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jeffary_2001(牛坤)
整理人: linjianglong71(2003-11-09 11:51:2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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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谀者与思想者——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清算
一
地轴偷转，纪元文明已经走过了2000年历程。中国的士－－包括可敬者、可恶者、可悲者、可叹者－－不管是懿言嘉行上演正戏，还是傍人门户扮演小丑，都快意恩仇地坐念唱打，进行了充分表演。逢世纪之交，该做一个总清算了。
二
士大夫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附庸求生型，没有孤立人格，心系得失一朝，不顾荣辱千载，谄谀权贵而惟命是从，沽名钓誉而归降隶附。此种类型自古至今车载斗量，无可计数。中国文化之层累性，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文明权且称其为谄谀者。第二种为批判思考型，具有独立人格，心系天下黎民，不计个人生死，坚持正义敢于面忤权威，彰善瘅恶何惧粉身碎骨，他们实士林之圭壁。可惜此种类型非但越来越少，而且依朝代更迭而一蟹不如一蟹。我们权且称其为思想者。第三种为平庸无为型，谈不上人格，也没有立场，东风来向西歪，西风来向东倒，糊涂搪塞，虚糜俸禄，知识才学全部用在明哲保身上。这一类型本文暂不涉及。
谄谀者把良心庋藏高阁，奉迎君主，炮制语铒，陷害忠良。历史上一桩桩陷害、一个个冤狱，都是在这些小人协助下完成的。在专制统治社会，能讨君主欢的谄谀者永远不会人满为患。发现某个真理一个人就够了，掩饰或改易真理，非形成庞大的帮闲群体不可。那些业务精熟、左右逢源的宵小不愁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拿破仑早就揭示过：四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不知拿破仑为何说“四家”，其实有一家就足够了。如若真出现这家报纸，拿破仑一声令下，不愁喙长三尺的谗谀者不争相糜集麾下，唾珠四溅，落笔如刀，对那些给主子带来威胁感的言论予以回击。立了功的可以高官任做，骏马任骑。在这一示范效应的带动下，有才学无良心的文化人奔赴这条仕禄捷径，犹蚁之就膻蝇之逐臭。
谗谀者人数越多、竞争越激烈，专制就越牢固。原因在于：任何文明都始于神权，归结与民主（雨果语）。专制权力无一例外都是神权或变相的神权，兖兖圣崽所做的就是论证其永恒与合理，这种论证足以延缓民主的到来。他们搬弄学识，抖露雅博，将话语、常识、逻辑、规律置于股掌之间，翻云覆雨，混淆是非。甚至对道德与常识也能做出随心所欲的阐释－－一切都是为了帝祚永延。本应给这类人一个更邻真的称谓，无奈至今无有好事者，事遂告寝。不才不敏，只得以“谗谀者”三字谓之。
三
谗谀者滥觞于何时，夏之前史料缺如，夏末有“助桀为虐”的记载，帮助桀作恶的就有文化人。但我想把谗谀者的祖师爷定为战国韩非子与李斯。专事谄媚而又享有“子”的殊荣，25史中惟韩非子一人矣，足见了得。韩非子知天晓地、鉴古知今，确非等闲人物，他的《孤愤》、《五蠹》、《说难》等名篇，缀锦贯珠、别树学憧，为帝王提供了一系新耳目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统治术。这套统治术成为历代帝王的御世心法、万应灵符，其有效性为两千多年历史所证明。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外儒内法，外圣内王，帝王明习孔孟经典，暗则沐手恭读韩非子帝王之术。总是那些深谙“法术势”之要者成王，不得其要者为寇。法术势也常常成为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本，这就不免出现牺牲者。如北宋苏轼，无错无罪却屡遭贬谪，原因之一就是他总处于士大夫们暌睽监视之下。苏轼被谪惠州，心理调节得不错，写了一首田园诗：白头萧散满霜飞/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入章子厚耳中，章说，苏子瞻如此快活耳！遂向皇帝打了小报告，于是苏轼再次被贬到海南岛。章子厚曾是苏轼挚友，挚友尚且要告密，法术势之魔力于斯可见焉。难怪苏轼感慨到：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断言韩非子的“法术势”一直影响到20世纪、甚至波及到外国也不为过。斯大林就深得韩非子之三味，从其著作中受到启发，写下了“受人爱戴不如被人畏惧”的心得体会。按理，韩非子理应排位于孔子之前，享受世代俸禄，事实并非如此，除了20世纪70年代韩非子受到空前礼遇外，他一直是坐冷板凳的。秦始皇得其术，不但不予奖励，反而命李斯将其毒死。李斯谄谀帝王，与韩非一起构成同世之双，最后得到了与韩非子同样的下场。然而韩非子与李斯还是有区别的，韩非子的谄谀之策，几乎适用于一切帝王，而李斯之策多是献给赢正一人的。司马迁发出“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的感慨，大概是因为韩非子处于残杀连环的初端，令人恻隐，也未可知。
韩非子之死警示了士大夫：拍马是需要技术的，非攻于权术者不能为也。拍马是有禁区的，论证“盗亦有道”可以，但绝对不能把盗贼之“道”的底细公之于众。就如帝王命你去杀人，你就只管去杀，若非要挑破机心问“为什么？”对不起，你也得被灭口。专制帝王最不吝啬的就是人的生命。在屠刀的威慑下，士大夫渐渐丧失了问“为什么”的功能，思想者自然也就凤毛麟角了。相反，趋炎附势的谄谀之徒却车载斗量，如山涛之于司马氏、刘歆之于王莽、潘岳之于贾谧、解缙之于朱氏王朝、钱千益之于清庭……
如若说韩非子向君王提供了“治术”的话，董仲舒提供的则是“心术”。他向汉武帝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天人三策”，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起来，形成中国所特有的神学体系。“天人感应”成为帝王与“天”之间的纽带。“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与天的关系确定之后，再用“三纲五常”将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道统逶逶迤迤，变为庞然大物，伪学术代替了学术。士大夫的活动空间骤然变得促狭起来。撼山易，撼道统难，久而久之，就没有人敢于撼动道统了。足见，士大夫左右历史，韩非子之外当属董仲舒也。他以一人之口封杀了众人之口，而且一封杀就是两千年。
南宋朱熹（包括之前的二程）是第三位左右历史的士大夫。他虽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的“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与“存天理，灭人欲”的谗谀之词却是最狠辣的。前者把士的行为纳入到“读书”（读什么书是规定了的）的轨道，无形中放弃了“思考”这个最重要的手段，臣民皆可因此而雌服专权；后者灭人欲望，无异于釜底抽薪，把人的精气断了，变为任人摆布的木偶。从那时起，“士”与“仕”之间出现了一个等号。士而不为官，只有像姜白石那样作穷困潦倒的“职业作家”了。
明末王守仁是最后一位大号谗谀者。代表性言论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书》）。防“心中贼”成为专制者阻塞言路的口实。中国专制积深，其罪也大焉。
小号谗谀者，首推魏晋的王弼，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圣人有情”说。即圣人们“应物而无累”，圣人们享乐、腐化是符合“自然”原则的，为达官显贵们的奢侈淫靡提供了理论依据。南北朝的陶弘景，身披道袍，却阿谀权势。梁武帝萧衍篡位，兵至新林，陶弘景派遣弟子戴猛假道奉表，以示支持。他还假造“梁”字图谶，进呈梁武帝。梁武帝每有军机大事，都要遣使咨询。陶弘景被称为“山中宰相”。
唐朝来俊臣，因告密而倍受武则天信任，官至侍御使、左台御使中丞，大兴刑狱，族杀一千多家。为谗谀杀手之始祖。
要说明大学士严嵩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代表，阮大诚则是五毒俱全的士林败类。他尸禄耽宠，仕不事事，专做坏事：依附权贵－－卖身投靠魏忠贤，排斥异己－－报复东林复社诸人，软骨附逆－－晚年投入满清怀抱。
明朝韩贞，宣扬奴化思想之大师，喜欢以打油诗的形式阐述其歪说。代表作如“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与东村》）。国人“得过且过”的习性与他的歪说有一定关联。……
谗谀者只有两件事情好做：一件是把注意力由“穷理格物”转向“钩心斗角”，通过排挤同类获取利益；另一件就是通过讨君主欢获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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