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ulrikeyan(ulrikeyan)
整理人: yanboguang(2002-07-20 23:39:01),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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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印度两位对文化交流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宗教人士
这两个人，一个是英国传教士，一个是印度教改革家。他们并不是完美的，但你不能不钦佩他们的学识和精神。至于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如果放到当时那个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去考察，就不难理解了。
我在这里不是要再挑起什么争论，只是想说明，信仰具有什么样的力量。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但，你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看到信仰和人格的光辉。
（一）威廉 凯利
凯利于1761年出生于英格兰中部的一个织工家庭。他虽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极富语言天才，年轻时就自学了希腊语。学过一些鞋匠技术后，他找了份作乡村小学校长的活。就在这段时期，他成了一名浸礼会传教士。凯利无意中读到了库克船长的航行记，这使他产生了把《新约》的《四福音书》扩展到海外的想法。1793年6月，他与同伴托马斯（他已在孟加拉传教有些时候了）在浸礼会传教会资助下，前往印度。他的妻子虽然极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带上四个孩子和他一起去了。
因为英国方面不给传教士办法许可（他们担心传教士力图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教会惊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所以凯利他们只好搭乘一搜丹麦轮船，与1793年11月抵达孟加拉。船在胡格利河的河口停靠时，他们来到最近的一家市场，托马斯就在这里开始传教。印度人虔敬而有礼貌，使凯利大受鼓舞。他对传教成功满怀希望。
托马斯和凯利很走运。在他们到达印度六个月后，就找到了工作，管理胡格利河上游300英里处临近的蓝靛厂。尽管该地区时有老虎、蛇、鳄鱼出没，但凯利声称他一点都不在乎。
凯利对新工作得心应手，能拿到手的工资很宽裕，家也是一座舒适的二层砖房。身为蓝靛厂经理，凯利还拿到了在英属印度工作生活的执照。于是，每年只到生产蓝靛的时候，他才忙上3个月，而这之后，他就会有充裕的时间学习印度语言，这就是他传教活动最基本的工具。凯利在船上的时候就开始学孟加拉语，之后又跟语言教师巴苏学习。凯利到印度不到一年就开始用孟加拉语传教了。
凯利不久后又从孟加拉语转向学习梵文。他开始着手用英语撰写梵文语法，并为用孟加拉语、梵语和英语编本字典做准备。他和巴苏一起把基督教《圣经》翻译为孟加拉语。凯利还为印度儿童创建了一所学校，教授他们波斯语和梵语、《圣经》、自然和算术。凯利和托马斯，尤其是身为医生的托马斯，竭尽全力帮助那些生病的或受伤的人。在那些根本无法获得医疗保障的贫困乡村，托马斯的照料无异于雪中送炭。
在住在印度的前七年，凯利一边工作以支撑家庭和传教工作，一边继续学习、讲学、翻译和传教等。一开始，凯利以为他的90名雇员是一群现成的教众，已经够条件转化为基督教徒了，但事实上，他们比凯利预想的要难对付的多。蓝靛厂投入生产的前一天，工人们去和凯利交涉，要求祭奉迦利女神。由于凯利有另外的一些印度人可供使用，他对工人们的“愚蠢、邪恶的偶像崇拜”进行了谴责。工人们很有礼貌的听着，然后散去。结果这些人还是以他的名义用一只羊羔祭祀了女神。
凯利尝试着四处宣讲。他和托马斯乘着小船走过一村又一村，只要有人愿意倾听，他们就大讲基督教教义。尽管如此，再到印度的头些年，凯利根本就没能把任何一个印度人转变成基督徒。
1799年10月，来自英国的由8名传教士及其家属组成的一伙人抵达印度。由于跟一些英国官员产生矛盾，这支队伍在加尔各答以北15英里的丹麦人聚居点塞拉姆浦尔安顿下来。凯利一家不久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传教士们凑钱购置了一些财产，包括几座房屋，其中一座用来作基督教礼拜堂，其它的用来做生意和居住。最重要的事是置办了一台印刷机，出版凯利的译著和其它出版物。凯利决心印一批价格低廉的基督教《圣经》，使它们能广泛传播。
新来者中有两位传教士，约书亚马什曼和汉纳马什曼，他们为欧洲人开办了一家寄宿学校，用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波斯语和梵语授课。这所学校发展很好，于是学校和出版赚的钱再进行投资，资助建立像专门为孟加拉儿童开设的免费学校等机构。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印度人于1800年12月接受洗礼。
当凯利将《新约》译成孟加拉文于1801年出版时，其名气如日中天。虽然东印度公司官方反对传教活动，凯利还是给韦尔斯利总督寄了一份。此前，在加尔各答他曾与公司牧师邂逅，凯利留意到韦尔斯利了解传教士们的活动，并对他们无任何责难。
总督恰好要为威廉堡学院雇语言专家，但是，几乎找不到这样一位出生在英国而居住在印度的人有资格教授印度诸语言，所以尽管学院会雇佣印度梵学家和语言教师，但这些人是不会被雇去担任更高职位的教师和教授的。《新约》出版一个月后，韦尔斯利表示同意雇佣凯利教授孟加拉文和梵文。凯利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学生们编写一些孟加拉语的资料。大部分孟加拉语的书面材料都是韵文，凯利急需一些散文。这时，巴苏给了他很大帮助。他写了一位孟加拉国王的历史，这是“用孟加拉语书写就的第一本散文体书”。巴苏同时还翻译了一些梵文寓言。凯历此时继续从事着梵文语法编写工作及几年前就着手的三种语言辞典的编写。
在1806年给朋友的信中，凯利描述了在加尔各答生活中典型的一天：5:45醒来，读一节希伯来语的《圣经》。7:00的早餐之前有一段祷告和跟语言教师用波斯语交谈的时间，除此以外还会用兴都斯坦语细细品味一些《圣经》章节。早餐后，他与梵学家一起把《罗摩衍那》译成英文。10点钟，他去教书。下午晚些时候到晚饭之前，他会详细翻阅斟酌《旧约》孟加拉语版本的校稿。
晚上，他会专注于将《四福音书》译成梵文，跟另一位梵学家学习泰卢固语。在睡前，他会从希腊文版的《圣经》中选读一些文字。
周末，凯利一般会乘小船航行至塞拉姆浦尔。到目前为止，印刷厂已经能生产、出售自己的自模和油墨，后来还建了一座造纸厂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不久，工厂还雇了一批印度梵学家从事《圣经》的翻译。
宣讲也在继续。凯利发现在皈依过程中并非每人都能理解基督教原旨，尤其是早几年他们采取的是试图谴责印度教和穆斯林教义及人们的办法来传教。在一次早期邂逅中，凯利告诉一个婆罗门：“在这个国家，说谎是一种风俗习惯，因此一千个人中你也找不出一个不说谎的人。”
随后，凯利就上帝赐予印度教徒以神圣的书籍圣典这个信仰向婆罗门挑战。凯利问，上帝把《古兰经》也赐予穆斯林了吗？“当然，”印度人回答，“上帝创造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并赐予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但英国人可接受不了印度教徒这样的信仰，即悟道是有多种可能的路径的。“上帝既不会聪明地这样做，也不会这么一成不变，”凯利告诉婆罗门，“这些愚蠢的崇拜是不值得上帝和他的子们去做的。”
从事同类工作的并不只凯利一人。有一次，管理印刷厂的沃特与一个穆斯林争论，把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称为奸夫和凶手。词类攻击免不了会惹麻烦。在塞拉姆浦尔，婆罗门获得官方许可争论传教士们的教学活动。浸礼会的教友发现自己受到了攻击，用凯利的话就是“用所有的怨恨可以杜撰出来的极尽侮辱的语言”。凯利他们最终明白了，让印度人去讨论基督教的积极方面，要比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采取贬抑政策好得多。
这不是传教士和英国人唯一的麻烦。1806年在距马德拉斯西部80英里的韦洛尔小镇上爆发了起义。起义的最直接原因是城堡内的英国人要求印度人把额头上表明他们教派的标识去掉，并不许再带头巾，而换成欧洲人的帽子。显然，英国人没意识到这实际是在向印度教徒挑战。在随后爆发的起义中，印度士兵杀死了129名欧洲人和忠于政府的士兵，而英国人则在夺回城堡后处死了350名印度人作为报复。
韦洛尔事变后一小段时间，总督禁止传教士活动。虽然后来禁令有所放松，但仍禁止发行攻击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小册子、在公开场合传教、把印度皈依另一种宗教的皈依者遣出塞拉姆浦尔等做法。
六年后，发生了另外一件意外。1812年3月11日深夜，造纸车间着火，结果，整个工厂化为灰烬。凯利被从加尔各答召回。他漫步在废墟上，泪水慢慢涌出。“短短的那么一个晚上，”他悲伤地说，“多年的辛苦劳动就付之一炬。”损失非常惨重，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圣经的翻译、多语言字典和《罗摩衍那》的翻译也葬于大火。浸礼会教友慢慢开始重建工作。
凯利的不幸还未结束，一些疾病侵袭了部分传教士和他们的家人。凯利失去了5岁的儿子，不久后，他的妻子患上精神疾病并于第二年去世。但，凯利仍然继续工作着。
不过，对凯利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传教的失败。他们的方式不能被印度人所接受。但，英国官员却改变了态度，不少英国官员认为印度的确需要基督教。1813年禁止英属印度传教士的条款被废除。
凯里一直在从事传教活动，一直到1831年6月去世。他在印度期间，编写了散文书、字典、语法和其他出版物，为印度语言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为印度人创办了学校，为需要的人提供了医疗。1820年，为改善印度人的农作方法，他帮助创建了印度农业与园艺协会。作为一名传教士，他曾侮辱过印度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但他的确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几十年都献给了他所选择的这片土地。
整理他的事迹，本来只是想说，信仰支撑着他为印度做出了一定贡献。但现在，我想用他的事例提醒某些想传教的朋友注意他们的方法，别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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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婴儿离开了子宫，他便发现了母亲。
当我被撵出了你的家，离开了你，我就能自由地凝视你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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