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tormyboy(往事随风)
整理人: stormyboy(2002-07-10 20:59:2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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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前，由于计算方法的不同，中国并没有国际通行意义上的GDP统计，因而关于中国经济总量的估计总是雾里看花。随着中国GDP统计方法上的与世界接轨，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经济迅速增长的人口大国的经济到底是什么状况，在国际上到底是在什么位置。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一改常态的经常引用以美元计的GDP数字来展示我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令国人倍感鼓舞，如：我国GDP总量突破10000亿美元，已居世界第7；2001年上海的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达到所谓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2001年北京的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最近又有报告说北京人均GDP2008年要达6000美元，提前实现现代化；广东珠江三角洲2010年人均GDP要达7000美元，成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地区等等。然而这些数字真的能令我们兴奋起来吗？让我们从我国GDP的量和质两方面加以分析，结论就不言自明了：
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统计 ：中国的GDP总量10629亿美元，列世界第7。而列世界第6的意大利是11632亿美元；列第5和第4的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4383亿美元和14595亿美元。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之差，有理由相信我国的GDP总值将在5到10年内超法赶英。名列全球经济总量前三位的是美国：96015亿美元；日本45191亿美元；德国20637亿美元。问题出来了：GDP总量上我们的确名列前茅，然而，经济总量略强于我们的意，法，英等国人口都只在6000万左右，而人口2亿8千万的美国的GDP几乎是我们的9倍, 分析到这我们又如何还能自豪呢？进而，我们发现在量度国民生产力和富裕程度的人均GDP上我们竟然是如此的落后：我国的人均GDP仅840美元，列世界第141位，与斯里兰卡和洪都拉斯为伍---世界的平均值为5170美元！再回想一下刚才上海的数字---声称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的4500美元，疑问就油然而生---在我国媒体中屡屡出现的这个所谓的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为何竟低于世界平均值？！答案就在于我们的媒体玩了文字游戏：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有低收入（low income）国家（平均410美元）；中等收入(middle income)国家（平均1970美元），其中又分为较底中等收入(lower middle)国家（平均1130美元）和较高中等收入(upper middle)国家（平均4640美元）；另外就是高收入(high income)国家（平均27680美元）。上海所谓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的4500美元实际上指的是基本达到了较高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而又何必加上“发达国家”这自作多情而又令人迷茫的后缀呢？众所周知，我们通常指的发达国家是所谓的高收入国家的一部分，通常人均GDP在20000到40000美元左右 。上海的4500美元只大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73位智利（4590美元）的水平，低于克罗地亚（4620美元）和匈牙利（4710美元）。我们难道通常视这些国家也为中高收入发达国家？而被上海视为竞争对手的香港的人均GDP2000年为25920美元，与上海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2008年，北京实现现代化时候的GDP人均6000美元也仅仅相当于排名世界66位的乌拉圭今天的水平（6000美元）。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们的巨大差距不言自明。GDP量的不足使我们期望更快的增长，然而增长中质的问题更加令人担忧。
中国的GDP正在以较高的速度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我国国民经济统计方法与世界接轨，使得我们的数字和世界其他国家具有了可比性。然而最近，国际学术界对中国GDP增长的真实性产生了一定怀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教授的《中国的GDP统计怎么了？（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作者从中国GDP高增长的背景下，能源消耗却低增长或负增长，航空运输业萧条等反常表现，及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增长率之间的矛盾等多方面间接地对中国官方的GDP统计提出了质疑。当然，这些不同声音并没有从统计数字本身正面提出证据，因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官方数字的基本真实性。但是当我们分析官方数据本身时却仍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GDP的增长量即使是真实的，它的质量却依然令人担忧，我国宏观经济的高增张与微观的不景气形成鲜明的对比，主要表现在：企业赢余增长长期底于名义GDP的增长（1994年至2000年，名义GDP以每年13.5％的高速度增长，营业盈余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9.8％，这个数字并非很高），而企业的净利在近些年甚至有下降的趋势，今年上半年的情况就是如此。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沪，深两市所有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平均值均呈下降趋势，近年来这种下降还有加速之势。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从1992年的0.419元和19.733%分别下降到2001年的0.174元和5.295%,下降幅度高达58.5%和73.2%，市盈率则攀升到了40至50倍的高位。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社会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降。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如此之低的情况下，资本却出现了过剩的情况。近年来，宏观和微观经济形势的不符愈加明显，让人们对中国GDP的增长后劲和可持续性产生了怀疑。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GDP的增长质量低下和增长后劲不足呢？
首先，如果从统计账面角度看，支出增长过快是导致盈余下降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工资报酬和固定资产折旧增长速度均有超常增长（1994-2000 年，年平均13.6%和18.5%）。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许多地方普遍存在的企业虽然亏损但企业成员特别是管理层人员却收入不菲，甚至可以挥霍无度的现象。另外和高折旧率相关的问题是我国自9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资本深化加速的情况。全国各地区都力求所谓“跨越式发展”盲目进行产业升级，资本密集度提高，但由于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大多数地区的优势还主要在廉价劳力上）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投资效益的每况愈下，同时，资本替代了劳力，失业问题也突兀起来。
我国GDP增速的持续下降，世界经济波动并不是主要原因。我国虽然对外依存度较高，但是净出口（进出差额）占GDP的比重并不大，外国直接投资也一直保持发展中国家第一。中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近年来愈加明显才是真正的主要原因。凯恩斯在70年前就指出由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因而严重的贫富分化容易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的基尼系数在90年代不断攀升，目前已经达到0.42到0.45左右，超过了国际危险警戒线 ，如果再不加调整不但有效需求疲弱萎靡就连社会秩序也将受到影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全国的消费极为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大城市。如果农业人口能够不断向非农部门转移，欠发达地区人口能够向较发达地区转移，那么经济将持续增长。然而，如果转移不能顺利进行，则有效需求的瓶颈就会非常明显。考虑到中国消费区域构成的不平衡性以及广大农民的极低收入，则中国具有足够现实购买力的人口其实相当有限。
与商品市场的内需不足相比金融市场的内需不足体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资本稀缺利率高涨的情况大相径庭，我国经过连续降息，几乎陷入利率陷阱，然而投资需求依旧低靡。国有商业银行过高的不良资产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剥离了1万4千亿坏账后的不良资产比例仍然高达25%左右，大大高于使日本陷入金融瘫痪时的10%到15%的不良资产比例。其次，资金供求结构出现失衡，急缺资金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同时银行系统有大量资金沉淀。发展多层次的地方性和民营金融机构成为当务之急。现在，在民间的确有高达8万亿的存款，但是在缺乏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金融系统风险偏高，运行不规范的情况下，人们难有足够信心另做投资。
GDP总量不足，增长质量低下和增长后劲不足综合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不可否认，我国在诸多评价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如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家用电器普及率等都在发展中国家中较为领先，有些甚至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也有目共睹。但是我们在反映人均生产力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人均GDP上却严重落后，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我们不能忽视并且必需勇敢面对的挑战，抛开这个指标谈论中国的现代化和强国地位是不现实的更是不负责的。民不富，何谈国强？回顾人类的历史，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我们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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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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