能，结果成为牺牲品。
遗憾的是，讲真话的作家只有赵树理等少数人，多数人默不作声。
知识分子的喑哑成为文革顺利展开的重要条件之一。
然而，文革在迫害知识分子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思想者。腥风血雨中高士徘徊，学者掩映。
伊林·涤西、李洪山等一批年轻人以涓埃之力抵挡浊流，锋芒直指不可一世的“副帅”与“旗手”，像划破阴霾的一道闪电，给人以振奋。
顾准，一个职业思想者，面对滚滚而来的黑涛恶浪，从容镇静，不随波逐流蹈空妄说。他不随波逐流的发凿空之论。身陷囹圄也不放弃思想，而且所指涉的多为有价值的问题。在“目的论”歪说被捧上天的时候，他却笔挟风雷，诟病其说：
“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联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联结着的”（参见《民主主与终极目的》）。
至今这些话仍铮铮作响，但真正让他留名青史的是他身上的人文精神。在盲从之风甚厉的年代，他却一树遮风，写出文不附骥的血性文章，人独一无二，文也难逢其俦。他将独立思考的范式遗泽后人，自己则带着与亿万人截然不同的理念，带着谆谨诚悫的人格渺渺茫茫归彼大荒。如今其人已萎，但思想者风格却长存人间。
遇罗克，也许算不上严格定义的知识分子，但他是一位优秀的思想者，是一位透着淋漓元气的有为青年。提起他我还有一个遗憾。1967年的一次沙龙，我有幸叨陪末座，一位朋友指着对面一个人说，那就是博涉群籍、极富才华的遇罗克。我早也心仪其文，故投以了敬仰的目光，但没有勇气上前与我心目中的英雄寒暄，因为他写过让红五类胆战心惊的《出身论》。中国血统论源远流长，汉重门第，元重肤色，清重族脉，直至文革推崇红五类。《出身论》试图打破红五类优越的谬说。在该文中，遇罗克不避肯綮，用雄辩的事实与缜密的逻辑论证了血统论的荒谬。那时，一个关于道义准则的小小偶符就足以让人罹祸，何况遇氏爽如哀梨快如并剪的笔锋已经把血统论批驳的体无完肤，我心里明白，他的处境极其危险，随时可能陷入囹圄。就这样，我与英雄失之交臂，这也成为我终生遗憾。我常为此而自责，不过我确有苦衷。文革初期我高三，我们班按照出身把同学分为了四个等级，第一等是红五类，第二等是红外围，第三等是三教九流，第四等是残渣余孽。我属于残渣余孽，是不敢乱说乱动的。当时，权力的擢升与荣辱的繁衍都仰仗出身，崇尚血统，较之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时期基本不讲血统隔离了，不过残留些“寒门无上品”之类的偏见而已，然而文革（包括文革前的一段时间）却沉渣泛起，把偏见演变为类似元代的种族隔离。相当一部分人面临非人的待遇。直接或间接因出身自杀的事情，我朋友圈中就发生不下十起。我得到《出身论》之后，火急手抄了五分，让姐弟人手一份。我还自以为是的下了结论：遇罗克已经把血统论批倒，这下子受歧视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万万没有想到，血统之争却以遇罗克的饮弹惨死而告终。
遇罗克不愧真正的思想者，在万象喧嚣中保持着惊人的冷静。恫赫威吓不能让他停止思考，严刑峻罚不能让他改变志向。天旋时异，斗转星移。现在重读其文，也许会感觉他也使用了大量的应时套语（顾准使用的相对少些），他论述的某些问题也不具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多少令人有些遗憾。然而遇罗克最可贵之处在于他另辟蹊径，摆脱了“惟命是从”的写作思路，他之写作是为了呐喊，而不是给被恶意制造出来的噪音增加点分贝。他华彩的谋篇与佻荡的行文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写作范式。这一范式也许算不上最好的，但绝非应景文章可比。
遇罗克为真理而献身，郑晓丹为遇罗克而殉难。
文革女杰，除了郑晓丹之外还有张志新、黎九莲、林昭等。行刑前他们被割断了喉管甚至被强去脏器，惨象喋血人寰。其中林昭还是被“密决”的，然而他们旅行思想者职责直到最后，使得那段暗淡无光的日子露出一丝光明，狼嗥犬吠的混杂中飘逸出一缕幽咽的音韵。
思想者中还包括以马思聪为首的一批被迫出走者。
最后应该提到忏悔者。首先是巴金，他是个拒绝过吃皇粮的可敬老人。忏悔这一定是思想者，而且一定是可敬的思想者，儒林节义，自古分歧。然而忏悔应算是应该没有争议的士大夫为人处世的准则。西方基督教的要义就是忏悔，卢梭还专门写了《忏悔录》。一般来说，中国既无忏悔的宗教又无忏悔的道德训喻，自然就没有形成忏悔的习惯。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之后百般讳掩成为惯行。更有甚者摇身一变，巧言曲说把自己由施害者变为受害者。巴老企图以微弱的螳臂之驱阻止这个巨大的历史惯力，以古稀之年重建以人为本的价值坐标与“学自忏悔始”的治学原则。他的忏悔建立在长考基础之上，完全是有激使然。他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清风亮节的人格范式。这个范式虽不一定完美，但就忏悔而言，却代表了最高境地。那些拒绝忏悔的人在巴老面前，就像椎轮之与大辂，显得渺小了许多。巴老的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也许永远实现不了，但巴老自身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实现。
忏悔者中还有邵燕祥（《人生败笔》）、韦君宜（《思痛录》）等。
演员赵丹因死前发表文章而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他死于1980年10月10日，他于10月8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的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
无名的义士、勇士、壮士也该一书，他们中有被开水灌顶而不发一声者，有活活而被人食者，有以死拒绝受辱者，有宁求好死不求赖活者……
文革中的英雄是最不幸的，因为这些英雄事迹永远居于文革话题中的次席，人们首想到的往往是这场旷日持久浩劫的成因。
文革，顾名思义，就是把文化殿堂掀翻，把文化人打倒，永世不得翻身。偌大一个“文化”范畴整个被置于俎上，任由挞伐，任由毁灭。人们沉浸与毁灭的愉悦之中忘乎所以，达到了胡尔塞所说的“存在坠入遗忘”。那是一个疯狂破坏与遗忘的年代。破坏不过是遗忘的一种手段罢了。破坏是一时的，遗忘却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影响我们。在那个时代，还有什么没有被遗忘呢？良知被遗忘，逻辑被遗忘，行而上被遗忘，行而下被遗忘，语言被遗忘，美被遗忘，生活被遗忘，历史被遗忘，甚至人类也被遗忘了（人类被缩减为阶段）。权力、意志、狂躁迅速弥漫于一片遗忘的真空中。魍魉现形，群魔乱舞，出现一幅没有理智、没有知识、没有常识的可怕视景。几乎每一个词语都于义乖桀，每一个学位都于理相背。作为一种由灵主宰的高尚存在，在遗忘中变为一种与前后左右都脱去联系的孤立存在，变为一种极其可怕的偶然。这个偶然完全由炙手可热的权力包裹着。权力本是惟恐其膨胀伤人千方百计要对其加以限制的东西，而蟹行的兖兖圣崽们却把它说成是世间至高至善至美的、无所不能的东西。权力支配，本是适用于个别场合的法则，在文革这它却取代了其它所有法则。所有是非曲折都要由权力来权衡，所有的取舍都要由权力来做出，所有的人都要为权力而忙碌，尽管有限的权力资源根本不可能分给每个人哪怕一杯羹。
“知识”在“文化”名下，“知识分子”又在“知识”名下，知识分子首当其冲便在情理之中。文革浩劫，最值得总结的既不是陈伯达、康生之流的恶行，也不是顾准、遇罗克们的无畏，而是：为什么成千上万知识分子在滚滚恶浪袭来时逆来顺受，甘当牵绳拉线者手中的木偶？为什么知识分子在背诵“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最高指示时比一般人更声嘶力竭？为什么总有一些先知先觉者率先陷入不光彩的骛趋之中（自古如此，明朝的自宫热就有“士”参与）？权力就那么有魅力吗，值得放弃正义与良知。两千多年的古人就已经知道“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位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得志的人不是指那些地位高贵者，而是指无以复加的内心快乐而已）。为什么经过两千多年风雨沧桑，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不进反退？为什么法国的萨特给诺贝尔奖不要，中国的XX却把两个人的成果归为己有，差别形同云泥！直至值得下工夫反思的，是这些。
“知识”是人类存在之第一要义。“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往往为知识分子所先知先觉。既然先知先觉了，就要把自己的“知”与“觉”公诸于世，即使冒死于刀锯斧镬之下也在所不辞，否则枉活一世。人生旅程酷似出海远航。“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思想者就是“抵达仙乡”的游客，他们成为理性殿堂的上宾。
最后，笔者借用“不是”与“是”的套式给思想者做如下概括：思想者不是什么？
思想者不是饰鬼怖人的巫师，他们以去除假象、揭示真理为己任，巫师所做的却是向众人示以假象，让众人的头脑装满魅惑；
思想者不是发疯的醋婆或放刁的悍妇。醋婆或刁妇不过是放纵使然，图一时之快，思想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切发乎理性与良知；
思想者不是缩头乌龟。乌龟一有情况便蓦然缩了回来，不敢冒任何风险，思想者思则灵动无羁，动则一往无前；
思想者不是见杯即斟、每斟必满的醉鬼，专以恍恍惚惚为乐，思想者是独钓寒江雪的清流，即使“众人皆醉”，也“惟我独醒”，因为他们深知丧失思考能力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思想者不是贪图床第之乐的情种，情种不过是情感的机器，欢乐随潮起潮落而变，思想者的欢乐是持恒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其与真理相恋；
思想者不是感情拿捏到位的演员，演员随心所欲地铸造不同于本为 的我，思想者却拙于表演，不掩心迹，总是把本我暴露出来；
思想者不是很讨人喜欢的角色，他们大多缺乏为多数人所认可的魅力；
思想者不是只会解惑的蹩脚的教师，解惑之外他们更注重“举疑”；思想者在生产产品时，拒绝使用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原材料，因为那样的产品质量一定不高。
总之，思想者不是非思想者所能想到的一切。
思想者是什么？
思想者是一个特殊群体，特殊在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保存自我，一旦他们不这样做，马上就会蜕变为另类而失去原本的价值，成为探索人文与理性羁旅中匆忙趱程的过客，什么也留不下来，从而与“不求万斗金但求朝闻道”的初衷背道而驰。作为思想者的耶酥早就提示过他的门徒：一个人赚得了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我又有何益？何况一个知识人是很难赚得整个世界的，他们的与众不同的价值完全体现于自我的展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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