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stormyboy(往事如风)
整理人: stormyboy(2002-04-19 21:03:48),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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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力资本借势扩张并将中国渐进改革完全锁定于自己的利益
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是倒退，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制中大量复制。虽然这种后果是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辑必然，但最近几年的“类凯恩斯疗法”无可挽回地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经济表现和屈服于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一点，相信所有密切关注中国制度改革的人们都能够观察到。反过来，短期经济表现的“优异”又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他们似乎真的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准则，而走出一条“天才”的捷径来。这几年，制度改革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他们的案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人灵感式的药方和兴奋用品。然而，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自我麻醉的幻觉下开始发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丧失，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开始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表现。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凯恩斯疗法”在一个自由市场意识深厚和监督体制健全的国家中，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政策。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著悠久集权和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中，则可能意味著“国家”的复辟，这与中国近20年改革的目标恰好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短期经济的突击式增长必然要以资源的集中使用为条件，这与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各种对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近几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规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要紧的是，在这个活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国家”，而是那些打著国家旗号的权力资本。这当然不止于经济学家口中轻飘飘的“挤出效应”，而是对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社会的一种致命吞噬。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注意，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护下，盘据在各个层级的权力资本一次突击的圈钱行动。市场和权力变成一部分窃取者的私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
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9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挟迫下，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虽然这几年，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来就要比个人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位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底被他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他将带著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主流。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法的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进”（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2、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的恶化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的说法，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占中国人口70%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必然深刻的影响著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1997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必须从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1997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的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这被中国农村社会形象的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
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不是压力的制造者。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中国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的说，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层政权向最弱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民置于绝对受剥夺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著发言权越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臃肿的政治官僚体系的膨胀（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种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的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权力资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力和前瞻性相当令人失望。除非大难临头，农民问题可能已经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目前这种局面，1949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过。
许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悲惨景况已经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80%农村人口的收入在农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远远恶劣于我们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相当麻木。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著我们。给予中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公正的起点，就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民的市场参与以公正的起点。
从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改革停滞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悲观预期准确（我以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肃的。因为即便我们聪明绝顶，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未来几年，中国农民问题就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捍卫农民的权利，就是捍卫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
随著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能够清晰揭示这种趋势的是，中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不断攀升。虽然官方一再以玩数字游戏的轻浮态度来对待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20%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强有力的传统家庭纽带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秩序最后的避难所。
在中国，城市下层阶级喜欢用那些明显具有寓言结构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绝望，但的确，这种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正越来越具有真实性。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一篇关于城市贫困情况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沈阳的铁西区--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自豪工业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城市贫困的代名词。其萧条与困苦的情形让人沉默无语。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在道德上让人难以接受的苦难，并不是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不自由不公正竞争的结果；它不是中国社会转轨的正常代价，而是完全失控的贪污和腐败的代价，是完全缺乏规制的伪市场的代价。这正是中国城市失业和贫困问题特别具有爆炸性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正常的社会能够一边长期承受高失业率的折磨，另一边却安然接纳大规模的腐败。在中国，我们更倾向于相信，这两者本身就互为因果。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的权力阶级正在用可怕的虚妄来压抑这些人的正当诉求。
退一步说，如果一部分人的贫困是中国转型的必然代价，那么政府和社会各阶层就应该勇敢的承担起维护他们尊严和基本生活保障的责任。然而，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都没有对此做好准备。而财政的困窘所导致的社会保障资金的匮乏无疑会使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换句话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看不到这个问题有实质性好转的希望。中国贫困人口的比率将会进一步上升。
我们判断，从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从对增量财富的争夺转移到对存量财富的争夺，这是一场秘而不宣的战争。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总量增长开始遇到瓶颈，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极端不公平的分配所造成的改革失速。许多对中国现实生活比较敏锐的人们，早就感受到了这种不祥的气氛。如果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大幅矫正中国改革极度扭曲的分配机制，从而重塑中国的改革动力，中国的渐进改革或许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经典。但很明显，中国政府对这种信号缺乏应有的警觉。这与中国渐进改革一路走来的机会主义路线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1989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将其统治的合法性完全与经济增长速度等同起来，这被通俗的叫做：发展就是硬道理。在中国领导人眼里，没有增长速度就没有合法性，这甚至被滑稽地量化为：没有7%或8%以上的速度就没有合法性。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幼稚的执政思路几乎成了中国领导人唯一的政治智慧。但人们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明显与中国社会的真实脉动不相吻合。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推测，在下一个阶段的存量财富的争夺中，还会不断有人成为权力资本的牺牲品。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那个没有任何制度保障的中产阶级。一个以垄断权力为基础的掠夺体制是很难自我约束的。对此，所有人都不能抱有侥幸心理。明乎此，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
如果将现在的中国嵌入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背景中来观照，我们就会发现，当今的中国与1949年之前的中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个数量庞大但困苦不堪的农民分布在中国广袤的内陆，几个以外国资本为主但却占据了GDP绝大部分的沿海城市，大量离开了土地而又无法在城市栖身的流动人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来回游动，一个仅仅代表官僚和官僚资本利益的政治权力结构，一个被深入骨髓的腐败掏空了的脆弱的金融财政体系。这个奇特的组合又一次出现在了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中。而这个组合之间无法化解的紧张和冲突，正是中国上一个世纪屡屡导致悲剧的根本原因。每一个时代的大众都总是以为自己在开创全新的未来，但经常，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历史。想要挣脱历史的宿命，人们就必须首先洞悉面前的陷阱。
三、危机和可能的未来
中国会发生危机吗？或者问，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会成为危机的输出国吗？回答是，是的，中国已经具备发生一场大规模危机的所有要件。
诚如前述，中国的改革是以权力的短期利益最大化为动力的，与此相对应，其经济增长也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是以民间社会的长期萎缩为代价的。一旦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在相当长时间里，民间社会将难以填补政府留下的空白。反映在经济上就是，长期的衰退或增长型衰退，注意，是长期而不是短期。因为在这种模式中，我们大概很难看到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周期。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颇为神似。就象日本在90年代后经历了长达10年的衰退一样，中国也同样可能突然陷入完全出乎意料的长期低迷。所不同的是，在同一种衰退开始的时候，中国经济要比日本脆弱得多。这种脆弱由于中国社会矛盾的长期压抑和积累而显得分外突出。如果中国政府唯一的合法性资源——经济增长，开始流失，那么，经济增长与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能力就可能出现难以逆转的负反馈：政府越是没有合法性，政府就越难推动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越缓慢，政府的合法性就流失得越迅速越彻底。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处于普遍的失范状态，社会自我维持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荡然无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也仅仅在在极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比如说，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内）。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建立在国家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吓基础上的刚性秩序，这对于一个人均资源匮乏、处于转轨中的大国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就意味著秩序的全面崩解，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联系就可能被仇恨和贪婪撕裂。那么，中国会发生危机吗？简单的答案是：是的。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这个话题已经不止一次被人提及。但事实却一再否定了这些先知般的预言。难道，所有这些预测都错了，而仅仅是某些“敌对势力”的一厢情愿吗？不，所有这些预测都看到了中国的问题，这些问题依然在那里，甚至比从前更加深重了。但正如中国一句古老格言所揭示的那样，水落才能石出。在中国，GDP就是这个“水”。只要“水”涨的跟水下的石头一样快，石头就不会冒出来。但现在，“水”的涨势正在放慢，而水下的石头却开始疯长。所以，中国的危机恐怕已经只是时间问题。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要搞清楚：这个危机将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并怎样影响中国的未来？
在我们的视线中，在未来几年，可能引发危机的一些重要线索正在逐渐清晰。
1、金融危机
按照正常的商业标准，中国的国有银行早就处于破产状态。无休止的坏帐和普遍的腐败已经将银行可怜的资本金吞噬一空。但讽刺的是，中国的银行不仅没有垮掉，反而在受到奖励。人们仍然在将自己的辛苦所得源源不断地投入这个巨大的黑洞，而这（新增存款），正是中国的国有银行能够苟延残喘的唯一法宝。这种现象让许多人迷惑不解。虽然许多人有意无意将此归功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但很显然，这并不是问题的真相。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在一个受到严格资本管制的国家会有大量的资本外逃。在最近几年中，中国资本外逃的数字甚至超过了资本流入。所以，对这个现象的最好解释只能是：人们并非太信赖政府，而是太依赖政府。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除了将钱存入国有银行之外，普通存款人没有任何其他存放财富的途径。但是，这种反常的现象肯定维持不了多久了。外资银行的介入将会给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以致命一击。这些势力强大，信誉良好的外资银行很有可能断掉中国银行业赖以苟活的最后一滴奶水。在事关自己财富安全的问题上，我们一点都不能小看那些平时看上去非常愚钝的中国储蓄者。他们将会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学会选择那些更安全、更可行的储蓄办法。对于这种结局，中国的国有银行如果寄望于存款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银行业务的无知，大概很不现实。
根据现有的入世时间表，外资银行直接经营个人人民币业务的时间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我们预计，在3到5年时间中，中国的大城市中将会出现挤兑中国国有银行的事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这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金融恐慌征一旦出现，就有可能火烧连营，势如卷席。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这既是开始也是结束。当然，这不仅仅是中国银行业的灾难，更是政府信用的灾难。人们看到，在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现体制正在越来越随意地挥霍自己的信用，由此我们推测，银行的破产将可能是压垮政府信用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政府无力也没有足够信用对这些国有银行进行重整的情况下，外资银行部分接替中国政府的角色来进行这项工作将是避免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选择之一。
由于外汇的严格管制，中国虽然成功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对其金融体系的冲击，但导源于内部的金融危机的风险正在急剧升高。现在就可以印证这些趋势的是，分散在各地的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银行倒闭案已经时有所闻。
2、城市下层阶级的大规模骚乱导致的流血事件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遍及城乡的抗议事件不断发生。由于农民和中小城市的居民是中国改革这一阶段主要的受损者，所以这种抗议事件多数分散地发生在这些政治边缘地带。然而随著中国改革受损者的增多，这种抗议事件正在有向大城市和政治中心蔓延的趋势。最近大庆油田以及辽阳所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就是这种趋势的明证。
与90年代所发生的抗议事件不同的是，最新发生的这些抗议事件已经具有了明显的组织性和持续性。这一点，从最近发生在东北辽阳的大规模示威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人们看到，这次示威是七个国营企业的职工联合举行的，很显然，其中已有正式的组织和工会领袖在领导。而大庆油田所举行的工人示威则突出说明了，中国改革的受损者，已经波及到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这是中国领导人为了维持稳定所要极力依靠的对象。改革危及这批人，不仅表明中国政府保护能力的减弱，也同时表明中国的社会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跨行业，跨城市、有著明确政治诉求的工人运动可能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景观。就象90年代末期的“法论功”现象所表现出的耐力一样，这些新型的工人运动将不大可能满足于一厂，一城市的规模。只要有生存下去的条件，它们就可能与其它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提出系统和持续性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到目前为止，大庆和辽阳的工潮已经持续了十几天。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镇压，这次工人运动所显示出的生命力相当罕见。
由于这些以大城市、大企业为基地的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政府肯定将采取小心翼翼但却强有力的限制措施，所谓将“不稳定扼杀在萌芽状态”。但百密一疏，如果这种大型抗议发生得过于频繁，就总有擦枪走火的时候。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局面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控制。因为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挤满了大量的生活困苦的民工。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城市最下层，受到现体制与城市人口的双重歧视，对现状的憎恨比城市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参与将特别容易将工人的街头抗议运动引向大规模的城市骚乱。
作为政治权力中心，中国的大城市集中了当今中国最令人生厌的腐败，集中了当今中国刺眼的贫富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往往就是一回事。所以，中国的大城市实际上也集中了当今中国猛烈的骚乱能量。当这些平时我们根本就视而不见的沉默人口突然拥挤在街头时，那些在人数上远远被夸大了的中产阶级就会惊奇的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样一批人。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大城市中的不安情绪似乎正在上升。在许多地方，警察查验身份证件的频率已经达到了相当反常的程度。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城市暴力犯罪的高涨。而发生在天津的“艾滋病扎针”事件，似乎就是那类具有预示“灾难或末世”功能的古老“叫魂”的翻版。这的确让我们感觉到了某种幽灵的迫近。但愿，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3、由农业危机引发的人民币贬值及其连锁反应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吹嘘自己可观的外汇贮备，宣扬人民币汇率的稳固性。许多经济学家也在以他们从来就不精确的专业知识在论证这一点。但汇率决不仅仅取决于一国的外汇储备，甚至某些情况下根本就不理会外汇储备的多寡而变动，恐怕也是人所共知的现象。日元最近的大幅度贬值，就是在其外汇储备相当充足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提醒我们，中国的外汇储备并不是那么靠得住，更不是人民币不贬值的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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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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