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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guardy(卖女孩的小火柴) 整理人: sayrainly(2002-07-05 18:02:31), 站内信件 |
| ★原文转载自Discovery版guardy的《由凯丰的“可爱”说到《长征》的可疑 by 鄢烈山》★ 由凯丰的“可爱”说到《长征》的可疑 ﹒鄢烈山﹒ 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１０月初，我在广州二沙岛一间中医院住院，每天躺在床上输液，把电视连续剧《长征》从头看到了尾。老实说，看的时候很感动，以致每集重复片头、片尾的歌曲我都舍不得漏掉每一句歌词、每一个音符。可是，看完之后，回想剧情，心中不免翻腾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望、悲哀和忿忿不平的感觉。历史难道真的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历史究竟是“由人民书写的”，还是由强者书写的，奉行“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逻辑？ 我本已克制住了为此写点什幺的冲动，现在读了《杂文月刊》２００２年第２期上宋志坚兄的文章《凯丰也有可爱处》，忍不住要来说几句孩子气的真话。 《长征》中的博古、凯丰和李德三人是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东及其正确路线的对立面。这三个人都曾极力排斥毛泽东参与红军高层领导，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直到遵义会议后博古不再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李德被解除军事指挥权，凯丰则因未掌实权而仍然当他的政治局委员，抓宣传工作。电视剧给他们三人的“定性”是：思想认识和政治路线错误、军事水平低而非道德操守问题。因此，特意设计了一些场景，表现他们的人品还是蛮可敬的：湘江之战时，红军最高指挥官李德英勇无比地高擎机枪，向前来轰炸的蒋军飞机开火﹔过草地时，高度近视的博古与凯丰为了在水洼里捉两条小鱼给病中的邓颖超补补身子，差点陷没沼泽送掉性命。尤其是，正如宋志坚的文章所述：“在俄界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由毛泽东当红军统帅（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只是取得了中央军革委领导下的前敌指挥权），博古投了赞成票，凯丰也表示赞成，并宣布他在遵义会议上说的（反对毛泽东的）话统统作废。”李德则在《长征》即将结局时，一改轻蔑毛的旧态，当众表示他服了毛泽东同志！显然，精心构思的这一切情节都是要证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众望所归，让宋志坚兄等观众从剧中看到：“在长征过程中，凯丰（还有博古、李德等──鄢注）的思想也进行了一次长征，他（们）痛苦却又痛快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是毛泽东使红军摆脱了困境。”宋志坚兄所谓凯丰及博古们的可爱，是指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拋弃自己的偏见和错误。此中没有功利的权衡，只有对真理的认同与服从”。 是的，这个电视连续剧中的毛泽东就是“真理”的化身，一切以对他的“认同与服从”划线。描写凯丰等人的“可爱”之处，只是为了衬托（反衬、陪衬）毛泽东的英明伟大正确。这个《长征》正是一座高耸入云的毛泽东功德纪念碑，一曲响彻云霄的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颂歌。所有的人物安排、情节取舍、场面调度都是为突出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所以，以陈道明扮演的只会装腔作势、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为首，反派人物一个个面貌平庸、心地猥琐﹔在所有的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所以，倾情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拥毛上台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共党政大员，包括后来衷心拥毛的凯丰等人﹔在众多英雄人物中，自然浓墨重彩地突出了唐国强主演的主要英雄人物，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泽东。 为了突出毛泽东，这个电视剧只截取了以毛泽东为中心人物的那一段历史：名曰《长征》，却根本不是全景性的写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而只写毛所在的中央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长征。１９７９年版的《辞海》虽然编写于“文革”中、定稿和出版于“文革”结束不久，后面所附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也明确地告诉人们，长征是从１９３４年８月（即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后与红二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退出湘赣革命根据地之时）起，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即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于甘肃古城会宁会师之时）为止。这个“长征图”还客观地标示了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图。长征若论历时之长久、征途上艰难曲折，当数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若论指挥之神出鬼没富于传奇色彩，当数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该军于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重建，１９３４年１１月退出﹔转战千里，开辟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于１９３５年７月退出﹔１９３５年９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永平镇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出任前敌指挥“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至少是夸大其辞，顶多只能说毛泽东挽救了红一方面军。因为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与胜利到达陕北，就与毛泽东的指挥毫不相干，倒是红二十五军为中央红军北上准备了根据地和激励士气的重要条件。不用说，在当时那种被蒋军分割追堵的军事态势中和远远说不上先进的通讯联络条件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不仅不能指挥红四方面军，也不能得心应手地指挥红二方面军。没有毛泽东的具体指挥，二、四方面军照样粉碎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说没有毛泽东的神机妙算指挥若定，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如果不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就是“以一当四”以毛代史。 这个毛泽东神话版的《长征》，完全是根据建国以来大树特树毛泽东权威的党史教材大纲编撰的。而建国以来的党史（革命史、现代史）教材大纲则是根据延安时期毛泽东主持修撰的《六大以来》等党史教程确立的。铁杆“凡是派”胡乔木在他主持撰写的《胡乔木回顾毛泽东》一书第五章《编辑党的历史文献》里，详细回顾了延安时期“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之中，特别是整风运动开展之后，毛主席亲自主持编辑三套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条路线》）的过程。胡乔木说，毛主持编辑这些历史文献“并不是有文必录”，而是“为召开七大准备材料”，也就是说，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１９４３年１０月，毛主席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大家才承认错误，就是指的这种情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１８３页）换句话说，这个《长征》所本是毛泽东心中的“长征”，毛泽东期望大家认同的“长征”。 如果说电视连续剧《长征》奉行的完全是江青所倡导的“三突出”创作原则，似乎也不是事实。该剧与革命样板戏和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相比，确有“突破”。剧中用不少笔墨写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的感情戏，这在江青当文艺旗手的年代是绝对不可能的。电视剧还感人肺腑地描写了毛泽东与警卫员等人的情感戏，这些东西要是在从前就有宣扬温情主义“人性论”的嫌疑。然而，这不过是想在当下的语境中，给大智大勇、至神至明的毛泽东形象，涂上能刚能柔、大仁大义的新油彩而已。 “思想解放”二十多年了，还在搞对毛泽东无限崇拜那一套，不遗余力地美化和神化毛泽东，固然令人感到失望和悲哀，倒也罢了，反正我们早已习惯了唱“东方红”﹔使我感到忿忿不平、难以接受的是，时至今日，为什幺还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那些仅仅因为在某一种场合、某一段时间没有“紧跟”毛泽东而负屈衔冤的革命功臣呢？我这里，主要是指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和副参谋长李特。 《长征》中红军这一方的人物，毫无可爱之处的有三个人，第一个自然是红四方面军的头号人物张国焘。关于张国焘不必多说。长征途中，他与毛泽东等人的政治军事见解不合，自立“中央”﹔１９３８年４月又悄然离开延安投奔国民党政府﹔这就决定了他在中共党史上是个反派角色，似乎怎样把他脸谱化都不为过。我们也用不着为他当辩护律师，因为他已着有８０余万言的《我的回忆》（大陆由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出第１版）作了相当充分的自我辩白，有兴趣的人可以听听他自己是怎幺解释“分裂红军分裂党”及“叛党”的前因后果的。作为“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领袖、中共一大代表及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三委员之一，他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作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川陕革命根据地以及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首长，他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贡献，是谁也抹煞不掉的。至于这个凭借红四方面军数倍于中央红军的“实力”想取毛泽东而代之的野心家，为何不在手握重兵时投靠蒋介石，反而率军与之血战，到北上延安成了孤家寡人之后才去拜见蒋介石，其中的情由这里不必追问，反正与电视剧《长征》规定的时空无关了。 陈昌浩就不同了，他并无叛党投敌的劣迹。西征失败后他从祁连山下历经九死侥幸逃生隐身民间。抗战爆发，张国焘从延安逃走前后，他从武汉北上延安，不计荣辱继续为中共工作。他是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第二号人物，位在徐向前之上，李先念、许世友、宋侃夫这些后来的中共党政军大员都曾是他的老部下。红军历史上这幺重要一位人物，至今鲜为人知。１９７９年版的《辞海》上“陈”字条下，有陈其美、陈果夫、陈炯明、陈纳德、陈波儿乃至解放战争时的排长、战斗英雄陈树棠，却没有“陈昌浩”。这不奇怪，因为中共中央给陈昌浩平反是在１９８０年（陈昌浩生平参见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出版的范青着《陈昌浩传》，及附录《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的悼词》）。然而，到了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平反１１年之后，《长征》仍然有意无意地抹煞他、贬抑他，实在太不公正了！ 宋志坚兄“看了《长征》这部电视剧知道”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处境其实还是很艰难很尴尬的，至少张国焘还在闹独立，张国焘的部下还敢气势汹汹地策马追赶毛泽东。”这就是该剧给人的印象！所谓“张国焘的部下还敢气势汹汹地策马追赶毛泽东”，到底是怎幺回事？事实是：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决定，会师后的原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分别由红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指挥部统率。左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五军、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由红军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北进夏河地区，争取开创甘南根椐地。右路军以原一方面军的第一军团、第三军团和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两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徐向前率领，随党中央行动。右路军随张（闻天）周毛等人过草地后，党的上层发生北进与南下的分歧。陈昌浩本人是明确表示赞成红军合兵北上的，但张国焘坚持红军应南下建立根据地。张国焘与朱德联合发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电令是率右路军南下。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短暂“蜜月”期过去后，早已产生摩擦，互有贬损和猜忌。上层关于南下与北上的激烈争论将至摊牌时，陈昌浩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红军总司令部的总司令（朱）与总政委（张）电令他率军南下，他虽然不赞成也得执行，只好拨马向南重过草地。 据广东梅州叶剑英纪念馆的有关文献介绍，毛泽东曾在“文革”中称赞叶剑英把张国焘关于“南下、争取彻底政治解决”（大意）的密令电报截获下来，没有送呈陈、徐而交给了毛﹔毛担心陈、徐于党中央机关及原一方面军的官兵（林彪所部一军团已先行他处）不利，便决定与陈、徐等人不辞而别﹔为稳住陈、徐，在原一方面军队及中央机关悄悄开拔时，毛还到陈徐驻地去了一趟。双方部属都有人提出过激主张。原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要求先发制人，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人质，为毛泽东所不取﹔原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许世友见彭德怀部不辞而别，并对四方面军放了警戒，电话询问要不要开打（电视剧中处理为一个向陈、徐请示的电话声音），亦为陈、徐所不取。应当说，毛泽东与陈昌浩作为双方的最高指挥官都是明智的。但电视剧突出了徐向前，让他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却让陈昌浩给人一种阴冷的感觉。如果对陈昌浩稍微公正一些，只需要两三句与徐向前的对白，就可以揭示他此刻内心的矛盾冲突和不得不听命南下的（对于他个人来讲）悲剧性的决策动机。可是，电视剧编导连一分钟、一句话的辩白机会都不肯给他对观众讲！ 所谓“张国焘的部下还敢气势汹汹地策马追赶毛泽东”，实是陈昌浩、徐向前一觉醒来，发现原一方面军派来的叶剑英参谋长带上军用地图、电讯二台台长曾希圣及密码本离开了前敌指挥部，沿途叫醒一部分原一方面军的人员，随中央红军连夜走掉了。陈、徐目瞪口呆之后，派副参谋长李特和四名警卫员带上陈昌浩致彭德怀和党中央的信，策马前去挽留。毛泽东等人自然不会改变主意，但毛泽东得体地表示感谢李特等人没有阻拦原中央红军的官兵归队，双方扬手作别。如此看来，假如陈、徐、李等人为蒙受的不信任而悻悻然倒是在情理之中的（以上内容参见《陈昌浩传》）。电视剧却完全站在毛彭叶一边，尽量把他们的不辞而别合理化，给人的印象就是，毛泽东大智大勇，陈昌浩、李特们是张国焘的忠实走卒，棋输一筹。这个李特尤其冤。李特毕业于列宁格勒军政大学，中共中央举荐他到鄂豫皖苏区任职，从此在四方面军工作。红军西征失败后，他率数百人逃亡新疆，在迪化经党内特工部门审讯，诬指为托派分子，被王明从苏联途径新疆归国时下令枪决了。这样一个党内斗争的屈死鬼，电视剧《长征》怎忍心还要“气势汹汹地”在他脸上抹黑──仅仅因为他曾是张国焘的部下！ 行文至此再简述两点。一是陈昌浩率部再过草地南下与朱、张会合，对中共与红军并非只有“分裂”的罪过而无功劳。诚如朱德所说，南下的军事行动，吸引了蒋军与胡宗南部队，对陕北红一方面军的战略展开有策应作用﹔接应红二方面军汇合北上﹔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歼敌数万，播下革命种子，扩大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影响等等。几万红军将士流血牺牲英勇奋斗的功绩，岂可因党内高层的纷争而一笔抹煞？ 二是，陈昌浩之所以没有随毛泽东北上，而率原四方面军人马南下，正是因为这个人纪律性太强、原则性太强而缺少机动性、灵活性、主动性的性格悲剧所致。他的一生吃了这个性格的大亏。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军各路主力会宁会师之后，他被任命为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的军政委员会主席，奉命与徐向前联辔西征，旨在夺取宁夏、新疆等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红军与苏联的战略信道。西征惨败，２万多长征幸存的红军精华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于马鸿逵、马步青的骑兵和民团的刀枪之下。陈昌浩自然是败军之将，但这都是因为他太听从中央军委遥控指挥的缘故。自古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明知“君命”不妥，却违心地机械地执行上级的指令。关于毛泽东、张国焘等人是如何遥控指挥三反四覆贻误时机造成西路军被动挨打局面的，我懒得抄书了，对此感兴趣的人可以参看徐向前着《历史的回顾》和范青着《陈昌浩传》的有关章节。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在延安检讨西路军失败之由时，说“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即指毛泽东乐于见到张国焘在党内军内讨价还价的“资本”亏蚀精光。就当张国焘这番话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我只是替陈昌浩抱大不平。中共中央为陈昌浩平反的悼词，对这位莫斯科中山大学出身的红军重要将领的盖棺论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长征》怎幺可以那样轻蔑地作践他呢？ 《列子﹒杨朱篇》上说：“天下之美，归于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之于桀、纣。”《论语﹒子张篇》中“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其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难道毛泽东、周恩来就是舜禹周孔，张国焘、陈昌浩就是桀纣？ 收笔前顺便介绍：１９９６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陈”字条下有曾官至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却仍无陈昌浩﹔１９９９年版《辞海》补上了“陈昌浩”，写到他建国后曾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想想遵义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一度被毛称为“明君”的张闻天，建国后不过是个副部级的官衔，陈这个官职给的也不算小了），却对陈昌浩于“文革”中的横死只字不提。陈于１９６７年７月３０日因不堪凌辱而服安眠药自尽，终年六十一岁。 〔原载“世纪中国”，上网日期２００２年３月１３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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