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d-ldh(李杜韩)
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19 23:28:4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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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我意味着达到了统一的生存,在其中各种可能性都以一种井然有序的方式得以实现,而且没有任何死角,没有任何疏远的领域。所以,自我的达到是一个程度问题。无论如何,十分清楚的是,自然不可能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还有一点很清楚:自我的统一跟一个物体的统一不大相同。一个物体可以经久不变,仍然是同一个物体,而它现在的状态,既是由过去的状态所决定的,也决定着将来的状态。属于一个物体的经久不变的统一性,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其中仅仅是在外部、在因果关系上相关联,这完全不同于时间的三维被集合在人格生存的瞬间之中时那种内在的、真正的关系。
我们能不能更清楚到这种属于真正的自我的统一究竟是什么呢?也许可以把它想象成好像绘画中的透视的统一那样,在这种统一中,可能性方面和事实性方面的生存的各种线条会聚在一个点上,于是整幅图画就有了意义。要把这种一引入生存,要达到真正的自我,其条件看来在于,应该既有献身,又有接受。献身,是这个统一体瞻望未来,因为它同将来有关,同生存的可能性有关。一种献身的生存,所考虑的是某种重大的可能性。由于不断把自身引向这个重大的可能性,人生的其他可能性也就从属于它了,而运动也就向着统一的自我的方向进行。不以有这种献身,生存就会不断从一种直接可能性向另一个直接可能性跳跃;这种生存可能大大受制于偶然环境或多变的欲望,只具有最低级的自我和统一。然而,接受也是与献身同样必要的。接受,是自我统一体回顾以往,因为它跟既定的事物有关,跟我们只达到的环境和现在所处的环境有关。要达到统一的自我这一类东西,就必须整个地接受环境的事实性,而不排除任何死角。只有有了这种坦然而全盘接受,献身才能成为现实的献身。因为,并不是任何献身都可以导向统一的自我。一种跟接受事实环境毫无关联的狂想的献身,可能只会起彻底的分裂作用。
如果要完全接受人类生存的事实环境,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死亡。因为正是死者,而不是其他在死亡之光中,来评价每一项可能性。可是这不等于是在说,死亡使一切都归于无效吗?如果死亡作为生存的终结,在对生存的理解中应该被赋予核心的地位,那么,生存的所有挣扎和欲求不就显得愚蠢荒唐了吗?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前面简略地提到死亡是使人类生存变得有意义的道路上最后的、啊终可能还是有着一种两可的性质。这的确是事实,因为死亡在生存中可以起一种正面的或肯定的作用。既使在日常思考和判断的层次上,人们也承认,死亡在为了某种比个人幸福更伟大的事业被欣然接受时,有着成为一种成就的可能性;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一个人死亡的方式,可以视为是在某种程度上对他在生活中该受谴责的行为的报应。
死亡中的肯定的可能性久已为人承认,然而是海德格尔以一种特殊的洞察力,以一种哲学的语言对它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注:原注为在海氏《存在与时间》,第236页,这是指原著德文本,我查了一下中译本,中译本从第283页开始,这是该书的第篇“此在与时间性”,从第一章“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与向死亡存在”)。在他的分析中,死亡既表现为每个生存者的实际遗产中最为意味深长的因素,也表现为关闭未来的地平线,因此,我们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视为在死亡面前展开。死亡变成了末世,于是为生存带来了它否则几乎不会有的责任感和严肃性。在一个意义上看是毁灭性的死亡,在另一个意义上却是创造性的,它创造了统一的负责的自我,这个自我的种种关切,在面临终结的情况下变成了有序的东西。再者,死亡也成了判断我们种种关切的标准。死亡揭示了人们为之耗费精力的诸多野心和欲求的浅薄和琐屑。海德格尔称为“日常”生存的东西,常常是对于责任感的逃避,对于死亡和有限性的掩盖,从一个当下的关切向下一个关切的跳跃,同时根本没有想到,我们的被限制的生存,有着在某种程度上统一和完整的潜在可能性。“日常”生存也经常是对于虚幻的安全的追求。我们对于人类生存两极所作的考察已经清楚地表明,把肉体快乐或自我扩张作为生存的主要关切,就是扭曲了那个生存,而死亡的事实以一种更为戏剧性的方式清楚地说明,不考虑可能与事实性全部范围的人的成就,具有何等的浮云流水一般的性质。
这些话进一步提醒了我们,只有当生存者准备在他自身的限度之外,去寻求能创造这样一种稳定而统一的自我的主要关切之时,才能够达到自我。他必须淮备接受他的生存中事实的方面,接受自己的有限性、短暂性、必死性,并把这些东西汇进他为自己而投入未来的可能性之中去。这实际上意味着,由于让自己的眼光超越自己,或者说舍弃自己,他就变成了自己。这正是各种宗教十分熟悉的反论:人必须“为活而死”,“凡是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而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马可福音》第8章第35节)通过超越自身而达到的真正的自我实现,同那种在专顾自己利益的狭隘限度内追求到的虚幻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对照,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很好地表达出来了:“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true self真正的自我),又有什么益处呢?”(同上注,第36节)
然而,虽然这些考虑使我们看到,死亡可以以肯定的和创造性的方式来理解,它们却丝毫没有消除死亡现象的否定性或两重性。假如死亡表明了我们种种关切的空虚无用,它难道没有使它们全部都变得愚蠢荒唐吗?我们不是被驱向了某种开业无主义,在其中,每一种人类的愿望的价值都被贬低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竟然正如萨特所暗示的,孤独的醉汉的生活与伟大的政治家的生活都同样的毫无意义吗?这种关于人类生存的荒谬性的断言,使我们通过对照而理解到,面对这种情境,宗教的态度意味着什么。这种态度包含着对生存的事实性的接受,其认真彻底性一点不亚于萨特,而且,与萨特一样,它也看到了人的源泉(事实上被给定的遗产)与我们对之要作出的反应的要求(开放了的种种可能性)之间的鸿沟。它在这种状态中寻求意义,它发现了,其中能够有意义的条件,就是我们被给定的存在(生存的事实性的一极)同我们被召唤前往的存在(可能性的一极)是一致的;它看出了它们并非是偶然结合一起的,也并未注定要求永远彼此冲突,正相反,二者都植根于人在其中获得存在的更广阔的存在的背景之中。假如在我们努力实现我们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时,这种更广阔的存在就能够具有意义了。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假如存在允许它所要求的东西实现,就是说,假如在人的源泉之外,还有一些源泉,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生存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那么,人类的生存就有意义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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