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d-ldh(李杜韩)
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19 23:28:3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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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与社会
在人类生存中还有一种两极性，但由于它属于一个跟迄今所考虑过的两极性都不相同的层次，应该对它单独地展开讨论。在全部人类生存中有一种个人与社会的两极性，这种两极性有时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
没有一个人是孤立地生存的。我们已经注意到，人生存在一个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是由事物和人所构成的。任何一个人类生存都只能在与其他的人类生存者相互作用之中构成自身，实现自己的可能性。根据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说法：“在没有‘你’的地方，也就没有‘我’”马丁.布伯关于人与人关系的哲学更为充分地发展了这个观点。社会性是内在于人类生存的，它不像（比如）老的社会契约论所设想的那样，仅仅是一批个人走到一起时附加上去的什么东西。生存者在出现之时，已经是作为社会的存在而出现了。
费尔巴哈提到性别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使人类生存本质上成为社会的生存。因为考虑到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就再生功能而言，每一个人都不是完善的，都需要一个异性的伙伴。当然，费尔巴哈也很清楚，性远远不止是身体或生物学上的区别。性别渗透着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方面，而这意味着，社会性也渗透着人类生存的每一个方面。
语言是又一个基本的人类特征。确实，正是语言能力才最有决定性地使人有别于动物。可是，并没有私人的语言，因为语言的一个功能就是交流。因此，如果使用语言对于人类来说是基本的，如果任何语言都为一批对话者所共有，那么，我们就有了人类本质上具有社会特性的又一条证据。
也许，即使在经济生活最简单的阶段，例如在猎取动物的过程当中，一群人的合作就已是必不可少的了。肯定，当经济生活变得复杂起来的时候，它就导致了人类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相互依赖，导致了这样一种反论，即，随着他们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分化，他们的统一却加强了，因为他们相互不能离开了。现代的技术发展，更把所有的人和人类集团的相互依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然而，社会性内在于人的生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一个理想社会或真正的社团会自动地成长起来，人类生存者还有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同样是基本的。每一个生存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某个人自己的，不能重复，不可替代。每一个人都以一个独特的自我的观点去看世界，并且好像在构筑一个小宇宙。每个生存都有一种自私性，那是即令最富同情心的朋友或伴侣也无法深入的，它往往是遮掩着的，甚至往往被人误解。至少在一定限度内，个人的隐私和自主性值得尊重，他的独特性是应予承认和保护的。
然而正如我们考虑过的别的两极性一样，这种两极性也造成了一种可能有破坏性的紧张关系。同样源远流长地属于生存的结构的，是对于社会和不可避免的相互依赖的需要，同时每一个生存者又有隐私和孤立性，他在某些方面不能不是孤立的、与人隔绝的。用R.尼布尔的话来说，“社会是个人生活的实现，也是个人生活的障碍。”如果说，个人总倾向于用自我追求来瓦解社会，那么，社会则倾向于用集体的自我主义和制度的不公正来压迫个人。
当我们问及使人类生存“有意义”，“实现”它的潜在可能性，寻求“完整性”甚或“拯救”等等问题时，我们必须牢记个人与社会的两极性所提出的难题，正如别的两极性所提出的难题一样。可是，当我说这个问题属于跟其他问题的不同层次时，我的意思是，向神学提出的问题总得从个 人和社会两个层次看待。对于个人来说，不可能有离其伙伴的、离开支持他的社会结构的完整性。没有其社会成员的完整和尊严，也不可能有健全的社会。宗教思想家有时强调个人，有时强调社会。例如克尔凯廓尔为了反对虚伪的集体主义，就把信仰与拯救变成了个人决定的事情。在当代，由于意识到人类的相互依赖，我们则更为关心信仰的社会内容。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很长复杂。某些大致的类比可以成立。个人的生存与超越，约略相应于社会的历史与进步。个人之中自我的获得，与社会之中真正团体的获得相联。甚至个人的死亡，在社会或全人类面临完结的可能性的末日状态中也有与其相对应的东西。然而，社会总不止是其成员的总和，这些对比也不是简单的。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圣经中，个人生存的界线有时模糊不清，因此很难说清所指的是一个个人呢，还是一个团体。第一个信仰者亚伯拉罕有时似乎被清晰地勾画为一个人，可是有时这个名字又意指一个团体，而且有既是个人又是团体的意思。在新约中，基督并不总是简单地被作为一个人，即拿撒勒的耶稣。他在与他所开创的团体与历史中融成一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头与身是一个基督”。
在本书中，我们有时主要考虑个人的生存，有时主在考虑社会的生存，有时二者一起考虑，然而，最终没有一个方面是可以忽略的。
3、生存的紊乱
迄今为止，对人类生存的描述表明了人存在的各种可能方式，而不是人的实际状况。我们已看到了生存的两极性，而且即使是对问题的这样一个观察，也暗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这个生存也许是一个从中不可能得出意义来的荒谬。然而，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呈现地观察面前的生存的实例时，我们又发现什么呢？
象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只用广泛和经验的普遍化来回答，而这种普遍化又总会、遭到诘难顽而也许没有人能够否认，当我们观察实际的人类生存时，我们会发现生存当中有一种巨大的紊乱，不论我们考察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一种病理现象似乎扩散到整个生存之中，使它错乱悖理。由于这种普遍的紊乱，生存的潜在可能性没有照它可能成为的样子得到实现，而是被遗失了，被阻碍了，或者被歪曲了。假如像上面所说的，自我不但在它实际上已产生时，而且在处于真正的潜在可能性当中时就已对我们开放了，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意识到我们自己之中和人类整体之中隔开二者的鸿沟。这种开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专属于作为一种共同的自我认识的良心。
更确切地一些说，人类生活的这种紊乱可以解释为不平衡，我把它称为“病理”，就已隐约地将它比作生物有机体内部的不平衡了。但是，我们在此思考的是生存的不平衡。生存之中两极对立的紧张关系并不维持不变，而是一个克服另一个，把另一个拉离原有地位。可以说，这样一来整个结构分崩离析了。这样扭曲变形的可能性也许无限多。然而总的说来，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种不平衡发生的两个主要方向，虽然两者都可以在不同方面或彼此交替地出现于一个个人或一个社会之中。一方面，是这样一些个人的或社会的紊乱，例如傲慢、专横、天使主义、乌托邦主义，以及这些东西的变种和混杂，。个人主义也属于这一类。这些紊乱来自不愿或者拒绝完全接受或承认事实性，有限性以及一般人类生存的局限，也来自要拥有免除真正的人生所不可避免的限制的、超人的或神一般的生存的愿望。当然，尽管人们会试图摆脱生存的种种限制，他们却不可能避开这些限制，于是，他们图谋逃避，就只能以上面提到的那样一些扭曲变态而告终。另一方面，还有这样一些紊乱，例如，耽溺于肉体享受，对他人麻木不仁，沮丧绝望，集体主义的不负责任等等。这些紊乱代表着从可能性、从抉择行动、从责任感、从个人义务，甚至是从理性面前的退缩。它们是向一种低于人的存在方式，即免于顾虑的、生活在当下并为当下而生活的动物的存在方式那个方向运动。当然，在这里，人还是不能真正放弃他自己的存在；他不能达到纯粹的不负责任或动物状态，不能使自己真正免除顾虑，但在试图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扭曲了自己的存在。这两种紊乱在同一个社会中甚至在同一个个身上，肯定是兼行并至的，然而一般而论，第二种是广大群众的特点，而第一种则在乐然陶醉于自身力量的意识之中的较少数人身上达到顶峰。这第一种紊乱，虽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在各样的人之中，可是却在历史上的大暴君身上显出最为骇人的表现，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许看见了处于最紊乱状态下的生存。因此，从圣奥古斯丁到R.尼布尔，人类的解释者们竟然都从狂妄中发现了人生典型的倒错，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方面，也许很少有人会否认，确实有着这种人类生存的巨大而繁杂的紊乱；另一方面，关于生存的倒错究竟流行到了何种程度，却可能有着值得注意的争论。这幅图景又是模糊不清的。舅所周知，加尔文教给人的是一种关于全面腐化的教义，他干脆称：“所有来自人的腐化本性的事物都该诅咒。”这种观点似乎跟普遍的体验相冲突，因为任何一个，只要他不是厌恶人类者，肯定都会承认，有很多来自“自然人”的事物，丝毫不该受“诅咒”。后面将要表明，这种观点在神学上也不适当。然而，虽然加尔文夸大了人类生存的紊乱，对事物采取过于轻松的观点，对人的能力采取过于乐观的态度和倾向。虽然我们必须摒弃认为人类生存是全然的紊乱这种虚假的观念，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紊乱相当深刻，承认这一点，我们也就不仅遵从了大多数有思想的人类状况分析家的信念，而且遵从了“新约”以来的基督教关于人类的信念。
（未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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