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linjianglong71(2003-11-09 11:51:2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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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世纪中叶，神州大地发生了几次大劫难，令人吃惊的是几乎每一次都有知识分子助阵。那是软骨病、夜盲症与狂犬症大流行的年代。当政治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知识分子未有象样的抵抗便缴械投降了，使得个别独立思考的人很快便陷入了尴尬的孤境。软骨附逆的文人还充当了无耻帮闲，无论看到整人、砍树、吹牛都高声叫好，丑恶嘴脸纤毫毕呈。
“上帝叫谁亡，先使他发狂”。万万没想到，最先“发狂”的多为知识分子，这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
舒芜献书，酿成“胡风冤案”（姑且不评价胡风本人是耶非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冤狱，拉开了以文人为壑的残酷斗争序幕。文字狱使一千多人罹难，虽不绝后亦空前矣。郭沫若、周扬等大牌文人都做过长篇“动员报告”。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俞平伯也未能幸免于难。献书并非什么新货色，为历史上谗谀者屡试不爽。只不过自胡风案之后，大小报告之风愈演愈厉，以致于知识分子人心惶惶，周围的人敌耶友耶，非精于心术者不能蘧辨。逼得知识分子不得不分心旁骛，最后只有求生之功，全无求知之力。在这种非常场合，知识，非但不能给人带来幸福，反而成为安身立命的窒碍。
1957年，几个上层知识分子上蹿下跳，对上著功厥伟，假赞美之词，籍为私惠；对下则布下眼线，窥伺构陷，编派故事、罗织政敌罪名，以为整人的炮弹，待炮弹凑齐，猛烈开火，致使50多万知识分子罹祸，或发配边疆，或锒铛入狱。姚文元等辈上蹿下跳，煽风点火。就连根本不理解反右的田汉，也倒戈了，他本是支持吴祖光“提意见”的，而且自己也写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的讨伐“檄文”，然而当风向骤变时，田汉却把吴文冠以《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之名抛出，以求自保。这50多万人多数被自己的同僚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本已经少的可怜的知识分子间的信任与合作从此荡然无存。
1958年，知识分子的表现更拙劣到了极点。这一年狂热的国人大致干了三件蠢事：一曰跨进“共产主义”，二曰“放高产卫星”，三曰全民炼钢。这三方面都有知识分子跳出来兴风作浪。
位于知识分子塔尖的陈伯达，在共产风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把学术这个天下的“公器”当作个人的“私器”，惟上面的意图是瞻，在非理性的狂热面前，非但没有履行批判职责，反而仰仗毛泽东“无政府、无国家、无民族”与“做到吃饭不要钱，在全世界的影响，可比苏联放一颗卫星大得多”的最高指示，在北方某县上演了一出共产闹剧－－取消货币试验。直到供销社奢侈品积压、食品告罄，农民生活无以为继，闹剧才被迫收场。这一闹剧乃其后亿万人挨饿之滥觞。可悲的是，非但无一个思想者站出来履行职责“指鹿为鹿”，揭露弥天大谎，反而有无数帮闲掀唇摇舌论证谬误，说什么没有了私人财产便可以进入天堂。全然不顾寓于家庭之中的私有财产是人类秩序基础这个铁的事实。2000多年前的秦人尚有人勇敢地站出来“指鹿为鹿”明辨是非，今人反不如古人，岂不可悲。
“放高产卫星”从头到尾是一出狂热闹剧。其动机是为迎合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设想，人民公社需要物质基础，需要足够的粮食以维持“吃饭不要钱”。毛泽东认为高产卫星比苏联的人造卫星意义还要大，有了粮食（和钢铁）什么事情都好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久，来自秀才笔下的喜讯便接踵而至： 6月9日，湖北襄阳专区大面积小麦亩产1500斤。6月11日，湖北光华县幸福社11亩小麦平均亩产32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县卫星社2·9亩小麦平均亩产3530斤。6月16日湖北谷城县星光乡替乐民社亩产小麦4353斤。6月21日，河南辉县亩产4535斤。6月23日，湖北谷城县亩产4689斤。6月30日，湖北安国县亩产5103斤。（以上参见《人民日报》） 很快亩产千斤就嫌不过瘾了，亩产万斤、几十万斤的喜讯纷纷出笼。广西环江亩产中稻就达到13万斤……好事的农民问毛泽东，粮食多了吃不了怎么办？毛回答，可以改一天吃三顿饭为五顿。话虽如此，毛泽东还是有些犹豫，不知这样搞下去会不会遭到科学家的反对，就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一批科学家站出来了，代表人物是钱学森。他及时排解了毛泽东的疑虑。记得萨伊德说过，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孤寂的钱学森终于与毛泽东结盟了。钱学森试图改变毛泽东“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这种成见，证明知识分子自有其用。他于1958年6月16日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
“……土地所给人们的粮食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年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这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二十多倍！！……”
钱氏的高论很自然使人联想起“一个家当”的故事。既然一个鸡蛋能够让人发家致富，一亩地为何不能生产4万斤粮食呢？这篇袭科学之貌而遗科学之神的伪作，也许说它属于拍马学、避祸学更谛当些。把谗谀之术渗透到纯自然科学中，而又如此辐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怕的创举。著名科学家的支持，使得好大言者的腰板更直了，气更粗了。7月23日分《人民日报》社论竟然放言：“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自己的需要来决定的……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7月28日的社论中进一步提出“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想的到，定能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
意志取代了规律，惟意志论笼罩华夏大地。不幸中之万幸是意志不能当饭吃，不久就有人被饿死，重现了“衢州人食人”的惨景（只不过并不是因为“是岁江南旱”，否则真不知闹剧迁延至何日方能收场。古人的“久战之后必有凶年”一语成谶。据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估算，1960年－－1962年全国共饿死人2158万人（这一数据一直没有正式公布）。不堪饥饿泅海出逃丧身鱼腹者，更是无以计数，这些冤魂成为这段耻辱分注脚。
全民炼钢的破坏力并不比放卫星小。全民炼钢也是在《人民日报》秀才们的鼓动下展开的。一个位居二号的大人物事后说：“大跃进的发动，《人民日报》要负一半责任”。秀才们先期就已经论证了所谓“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似乎抓住一两样“主要矛盾”，其它便迎刃而解了，这才有了“以粮为钢”的行动纲领。5月1日的社论提出“速度快一倍，投资一当二”，为大炼钢铁制造了舆论准备。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土洋并举是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捷径》的社论，指出：“一个以钢为钢、带动工业全面发展的工业建设的新高潮已经形成。转炉高炉遍地开花，钢水铁水到处奔流的日子，即将到来”。社论还用问答方式向全国传达了毛泽东的钢铁翻番构想：我国的钢铁工业能不能以最高的速度，比如说，每年产量的增长率不是百分之几，百分之十几或者百分之几十，而是百分之百甚至更高的比例发展呢？答曰：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要不要高速度？我们想要，就有；不想要，就没有。
结果，就有了用木材炼钢的笑话。这个笑话让今人倍感沉重，因为它正是今天江河干涸、沙尘暴肆虐、沙漠化、石漠化步步紧逼的主要根源之一。时至今日，又有几个知识分子对此做过反思呢？
我不知道这些文人们是头脑发热还是嘴比对心，但有一点我知道：他们不要人格、不讲道德。他们一定早也将尼采的“要我们相信道德，就是在谴责生命”的格言烂熟于胸了。
1958年的闹剧合乎逻辑地演绎为文革。
臭名昭著的文革自有其发动与策划者，然肇始其端者乃上海跳梁文痞姚文元。姚文元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典型代表。1954年，正当姚文元写出赞扬胡风的《论胡风文艺思想》的著作要交给出版社的时候，忽闻北京要批判胡风，立即转舵，在《文艺报》（参见《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P150）上撰文批判胡风，把他“胡伯伯”的文艺思想批判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
1963年姚文元曾给北京出版社上书赞扬《燕山夜话》一书：
“编辑同志：准备把自己这三年来写的杂文、短论，选其在当前现实意义、思想意义较大（即能鼓舞情绪、提高认识）的，编一本类似《燕山夜话》那样的杂文集，并取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名字（如《蟹的遐想》），想把它寄给你们，不知你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稿件？致敬礼姚文元5月30日”（参见《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P136）。事隔不到三年，姚文元摇身一变，成为《燕山夜话》的权威批判者。
戚本禹、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聂元梓等一干人也都有类似姚文元的经历。他们吹吹打打，“你方唱罢我登台”，进行了充分表演。他们都是硕学的权威，一锤定音，世无异词，由他们打头阵再合适不过了。蝇附骥后、亦步亦趋，揣合奉迎、翻云覆雨正是他们的看家绝活。在他们的鼓噪下，阿谀之言孳乳，造神之风骤起。他们发明了“最最最”三字迭用的新修辞格式，制造了“万岁”与“健康”的比较级，附会了“牛鬼蛇神”的古老比喻，阐释了不断置人语死地的全新“理论”，甚至给最原始的丑恶（如血统论）平了反……一时间歌功颂德的文字充斥坊间书肆，批判声讨的声音震耳欲聋，武斗狼烟四起。这对慑于反右斗争而日益麻木濡滞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在这一强烈刺激下，他们纷纷跟着摇旗呐喊起来。就连早已功成名就的郭沫若也不甘寂寞，急匆匆发表宣言：谁见到我的书，请代为焚毁（几年后又出版了《李白和杜甫》，极尽篡改历史之能事，给知识分子丢尽了脸面）！于是焚书成风，自责成癖，窝里斗愈演愈厉。在“知识越多越反动”与“灵魂深处闹革命”口号的威慑下，知识分子们不但学会了唾面自干，而且学会了“整人以自保”。历史学家杨国荣更独出心裁，公然为韩非子平反，变“外法内儒”为“外法内法”，让法术势理直气壮地亮相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把一大批研究儒学的知识分子打入地狱。搞得全国无一人不以“法家”为荣，不以“法家”自居。就连本可装傻的学术巨擘冯友兰也坐不住了，公然颂扬其法家来。至于初澜、梁效、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等炙手可热的打手，更是笔花飞舞，浊嘴滑舌，势焰极盛。人们每每从他们的文字或言论中感觉到霍霍磨刀声。说来也怪，学问真是个奕叶灯传、蝉联瓶泻的事情，昔日刀手，墨渖未干，有的却摇身变为新时代道德文章的楷模，重新让人们肃然起敬起来。真可谓造化弄人。
不必再列举下去了，黑白颠倒的年代，有多少知识分子参加到推波“训政”、助澜“造神”的浊流之中，谁人数得清？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做过嘴不对心的事情？那时，比的就是看谁能距离知识与真理更远，比的就是看谁能想出亵渎常识的新点子，比的就是看谁在自己同类身上发现更多的破绽。余生也晚，没有赶上50年代的事情，但是文革，我是自始至终参与了的。我也参加了这一荒唐的竞赛，为此，我无时无刻不在反省与忏悔。我为自己曾把意志与灵魂交给他人而感到羞辱。
发人深省的是，为何历来中国的“士”，不鸣则如阉犬面鸡，鲜见发自心底的呐喊，为何“士”成为只被人“克”而不能“克”人的弱势群体。自然界是一物降一物的，正所谓“老鼠怕猫猫怕狸，鸡怕黄鼬虫怕鸡，螳螂捕蝉雀在后，牛羊怕狼狼怕罴”。那么，中国的士处在哪个环节上呢？应该说，总体看他们游离与生态链条之外，无物可降，因为他们具有太强的附庸性，先天发育不良。春秋战国，士被公子王孙们所豢养，成为其私物，不投靠某某门下，就不足以为士，受人俸禄，为人办事，此乃附庸之滥觞。士的品德是被拘囚于主子所划定的范围之内的。秦始皇坑儒，就借助了“诸生互相告密”，士之命运，早早就埋下了夙因。法家的“以吏为师”更成为系在士头上的紧箍咒。一切向“吏”学习，惟吏之马首是瞻，本来应该楷模世人的士，成为权利亦步亦趋的随从。“吏”才真正为人所向往，由士而士大夫成为必经之路。所以，士遵从吏的准则，而不再遵从士的准则。士不能以“师”的身份说三道四，只能附和主子的声音 。孟子早就警告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所以为士而又为人师者，孔孟之后便寥若晨星了。朱熹算不上真正的“为人师”，他不过重新阐释了统治者的统治方针而已。关于为人师的问题，朱熹做了进一步阐释：“好为人师，则自足而不复有进矣，此人之大患也”。这样一来，士就更没有发言权了。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现代。1959年林彪在庐山就说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话，总有人想当英雄，在我们中国，只有一个英雄，那就是毛泽东（参见《李锐文集》）一语中的。这是“士不为人师”的最新版本。对国家的统治权、对世界的阐释以及宗教，被帝王三者合一，集于一身。士成为一种点缀。这是士毫无作为的根本原因。士的地位甚至远不如谋国不忠的狗屁政客与残民以逞的狼戾军阀。最耀眼的光环永远归于帝王，随便一位帝王死后都有华贵的尊谥（比如昏庸的万历死后还被尊谥为“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而真正伟大的董狐不过是个鲜为人知的治史者，真正高贵的吕留良不过是一起冤狱的主角而已。
追根溯源，中国与西方的根本差别在于：西方的先知先觉的鼻祖多是纯粹的思想者，中国的先知先觉往往是谗谀者与思想者杂而有之，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孟子的“使民知道”、庄子的“道不可言”、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既然谁都说不清“道”是什么，就只好以帝王为准了）等皆有谗谀之嫌。西方（古希腊）知识分子以探究真理、苦思冥想为幸福，中国知识分子则以仕途经济为快事。
士，也有光荣的一面。两千多年出现过张衡、祖冲之父子、郦道元、沈括、郭守敬、必升、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等科学家。尽管我们不由得为这个名单过于单薄而内心有愧，然而上述贤者却是无愧于历史的。
士之气节，肇始于“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公元前607年，赵穿杀死晋灵公。史官董狐在史书上赫然写上了“赵盾弑其君”几个字。赵盾抗议道，明明我弟弟赵穿杀的，怎么说是我杀的？董狐不慌不忙地回答说，你是朝廷大员，知君被弑而不查，怎能摆脱干系？赵盾无言以对。孔子称赞董狐“书法不隐”。59年后旧剧重演，齐国的隹杼杀死了庄公。史官太史愤然写上了“隹杼弑庄公”几个字。隹杼没有赵盾那么深的涵养，他一气之下杀死了隹杼，然而隹杼的弟弟接着写“隹杼弑庄公”，隹杼把太史的弟弟又给杀死了，没想到太史的二弟接着写，隹杼又杀死了二弟，没有想到三弟还接着写，隹杼看杀头不是办法，只好任由他写了。
真正的士，所追求的是真实与正义。这种真实与正义比久旱之云霓更其可贵，他能罅开人文思想的曙光，给世界带来福祉。而缺少了它，整个世界就只剩下了黑暗。
上述两位史官该算是士了，而且堪称优秀之士，他们不图荣誉名利，坚守信念。对于荣誉，20世纪初的一位文豪是这样理解的，荣誉是一种偏见，它来自人们不善于珍重自己，来自卑躬屈膝的奴隶习性。此言不虚，权势未必贵也，士未必践也。然而，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每每良好的开端不能顺畅地延续下去，一如王朝的更迭，总是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士的口碑同样没有能够逃脱坠入“缩减的漩涡”中之宿命。
把思想之祖师定为墨子、杨朱而非孔子，是因为思想固然始于孔子，然而也坏于孔子。正如苏东坡评价颜真卿：“书之美者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者自颜始”。
墨子早年接受儒家教育，后却对儒学持批评态度，将其推翻，建立了包蕴人权思想的墨学（墨学体系中的糟粕另当别论）。照他自己所说“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贵义》），是地道的士。仅就墨子反叛精神之强烈、对博爱的宣谕之忠贞以及对士的热爱之炽烈而言，其后司马迁、李贽、黄宗羲亦不如也。
杨朱是彻底的人权主义者，他反对百姓为无谓的争权夺利卖命，号召百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他的理念无法付诸实际，但无损其光辉。
司马迁为治史者争得了荣誉。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批判者与思想者。少年文章，名动公卿，本来仕途无量，他却偏偏爱发表意见，不擅长讨君主欢，结果惨遭宫刑。历史上遭此厄运却如此有为者，司马迁堪称翘楚矣。他在《史记》中铺张扬厉、纵横雄辩。然而，他已经不得不从董狐、太史那里大踏步的后退，采用迂回战术了。他真言与呓语齐唾，实话与虚言杂陈，所使用的写作方法极为诡谲。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自己的喜怒糅进了文字中，借史抒情，表达出一种贵己意不尚苟同的气节，他借助《伯夷列传》中的伯夷、叔齐之口宣扬“让国”思想，唱出“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强音，几近中国现代民主思想之嚆矢。司马迁不仅留下了故事，激发读者揽故探新，益添怀想，同时留下巨大精神财富，供士大夫们在窘境中汲取力量。可惜，后来中国没有沿司马迁“让国”的思路走下去，陷入了无止境的“夺国”怪圈之中。那之后，治史者在无如司马迁者矣。诸如司马光辈都是专为君主治史的。只是到了清乾隆，才回光反照出现了章学诚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微弱声音。
但伯夷、叔齐的“隐”，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人。三国魏国出现了管宁，他避居辽东30多年，魏文帝征他为太中大夫、魏明帝征他为光禄勋，他都固辞不就。晋朝末年，出现了隐士陶潜，他原名陶渊明，刘裕篡位后改名为陶潜。他拒绝使用刘裕年号，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自谓“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衣沾无足惜，但使愿无违”，不为五斗米折腰，耻于“束带”上朝，结果辞官“种豆南山”、“采菊东篱”去了。但是陶潜提出的“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又给士大夫提供了一个苟且的借口。管宁隐居后著书《氏姓论》（已佚失），这一点也是陶潜所不及的。管宁、陶潜之后的隐士多要打一点折扣，诗仙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已经有一丝不得已而隐。
“百家争鸣”的最后一位发言者是曾做过司马迁老师的黄生。有一次辩论关于汤武革命的合法性的时候，他对景文帝说“帽子虽破还要戴在头上，鞋子虽新还是要穿在脚上”，大胆否认了“汤武革命”的合法性。这一真知灼见立即被一位阿谀者挡回去了：那么说高祖不该斩蛇起义了？汉景帝连忙下令：今后不准妄谈汤武！中国学术自由嘎然而止，再难出现诸子时代的风采了。
杨雄，知识渊博的学者，不满王莽篡位，坠阁自尽，未遂。后记思于《太玄》，所述谬误之处，但他嫉恶如仇，不入仕途，成为后来士之风范。
东汉王冲《问孔》、《刺孟》，抨击孔孟之道，颇有墨子之风。
魏晋稽康，苦闷思想者：司马氏夺曹氏江山算不算“顺天应人”呢？他是怀疑的，但他没有阮籍“以酒避祸”的本事，结果被司马氏所杀（其子却因救驾有功成为晋王朝忠臣）。
魏晋时期还有一位叫鲍敬言的，敢于从根本上否定君权的合理性：“儒者曰：天生蒸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扑抱子·诘鲍篇》）鲍敬言说，君权不是天授的，是通过暴力夺取的，戳破了窗户纸。
隋朝王通，继墨子、杨朱之后又一位伟大的人权卫道士。他提出“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文中子说·天地篇》）的响亮口号。天下崩乱，应该王公流血，不该百姓流血，百姓不该为分赃者卖命，（“天下崩乱，非王公血诚不能安”，《中中子·天地篇》）。王通让皇帝“受天下之训”（《文中子·问易篇》），简直是向“内圣外王”挑战，而“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志”（《文中子·问易篇》）简直与近代“万机决于公论”之民权思想庶几近之，令人惊叹。王通弟子众多，有名的有房玄龄、魏征等，但无一人臻师之美而宣其教、步其尘。王通可谓千古一人。历代统治者更是对其恨之入骨，欲将其思想掩埋起来，又谈何容易？
唐朝贞观年间出现了一位一时无两的人物－－魏征，不惧怕死，敢于廷谏，他几乎左右了唐太宗一半决策，在某些方面甚至颠倒了君臣关系。一天，唐太宗正在玩鸟，魏征来了，唐太宗赶忙把鸟藏在了衣服里，魏征走后鸟已经被憋死了。唐太宗怕魏征，犹如顽泼的孩子惧怕严父。能够如此左右君主的士大夫，虽前有古人，却后无来者。不是士不死谏，而是后来的君主多没有唐太宗的雅量。褚遂良就没有魏征运气好。他因在高宗面前反对立武则天为后，屡遭贬谪而死。魏征作为旷世大贤被人称颂，殊不知魏征乃后来士大夫行为之准则之征也。此非幸，实不幸也。从此，士之典型由史官而谏官，而且“士不为官则隐”成为了一条铁则。
终身不仕之士，当推宋末元初的邓牧，送，他未为官，元，几次请他出山都被坚辞。他专心著他的书《伯牙琴》（今已大部分散佚），他愤愤写道：“败则盗贼，成则帝王”，君主与盗贼互相转化，民无宁日。说出专制者最不喜欢听的话。
思想者历来稀少，也许不如此就显示不出其尊贵。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除去司马迁与后来的李贽外再也数不出几个“重量级”的了。士献出生命多发生在以下两种场合：或成为民族英雄，如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留下正气诗篇；或成为与君主单枪匹马较量的勇士，如方孝孺。方孝孺反对明成祖篡位，明成祖威胁他：你不怕灭九族？方孝孺笑答：灭十族又何惧。于是明成祖灭了他十族，第十族是以他的学生权充的。方孝孺成为创纪录的勇士。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险些为思想而殉难。他与同时代的阮大诚恰成鲜明对照。他的一些民主思想至今未被人超越。比如他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明确提出民本思想，早东洋的福泽谕吉200年矣。
当西方知识分子为真理而献身的时候，中国的士正忙于寻找自己所依附的“主公”。而当李贽呼喊不要咸以孔子言论定是非的时候，西方的伽利略已经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物体落下速度与重量成正比”之旧说，揭示了自由落体运动的规律。李贽的批判精神固然可贵，他不求生但求死的做法也有几分似苏格拉底，但他终究晚苏格拉底1000多年，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给西方带来了思考精神，而李贽仅仅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前车可鉴以及由前车之鉴所引发的恐惧，毋宁说，李贽之后，批判与思考精神更孱弱了。
思想的血脉时昂时伏，明清交替之际出现了博及群书、学无畛域的大贤顾炎武，算是士林中的巨擘。少年参加过“复社”的反权贵斗争，青年曾十谒明陵，不忘复兴。
金圣叹以批书著称，敢于坚持己见。因“哭庙案”被杀。
“杭州十日，嘉定三屠”没有威慑住有正义感的思想者。
蒲松龄借助妖狐鬼怪针砭时弊，在《促织》中写到：“宣德间，宫中
尚促织之戏”，使民“贴妇卖儿”，直言不讳的指出根源在于“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他断言“天下自有不盲之人”。
曹雪琴借“贾雨村言”对大清进行提前审判。
赵翼与吕留良类似，自己写书、自己刻书，嫉世愤俗，不惧斧钺。赵翼强调人的自主性，把这一理念铸入到一首小诗中：“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吕留良几乎集中了他之前的士之全部美德：他鄙视功名，三十八岁时避不应试，被革去秀才。后来行医编书，宣传“夷夏之防”这一极有见地的主张。他在南京开设书坊，出售自己编刻的书籍。五十二岁的时候，朝廷征聘天下隐士，吕留良削发为僧，采取不合作主义，三年后死去。他死后47年，发生了有名的以他姓名命名的文字狱大案，吕留良被“戳尸枭首”，家属亦受株连
。吕留良冤狱的牺牲还有曾静、张熙、颜鸿逵、沈在宽等。
龚自珍也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思想者。如果大清听了他的忠告，鸦片战争的结果也许会是另一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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