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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评论：甲午海战的历史地位与军事意义（“9·17”甲午海战106周年纪念之一）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9月16日 许 华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了近代史上非常著名的甲午黄海
大海战--网管注)
近代中日两国都是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攻击或威胁下，被迫对外开放门户的。
两国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近代海军对于维护国家主权的
重要性。从19世纪60年代起，两国相继开始组建新式海军，并且互一对方为假想敌，
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达到高潮，却以中国失败、
日本取胜而终结。中日甲午战争对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甲午战争是一场陆海战场交替进行的近代化战争，尤其是以拥有独立的海上战场
而为其显著特征。回顾这场战争，特别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海上作战行动，我们不难发
现甲午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具有的历史地位。这场战争，也为世界近代海军及其装
备的发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战经验。
深刻反思检讨甲午海战在历史与军事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更是具有
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甲午战争前的中日海军竞赛及其影响
1840的鸦片战争和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在中日两国近代史上，均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从此开始，两国都面临被西方列强吞并的民族危机。以30余艘舰船和
不足一万人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闯入中国的宁静海湾，使拥有近百万常备
军的满清军队一触即溃。清廷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员的武器装备
，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却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
处重要阵地，最后只能被迫接受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同样，胚里海军准将率领
美国舰队驶入日本江户浦贺港时，不过是4艘军舰，却使德川幕府政权十分惊恐，被
迫同意对外开放。
鸦片战争使清廷受到强烈的震撼，并促成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争开双眼去观
察世界，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士认为
，“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们建议并规划出创立中国
近代海军海防的初步方案，以期形成“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
的有利战略格局。他们还大胆倡议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强调人才培养的战略意义，
为中国近代海军海防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揭开了序幕。
1862至1863年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迫使中国人积极探索自主兴办海军
海防的道路。1864年6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指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
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同时，李鸿章也提出：“中国欲自
强，则莫若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次年，李鸿章在上
海创办了一家著名的兵工企业--江南制造局，建造了中国的第一艘轮船。1866年，清
廷批准设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的创办人是左宗棠。从1869年初夏到甲午战争前，福
州船政局共建造舰船34艘；福州船政学堂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采用西法培养海
军军官的学校，为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专业干部，奠定了人才基础。日本
明治政府从建立之初，也对海军建设给予极大的关注。1868年10月，登基之初的明治
天皇就看出了发展海军的重要战略意义，他发布谕令称：“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
应该从速奠定基础”。1870年，日本兵部省在向太政官呈交的《创建海军建议书》中提
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
国防。当今各国竟相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因此，他国对我国殊为轻视，出言
不逊，甚至干出不法之事。若我国拥有数百艘军舰，常备精兵数万，那么他国便会对
我国敬畏起来，哪里还敢有今日之所为？”这份建议书认为，在今后七年里，日本应将
岁入的五分之一用作军备。日本明治政府奉对外侵略扩张为最高国策，制订了以武力政
府亚洲的所谓“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列为其侵略扩张的首选目标。为此，日本政府
不遗余力地大举扩充以海军为核心的综合军备，接收幕府军舰，引进西方造船技术并改
造原属幕府的横须贺造船厂，派遣海军造船留学生，聘用外国海军教官，兴办海军院校
，组建新式舰队。明治天皇甚至还亲自发起从每月的薪俸里捐款建造军舰的运动。
1874年，日本舰队以琉球船民事件为由，入侵台湾；沈葆桢带舰入台交涉退兵，
形成中日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日军侵台，使清政府朝野震动不已。大学士文祥说：
“夫日本乃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
。是此次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踏，而不亟求整顿，一旦事变，
更形棘手”。严酷的海防形势，使清廷感觉出潜在的危险和威胁，正所谓“现在日本之
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
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
同年11月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强调了海防问题之必要性和急迫性，提出
“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措施，并要求
清廷饬令有关部门加以讨论。清廷以前所未有的高效率，在当天就发布上谕，令沿海
沿江各省督抚们在一个月内将各自的讨论意见上奏朝廷。以后，又将讨论的范围扩大
到亲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海防问题俨然登堂入殿，被清廷列入其头等议事日程
。在这场著名的“海防大讨论”中，各地督抚及京官，由于思想认识及派别利益上的差
异而观点不尽相同，但毕竟通过了“先就北洋创设一支海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
要分布”的海军海防发展战略思路，并派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
，从而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步伐。
同样，日本因侵台未能得手，痛感海军软弱，遂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
“比睿”三艘军舰。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皆派军舰前往干预。日本因
海军实力不如吴长庆所率领的北洋军舰，故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交锋。但日本正式将
头号假想敌由俄国改为中国。日本海军卿川村纯义认为“东洋形势已非昔比”，经向天皇
奏报，日本政府决定从1883年起，将酿造业、烟酒业的税收2400万日元作为海陆军经费
，连续八年建造军舰。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北洋海军再次赴朝进行干预，更加
深了日本的反华情绪，许多朝鲜人物主张对华宣战，只是因为军方认为对华作战的准备
尚未完成，宣战计划未被采纳。
1884年中法战争，福州船政局所属全部军舰惨遭全歼，南洋海军也损失了二舰。
战后，清政府再次研究海军建设问题，发起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认定：“如果水师
得力，互相援应，何至处处牵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决定设立总理海
军事务衙门，统领全国的海军建设事务，使得海军成为正式的军种。随着向德、英等
国订购的“定远”、“镇远”、“致远”等先进军舰陆续到华并被编入现役，海军衙门于
1888年秋上奏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组建成军。北洋海军以
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4万吨。加上南洋、广东、福建等地区的
舰艇，中国一度跃具世界海军大国的行列，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建设进入了鼎盛时期。
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海军在装备实力上较日本海军略占优势，这对
遏止日本的扩张野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直接刺激了日本发展海军的狂热
情绪，清廷虽以日本为假想敌，用李鸿章的话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
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但目的在于防御。清政府从未制订过征服日本的战略方案。
日本则不同，从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的《征讨清国策》，到
1893年枢密院院长山县有朋提出的《军备意见书》，完全是将清廷作为日本的侵略目
标来做考虑的。这场旷日持久的竞赛，到90年代发生了转折。由于北洋海军成军，以
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为慈禧太后归政而兴修颐和园和三海园囿，
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变得极为拮据。1891年户部
奏准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所省银两解部充饷。这一决策，
使得中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下来。
也正是在此期间，日本海军完成了海军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
“定远”、“镇远”二铁甲舰而购造的“岩岛”、“松岛”、“桥立”三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
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中日海军的差距日渐缩小，中国在前些年
争取到的海军发展优势被扯平了。这是日本在1894年借东学党起义出兵朝鲜、并直接
向中国军队挑起冲突的最重要原因。可以说，日本为实施其“大陆政策”而进兵朝鲜、
中国(包括后来发动日俄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但选择东学党事件为导火线，
则带有偶然性。关键在于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双方海军力量的消长。
1894年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国，以
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
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即日本撮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
中国自十四年(指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
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清廷刚刚接到李鸿章的奏报，甲午战争
的烽火就已经燃烧起来。战争的结局，是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和由此
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地赔款，领土主权遭到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它还引
发了若干年后的八国联军的接踵而至，以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使已经元气大伤的
中华民族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海军战略问题
要充分评估甲午海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必须考察甲午战争中的海
军战略问题，分析并把握海军及其海上作战在这场战争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
。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
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
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
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
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
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
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
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
1894年6月5日，日本政府组建对华战争的最高统帅部--日军大本营；6月17日，
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对华战争，并确定了日本海陆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其作战
目的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今河北)平原与中国军
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迅速迫成城下之盟。日本大本营认为，“中国有优势的
海军”，因此，陆军主力在直隶平原“决战的结局首先要取决于海战的胜败”，即取决
于日本海军能否首先在海上战场歼灭中国海军主力，掌握渤海与黄海的制海权，从
而保证安全输送其陆军主力在渤海湾内登陆。鉴于上述考虑，日本大本营在作战计
划中设置出作战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出动陆军入侵朝鲜，牵制中国军队；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出海，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与渤海的制海权。第二阶段，
则根据海上战场的作战所可能产生的不同结局，分别编设出三种具体作战方案：
(一)如果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了预定海区的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其陆军
主力兵团进入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实施决战；
(二)如果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兵团达成对朝
鲜的占领；
(三)如果日本海军在海上战场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军则全部撤回
本土设防，准备全力抵御中国军队对日本的进攻行动。
日军大本营关于作战的上述考虑与方案，是十分周密、明确而坚决的。它对中国
海军没有作出任何轻视的判断和决策，这完全符合兵家制胜之道。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军大本营为这场战争制定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海军制胜
的战略，因为整个战争的发展过程及其可能导致的最终胜负结局，无不依赖于中日两国
海军兵力在海上战场的决战即制海权的得失。完全可以说，在这场战争的海上战场角逐
中，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具有关系战争全局的重要战略意义。因
此，战火尚未点燃，日本方面已居于一种有利而主动的战略态势之中了。
而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战争另一方的中国，尽管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些军政重臣对
于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早有洞察，并做过一定的应对努力，但从1888年北洋海军组
建成军后，海军发展就一直处在停滞不前甚至萎缩的状态之中，直到这场迫在眉睫的战
争爆发时，清政府也没有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清廷在1894年8月1日发布的对日本宣战
的诏书中说：“(日本)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正好道出其仓促应战的窘态。
在战略上，清廷最高当局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策划和部署，对于战争的可能情况未做
分析和判断，更没有制订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方案。战争初起，主战者认为日本
不过是海中小国，不难一战平之；主和者强调中国海军装备不如日本，若不依赖国际调
停，难以取胜。双方所做的都是政治判断，考虑的是天朝大国的虚荣和派系集团的私利
，对于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的战略方向、战略战役的协同配合等，则是心中无数。没有
将海上战场的制海权的争夺得失，置于高度重视之中。甚至对于使用其它地区的海军兵
力与北洋海军联合作战这样一个十分重要而举措应属自如的问题，也根本未做过认真的
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陷入被动的战局，无疑是必然的。
海上战场的作战行动，与甲午战争的过程及结局之间的直接而重大的联系，也是显
而易见的。7月25日中日两国海军初次交锋的丰岛海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大幕。此战为
日本蓄意挑起，然就中方而言，即属于遭遇战。但战端既起，中国方面仍未从海军战略
上考虑应对，则为大谬。7月27日，丁汝昌率北洋舰队主力出海寻找日本舰队，李鸿章
给丁的训令是“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以后，在朝廷的压力下，北洋海军有
多次出海，都是为了敷衍了事。表面上奔波于威海卫、旅顺口、大同江一线，实际上不
敢越出北纬37度线以南，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义上是搜索日本舰队，
实际上却是回避主力决战。到了中日海军主力间具有战役规模的黄海大海战后，北洋海
军更是放弃争夺制海权，坐视日军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登陆，完成对旅顺口、
威海卫两大海军基地的合围，在客观上使局势完全倒向了日本一方，最后导致北洋海军
的全军覆灭和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甲午战争充分表明了一个结论：海军战略及其海上
作战是决定这场战争结局的主导与核心因素。
中日两国在战争战略上的明显差异，是同两国军事和国防战略直接相关联的。不可
否认，在不断遭受海上外敌入侵的近代中国，海军海防是政府着力经营的重要事业。作
为中国海军集大成者北洋海军的缔造者，李鸿章力主创办近代化的海军海防事业，源于
他对时局的基本评估。在1874年的海防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
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
，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
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
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虽然明确地道出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但他对
于国防战略的基本主张却是陆主海从。他说：“敌从海道内犯，自须亟练水师。惟各国
皆系岛国，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所能骤及。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
立国根基。若陆军训练得力，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炮台布置得法，敌船进口时，
尚可拒守”。1897年，李鸿章在《筹议购船选将折》中说：“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
口岸丛杂，势不能处处设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
守之妙······。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
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
李鸿章是清廷中实际主掌海军海防建设大权的重臣，纵观他二十年的海军海防思想及
实践，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基”的国防战略指导原则
下，他的海军海防思想基本点是：
(一)陆主海从的海口防御和近海防御；
(二)不穷兵海外的“建威销萌”；
(三)强调海口要塞的岸台陆防御敌。
显然，中国海军战略思想中所亟缺的，正是以舰队决战的方式争夺制海权的理论
指导。这种消极防御的海军战略，曾经导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所属军舰坐困于马江
，结果却是被法国舰队全歼的惨痛悲剧，也决定了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必然失败的
结局。
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显然带有闭关自守年代以中央帝国自居、满足于自给自足
自然经济的生存空间、不愿积极向外拓殖发展的大陆民族温顺平和的心态，也反映出在
重大的时代变化面前，中国政治家的落伍与无可奈何。殊不知，19世纪已经是海洋的时
代，海军战略也已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就在甲午战争前几年，美国海军学院院长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连续发表了《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
对法国革命的影响》两部著作，以理性思维总结了海权理论，从而震动了整个世界。
马汉的海权理论，是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高度。后来他进一步在《海军战略》
一书中发挥说：“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对海权的运用便是海军战略”；“海权包括凭借海
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马汉的海权理论告诉我们，
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心与基础。海权的实质就是，国
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
1890年，小罗斯福读了马汉最早的海权著作之后，立即激动地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
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901年，小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于
是，马汉的海权理论被带进了白宫。原本长期奉行大陆战略的美国人，就此开始建立
一支在马汉海权理论指导下的强大海军，从而也就开始了美国人称雄世界的新纪元。
美国全美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教授在其所著的《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著作》
一书中，将马汉的《海军战略》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一同
并列，认为它对人类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论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
，但他们在海军战略上的实践，最终已经充分证实和检验出海权的重大作用。从这个
意义上讲，正是海权这把无情的时代利剑，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命运；而依凭
海军制胜的甲午战争，也正是历史对中日两国的评判。甲午海战的重要历史意义，正
在于此。历史的教训，实在是发人深省！
甲午海战的战场实践对世界海军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
一百年前的甲午海战，不仅对近代中国的历史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巨大影响，而且
为世界近代海军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实战经验。
自从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伴随着浩大的海外殖民浪潮，海权对于国家民族兴衰
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海军成为实现并维持国家海权及国际地位所必不可缺的首要力量
。海军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这种无以替代的重要地位，直接促成了海军装备的急速发
展和不断革命。在海上争胜的历史年代里，一次又一次的海上实战成为海军发展的一
个又一个台阶。
就在满清统治者对鸦片战争中英国远征军风帆战舰大为惊叹的时候，西方海军列
强已在军舰动力蒸汽化领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并在舰炮的改进方面有所成就。1853
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作为风帆舰队最后一次大规模决战，宣告了风帆战舰时代
的终结，从而成为近代海军装备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这次战争，首次将蒸汽战
舰和装甲浮动炮台投入了实战，正式确立了蒸汽动力舰在海军中的统治地位；由于爆
破弹对木质战舰的毁灭性攻击，导致了军舰朝着装甲化方向发展。1862年美国南北战
争中的切萨皮克湾海战，则首次将装甲舰投入海战，甚至出现了双方对舰攻击的炮弹
都不能击穿对方军舰装甲的情况，从而推动了炮弹与装甲之间的“竞赛”。英国海军于
1860年造出第一艘装甲舰，并迅速加以推广。186 4年6月25日的英国《陆海军报》
披露，当时英国海军编入现役作战序列的军舰中，有半数军舰已经实现了装甲化。在
19世纪60年代，西方海军强国争相完成了帆力舰队向蒸汽动力舰队的发展过渡，并积
极致力于舰炮攻击力和装甲防护力这对矛与盾的探索，使近代海军装备步入长足发展
的新阶段。
到19世纪70年代，各海军强国的新式军舰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蒸汽不仅被用作舰
艇的驱动力，还被用来操纵舵系统、锚泊系统、装填弹药、抽水及升降舰载小艇等。
大型铁甲舰的排水量已达到8000至9000吨，其推进功率也达到了6000至8000匹马力
。舰炮也有了较大的改进，后装线膛炮取代了滑膛炮，射程远且命中精度高；装甲防
护的旋转炮塔取代了舷装炮传统单一的统治地位，不仅使炮位得到良好的防护，而且
用增大口径来加强火炮的威力，并使火炮形成了一定的设计扇面，使舰炮的攻击力得
到成倍的提升。
随着蒸汽动力舰队的不断改进和日趋成熟，海军作战的战术思想也发生了质的变
化。在帆舰时代，舰载火炮全部都配置在两舷的若干层甲板上，在海战中，交战双方的
舰队分别排列成单纵队，双方平行行驶，用两舷的舷炮对射来决定胜负，从而形成了稳
定的战列线战术，并由此产生了一个著名的舰种--战列舰。这种战术，被英国皇家海军
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海战中凡有违背此项战术而擅自行动者，将被送交军事法
庭惩治。19世纪初，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海军上将开始探索新的海战战术，他在1805
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用两个纵队横向拦截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以机动分割行动，
打破了单纵队战列线战术的教条，创造了著名的海战战例。1886年意大利和奥地利之
间的利萨海战，奥军再次打破战列线战术的常规，以三列楔形队迎战意军的单纵队，
以灵活多变的机动战术大获全胜，这是铁甲舰队间的第一次大规模交战，由于新式舰
队不仅在排水量、防护能力、航速和操纵性能等方面，都比风帆舰队有了质的提高，
而且旋转炮塔为舰队提供了灵活的火炮攻击力，使其在实施对舰攻击时，不比像帆舰
舷炮战那样，受制于舰位及其在海战机动中造成的舰位变化，单舰的攻击力有了很大
的提高，从而使作战舰艇编队完全整齐化一的行动变得不再重要。不过，战列线战术
所采用的单纵队队形，却依然是机动战术所采用的最常见和最为简便实用、有效的作
战队形。
1894年9月17日的中日甲午战争的黄海大海战，则为各国海军提供了蒸汽舰队采
用机动战术达到成功战例。此次参战的中日两支海军舰队，实力相差不大，中方在舰
艇吨位、装甲防护力、舰炮口径上略占优势；日方则在舰炮射速和军舰航速上占了上
风。北洋舰队在此战中，想打破一般的单纵队侧舷交战的常例，但在行进中变阵失败
，走出了一个散漫的单横队，中间突出，两翼后掠，阵线涣散，弱舰缺乏保护，且又
规定各舰始终要以舰艏对敌，随旗舰运动，战场机动的原则被限制得十分死板。而日
本舰队则根据其编队内舰只航速差异很大的特点，按航速分编出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
支战术分队，对北洋舰队实施简捷有效灵活的穿插和分割包抄，显示了活用单纵队机
动战术的效果，从而形成了蒸汽舰队机动战术的基本要领：全舰队的舰只酌情分编为
若干支各由一定数量舰艇组成达到战术编队即战术群，对敌方舰队实施穿插分割，分
而围歼之。
甲午黄海海战后，“通过划分兵力把战术上的机动性和获得胜利的可能性结合起
来的战术得到各国海军军官热心的研究”。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战，日本联合
舰队进一步申扬这种战术，再次成功运用两个战术群，对俄国舰队实施穿插和分割
包抄，获得歼灭俄舰20万吨的总战果。实践证明，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有效战术，
对于获取海战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在论述黄海海战对后来海军发展的影响时，一些学者注意了速射炮的作用。
其实，这场海战同时也显示了大口径主炮的重要性。日本为对付北洋舰队“定远”和
“镇远”二舰，特地在“松岛”、“岩岛”、“桥立”三舰上配备了320毫米口径的主炮，但
由于设计不成熟，每发射一发炮弹需要5分钟，在实战中的效果不佳。反之，“定远”
和“镇远”二舰的1 2英寸(305毫米)口径主炮，却显示了很强的杀伤力，只是因为配
备的炮弹太少，只能发射练习用的实心弹，才没有获得应有的战绩。在此之后，直
到1910年前，各国海军，还是在军舰上更多地选装12英寸主炮。黄海海战还表明了
装甲的重要作用。在海战中，日舰的密集炮火击沉了北洋舰队的4艘巡洋舰，“定远”
和“镇远”舰的水线装甲及炮塔护甲上，也被击出蜂窝般的弹痕，但深度却没有超过
4英寸以上者。铁甲舰的这种生存能力，刺激了一场大舰与巨炮的竞赛，从而形成
了“大舰巨炮主义”主宰辽阔海洋世界的新时代。由于“定远”和“镇远”二舰装甲较厚，
舰龄较老，航速较慢，而以日本“吉野”号快速巡洋舰为代表的高速军舰就显示出在
海战中优越的机动性能。战后，各海军强国一方面努力提高铁甲舰的航速，另一方
面也在军舰建造中划分出战列舰、快速装甲巡洋舰和小型巡洋舰三个类别，以协调
和充实舰队的整体作战能力。由此可见，甲午海战的战场实践，为世界海军及其装
备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经验教训，进一步促成19世纪末各国海军作战舰
艇的等级划分规范化。
甲午战争赔款问题（“9·17”甲午海战106周年纪念之二）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9月16日 甲午战争赔款问题
作为索取赔款的依据，日本究竟支出了多少军费？
马关议和时，日方代表曾设计了两个支出数字：一是5亿日元；一是3亿日元。
其实，这两个数字不过是日本政府为索取高额赔款而虚拟的，可置之不论。至于日本
军费实际支出的数字，大致有三种意见：(一)2.5亿日元；(二)2.2 5亿日元；(三)
2亿日元。2.5亿日元是日本临时议会通过的预算案，包括临时军费1.5亿日元和军事
公债1亿日元。但1亿日元的公债并未全部售出，故实际军费支出不可能达到2.5亿日
元。2.25亿日元是日本战后公布的临时军费决算收入数目，尚未全部花完，故实际军
费支出也达不到2.25亿日元。2亿日元则是日本战后公布的临时军费支出数目，但收
支决算的终止时间是1896年3月，其中不仅包括日本对朝鲜和中国大陆用兵的军费支
出，而且还包括以后对澎湖和台湾用兵的军费支出。所以，日本从开战到马关议和时
的军费支出必定低于2亿日元这个数目。当时中国议和代表估算日本军费支出不超过
1.5亿日元之数，折合库平银约1亿两，是接近于事实的。
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有多少？
对此，一般有两种说法：一是库平银2亿两；一是库平银2.315亿两。根据
《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中国将库平银2亿两交付日本，作为军费。这是前说之所
本。但是，《马关条约》所附《另约》第一款又规定，日军在威海卫的驻守费用要
中国支付，每年库平银50万两，三年计库平银150万两。此外，根据《辽南条约》
第三款，中国还要支付日本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三项合计，共为库平银2.315亿两
。这是后说的所本。从条约本身看，两说都是确有所据的。
其实，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因为《马关条约》换约后，日本为向中国尽可能榨取更
多的实际赔款，便以库平银成色不足为由，提出要“库平实足”。所谓“库平实足”，实际
上是要另行规定库平银的成色。库平原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银
两的标准成色为935.374，即每千两纹银含有935.374两纯银。但是，日本方面却以
“库平实足”为借口，要求中国所赔之库平银应按成色988.89来计算。在日本的压力下，
清政府只好接受。这样一来，中国实际交付的库平银数目便多支出1325万两。
不仅如此，日本为在战后实行金本位打下财政基础，还要中国在伦敦用英镑支付
赔款。由于连年以来金价上扬，银价跌落，故银镑兑换比率虽偶有波动，但镑价上扬
的势头是难以遏制的，这就形成了“镑亏”。据计算，仅此一项，日本就又从中国轻易
地多得了库平银1494万两。由此可知，日本实际从中国得到的赔款应包括五项：
(1)军费库平银2亿两；
(2)赎辽费库平银3000万两；
(3)威海卫驻军费库平银150万两；
(4)以“库平实足”为借口向中国勒索的库平银1325万两；
(5)从“镑亏”一项多得的库平银1494万两。
以上五项，合计为库平银2.597亿两。
还应指出，以上数目尚未将日本通过这次战争从中国掠夺的财物计算在内。
据统计，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所得的赔款及财物，总计约合库平银3.4亿两，
折合日币5.1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是日本实际军费支出的3.4倍，
也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
甲午战争史百年研究综述（“9·17”甲午海战106周年纪念之三）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9月16日 闻 达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中国在这场战争的
失败结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一直是中
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热点。一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甲午战争
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解放前的研究概况
由于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在甲午战争刚
刚结束后，国内就开始有人对这场战争进行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从甲午战争
结束到1949年的半个世纪时间里，中国学者就出版了关于甲午战争研究的专著、
资料、译著就达二十余种之多，产生了最初的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战争刚刚结束的1895年，就有王柄耀的6卷本《中日战辑》出版发行。1896
年刊行的有蔡尔康的8卷本《中东战纪本末》；易鼎顺的14卷本《盾墨拾余》；侍
读学士文廷式的《闻尘偶记》。1897年，曾任驻日领事的姚锡光出版了5卷本的
《东方兵事纪略》。
1903年，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英国人爱特华斯的《中东战史》(史悠明和程履
祥译)。1929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德国人佛朗克的《三国干涉还辽》(王光祈译
)。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中日战争》。1931年，上海良友图书印
刷有限公司编辑并出版了《甲午中日战争摄影集》。1932年，故宫博物院编辑并出
版了88卷本的《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上海南京书店出版了日本人田保桥法的《
甲午战前日本挑战史》(王仲廉译)。1934年，南昌内外通讯社出版了日本人鹿岛守
之助的《三国干涉还辽》(吴宿光译)。1937年，清华大学出版了王信忠的《中日甲
午战争之外交背景》。1938年，重庆青年书店出版了陈诚的《中日战争之始末与教
训》；重庆正中书局出版了朱国定的《甲午之战》；重庆北新书局出版了曾毓钊的
《中日血债》。1939年，重庆正中书局出版了钱安毅的《甲午战争的教训》。1943
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出版了《甲午中东战事之回溯及余评》。1945年，商务印书
馆出版了吴敬恒的《中日战争》。1947年，南京书店出版了王仲廉的《甲午战前
日本挑战史》。
在上述著作出版的同时，有的学者还撰写并发表了一些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
文，对甲午战争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主要的论文有：张汇文1927年在《
清华周刊》上发表的《威海卫问题》；张忠绂1931年在《武大社会科学季刊》上的
《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吴景贤1931年在《学风》上的《甲午战争中国
失败的原因》；张荫麟1935年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归
于1935年在《海事》上的《中日海战史料》；冯节1935年在《新亚细亚》上的《甲午
战争之检讨》；归于1936年在《海事》上的《中日海战评论提要》；魏建猷1937年在
《国专月刊》上的《朝鲜问题与甲午之役》；千家驹1937年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
》上的《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鹰准1938年在《文献》上的《甲午战争与中国文学
》；陈伯元1941年在《大风》上的《甲午海战详实史料新发现》；翦伯赞1948年在《
中国史论集》上的《论甲午中日之战》等。安徽省立图书馆甚至还在《学风》1932年
第二期上刊出了《中日问题论文索引》。
除此之外，在其他的一些专史著作中，甲午战争的内容也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如
世界书局1927年出版的支恒贵的《日本侵略满蒙史》；上海商务1930年出版的朱亻契
的《日本侵略满蒙之研究》；上海新声通讯社1931年出版的潘印尧的《日本田中内阁
侵略满蒙之积极政策》；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出版的蒋坚忍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史》；上海商务1931年出版的日本人木宫泰彦的《中日交通史》(陈捷译)；天津大
公报社1931年出版的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东北问题研究会1933年出版
的《日本并吞满蒙之秘密计划》；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的左舜生的《近代中日关系史
纲要》；上海商务1937年出版的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福建警官训练中心19
37年出版的翁其法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黑白丛书社1937年出版的张健
甫的《中日关系简史》；重庆青年书局1939年出版的张觉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史》；四川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杨家骆的《近世中日国际大事年表》；商务印书
馆1941年出版的杨家骆的《甲午以来中日军事外交大事年表》；1944年桂林万有书
店出版的张治安的《从甲午到七七》；中国公论社1945年出版的汪向荣的《中日交涉
年表》等，都对甲午战争进行了不同侧面的研究。
但在1949年之前，由于中国处于长年的内外战乱状态，加之相关史料的限制，因
此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大体上还处于一种讲述战争过程并略加分析的程度；一些学者
的论文虽然对甲午战争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有一定深度的探讨，但缺乏或是没有能够形
成持续、系统的研究。因此，在20世纪前半期，从整体上看，甲午战争的研究成果是
零散的，极其不完备的；很多重要的问题，研究的触角尚未涉及到。这是中国当时的
时代条件限制的结果。
二、建国后的史料整理编辑出版和初步研究(1949-1966)
解放后，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历史研究工作，特别是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开始步
入一个新的阶段。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最突出的成绩是大量的史料得到整理编辑出版。
5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会组织专家学者整理编辑出版了一套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资
料丛刊》；这套丛刊的第五种，就是关于甲午战争的史料集《中日战争》，分别由新知
识出版社于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正式出版发行。《中日战争》共分为七
册，共计304万字，是甲午战争史料最初之集大成者，汇集了有关甲午战争的大量历史
资料。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综述”，主要收入有《东方兵事纪略》(姚锡
光)、《盾墨拾余》(易顺鼎)、《津门奉使纪闻》(曹和济)、《中东战纪本末》(蔡尔
康)及日方记载的中日战史资料等。第二部分为“战前文献资料”，主要收入有《光绪朝
中日交涉史料》(故宫博物院)、《李文忠公全书》(李鸿章)、《适可斋记言记行》(马
建忠)、《翁文恭公日记》(翁同和)、《云养集》(朝鲜金允植)、《金玉均甲申日记》、
《朝鲜京城事变始末书》、《井上特派全权大使复命书》、《伊藤特派全权大使复命书》
、《赫德等关于朝鲜事情书翰》等。第三部分为“战后文献资料”，除选录了《光绪朝中
日交涉史料》和《李文忠公全书》之外，还选录了《刘忠诚公遗集》(刘坤一)、《翁松
禅致张蔷庵手书》、《袁世凯等致李鸿藻禀牍》、《普天忠愤集》(孔广德辑)、《冤海
述闻》等，并选译了《日本帝国会议志》、《秘书类篡》(日本伊藤博文)、《蹇蹇录》
(日本陆奥宗光)、《俄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开端》、《德国干涉还辽文件》、《美国外交
文件》、《科士达外交回忆录》等。全书最后还附录了有关甲午战争的条约，以及有关
于甲午战争的资料书目题解(分中文、日文、西文三部分)。
此外，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编辑出版了《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科学出
版社1958年出版)。该书的内容分为五大部分：(一)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关于朝鲜政治情
况的反映材料；(二)甲午战前赫德等人幕后活动情况；(三)战争期间清政府购买军舰、
军火，聘请外国军官及借款情况；(四)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围绕中国要支付巨额赔款所
展开的权利争夺；(五)台湾割让前后，淡水关税务司马士关于台湾情况的报告。另外，
阿英(钱杏村)编辑的《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该书辑录了大
量散见于报刊、专集中的有关甲午战争的诗歌(100首)、小说(5篇)、散文轶事(27篇)
及战纪(8篇)。上述甲午战争史料的整理编辑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初具规模和系统的
有关甲午战争的历史资料，为建国初期的甲午战争研究各种提供了必要的和基本的研究
资料。
在上述历史资料整理编辑出版的同时，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有一些最早的著作得
以问世。主要有：《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的《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
1954年出版)，这是新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甲午战争论文集；贾谊君的《甲午中日战争
》(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周继仁的《甲午中日战争》(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出
版)；纯西的《甲午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陈伟芳的《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
)；章回的《甲午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戴逸的《北洋海军》(中华书局
1963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等。这些著
作，是甲午战争研究领域里最初的一批研究成果，对甲午战争的历史作了大致的勾画和初
步的探讨。
三、新时期的深入研究和史料挖掘出版(1978-1999)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历史学科遭受了严重的干
扰和挫折，严谨的科学研究几乎完全停顿下来；甲午战争研究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出
版的著作甚少，只有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甲午中日战争》(吉林人民出版社1973年
出版)；《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的《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历史学科也不断拨乱
反正，重新步入正轨；甲午战争的研究工作，也逐步开始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新阶段。
新时期在甲午战争史领域取得卓著研究成就的，当首推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戚其章
研究员。他在这一时期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甲午战争研究论文，并出版了多部甲午战争
的学术著作。其著作有：《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再版)；《北
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
983年出版)；《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甲午战争史
》(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
他在论文和著作中，不仅全面、系统地讲述了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对有关的重要问题
进行了富有开创性的探讨，并将甲午战争的研究视野引向当时的社会、国际关系等宽阔
的领域。比如他的《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一书，并不是单纯地把甲午战争作为一次战
争的历史来进行研究，而是深入探讨了甲午战争前后社会的变迁，涉及中国的政治、经
济、外交等诸多方面，并以近代海防和反侵略战争问题作为主线，将甲午战争前的两次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和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贯穿起来，展示了甲午战争研
究的广阔领域。
辽宁大学的孙克复教授和关捷教授在甲午战争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在
发表大量论文的同时，还合作出版了《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
版)；《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印
行，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孙克复著)；
《甲午国耻丛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关捷主编)等。他们的论文和著
作，以丰富的史料对甲午战争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讲述和深入的探讨。
在这一时期，甲午战争史的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大热门领域，每年都
有大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发表，也不断有各具特色的甲午战争史著作问世。主要
的著作有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陈伟芳的
《台湾乙未战纪》(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杨东梁的《气壮山河的甲午海战》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晓秋的《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
)；乔还田的《马关奇耻》(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出版)；姜鸣的《龙旗飘扬的舰队》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关捷、刘志超的《沉沦与抗争--甲午中日战争》
(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戴逸、杨东梁、华立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丛笑难的《甲午战争百年祭》(华夏出版社1994年出版)；
许华的《甲午海祭》(华夏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联合出版)；王宜林的《甲午
海将方伯谦》(海潮出版社1997年出版)；刘玉明、戚俊杰的《甲午风云》(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双传学、李信的《甲午悲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等。此外，在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研究领域，比如中国近代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外
交史、社会史以及人物研究等方面，都大量涉及到甲午战争的内容。
在大量著作出版的同时，还有一些关于甲午战争的学术论文集得以问世。主要有
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孙克复主编的《甲午
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戚其章主编的《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
念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张炜主编的《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的《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
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戚俊杰、刘玉明主编的
《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
在这一时期，有关甲午战争的历史资料得到很好的发掘、整理和出版，特别是有不
少研究者们前所未见的外文资料得以翻译出版，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很重
要的促进作用。
最重要的一部甲午战争史料丛书，是被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892-1990)项
目”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中日战争》(主编戚其章，副主编孙克复，中华书局
1989-1996年出版)。《中日战争》(续编)篇幅庞大，分为十二册，共计达550余万字之
巨，是关于甲午战争历史资料的集大成者。该套资料集的特点在于：(一)补充了有关甲
午战争的大量档案材料。其收入的档案材料是五十年代《中日战争》的四倍多，如《黑
龙江将军衙门档》、《盛京将军衙门档》、《吉林将军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
、《江苏巡抚衙门档》等珍贵档案资料，都是第一次被整理发表出来。(二)选译了相当
数量的外文资料。比如翻译收录的日文资料多达140万字，其中珍贵的有《日本外交文书
》、《日清战争实记》、《明治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日本间谍的《从军日记》和
《回忆录》等；翻译收录的珍贵英文档案有《中日战争》和《中日战争和三国干涉》等
。另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史料丛刊在1983年由中华书局再版发行，海洋出版社
于1982年出版了张侠、杨志本等整理校编的《清末海军史料》；山东大学出版社于1997年
出版了戚俊杰、王记华编校的《丁汝昌集》。
在此期间，由江泽民总书记亲笔题写馆名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在甲午战争的主要
战迹地山东威海创建。该博物馆不仅成为专门集中展示甲午战争历史的一处重要场所；
而且成为全国甲午战争研究的一个中心，每年都举办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的学术讨论
会，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将“甲午战争研究中心”设在该馆
；该馆自建有甲午战争资料收藏中心，编辑出版有《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索引
(1894-1993)》(齐鲁书社1994年出版)、《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年出版)、《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北洋海军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
四、甲午战争史重要问题的研讨情况
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的不断拓展，甲午战争的研究已经越来
越细致地深入到这场战争的每一个环节，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甲午战争史重要问题
的学术研讨情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甲午战争的战略问题
庄维民《论甲午战争中的清军战略》(《东岳论丛》1984年第4期)一文指出：清
廷采取以京畿为轴心，京津、奉天并重的防御体系，消极地把旅顺口、威海卫视为海
军避风港，忽视其对渤海的钳形屏障作用。因而在兵力部署上本末倒置，不是加强两
翼，拱卫京津，策应东线战场，而是消极地集兵力于京畿，候敌来攻，乃是自取其败
。吴如嵩和王兆春《试谈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使用问题》(《中日关系史论丛》第1
辑)一文，专门探讨了清朝海军的战略运用问题。他们不赞成某些论者关于清军在战争
初期，应通过海上主力决战以争夺黄海制海权的主张，认为正确的方针应该是：北洋
海军以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为依托，以旅大、威海的海岸炮台和水雷等既设障碍为掩
护，控制渤海海峡，寻求有利战机对敌实施奇袭和突击，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
待力量优劣易势，然后转入反攻，寻求海上决战，控制黄海制海权。丁名楠《略论日
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一文，就日本军部、内阁关于战争的战略分
歧、战略的形成与修正过程作了详细介绍。杨志本和许华《北洋海军覆灭原因再探讨
》(《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专门探讨了甲午战争的海军制胜战略与李鸿章对
北洋海军的作战指导问题，认为中日两国海军对黄海与渤海制海权的争夺，直接关
系到战争的全局，对于中日双方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他们认为：清朝政府在
战略上缺乏对战争的全盘策筹和部署；对于战争的可能情况未做过分析和判断，更没
有制定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对于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的战略方向，战略
战役的协同配合等，一切均属心中无数；没有置海上战场制海权的争夺及得失于高度
重视之中，甚至对于使用南洋海军兵力与北洋海军联合作战这么一个十分必要而举措
应属自如的问题，也根本未做过认真的考虑。因此中国方面在战争中陷入被动的不利
战略局势之中是必然的。
一些研究者还将研究的着眼点投向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问题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
研究甲午战争与北洋海军的失败。杨志本、许华在《从甲午海战北洋海军的覆灭看中
华海权思想》(《甲午海战与中国近代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文
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的作战指导思想及其海上战争实践，首次提出了中华海权思想衰
落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刻原因。该文指出：中国清朝政府创办的近代海军虽然拥
有在远东居于较强地位的作战实力，但它缺乏战略理论，缺乏在战略理论指导下的战
略战役指挥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它缺乏的是海权思想；这样一支海军舰队，先败
于东海、再败于黄海的悲剧命运，是难以避免的。许华在《近代中国海权问题的历史
反思》(《光明日报》1999年11月19日)一文中，结合海权理论，对中国海军在甲午战
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概括：中国近代海军的起步并不迟于日本，中国当时
完全具有与日本同等的在亚洲崛起的历史机遇。可惜的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们缺乏
那个时代所必需的海权意识，没有为争夺海权而积极发展海军的意识，而是企图将一
个产生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新军种纳入封建主义的陈腐轨道，企图用代表和体现着资
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坚船利炮去维护和拯救已经濒临死亡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论
19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的执政者们对海权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否有共同的认知，但他们在
海军战略方面的实践，特别是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已经最终充分证实并检验出海权的
重大作用与意义。
2、关于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的阵法问题
对于甲午战争中清军战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军方面。在有关甲午黄海海战中
北洋舰队接敌阵形问题的争鸣中，产生了一大批有关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战术与阵法
的研究成果。戚其章《北洋舰队布阵举要》(《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1983年)，有
感于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编译出版的《船阵图说》阵式繁杂，使人难得要领；遂将其
归纳为鱼贯、雁行、鹰扬、燕翦、糜角等五种基本阵式，并分别加以图说。杨志本、
许华的《近代海军作战的阵法与战法述论》(《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一文，采用
现代海军军语。将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的阵法概括为纵队(鱼贯阵)、横队(雁行阵)和
各种梯次队形(斜列阵)。上述两篇文章，是对北洋海军暨近代海军阵法的全面考察之
研究成果，使甲午海战的研究者们可以较方便地了解有关甲午黄海的阵法即队形问题
。两篇文章对于近代海军的阵法也有一些分歧意见，特别是对犄角阵：前文认为犄角
阵是可以灵活排列的；后文则认为犄角阵必须是由三艘军舰为基本的排列单位，否则
就不能成其为犄角阵。后文还对于世界海军战术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系统的概括，
给甲午海战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必要的海军战术参照系。这种注意运用过去被学界忽略
的近代兵学著作的情况，是近代军事史研究领域里亟缺并需要倡行的一种现象。
3、关于黄海海战问题。
以“海军制胜”为显著特征的甲午战争拥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海上战场和陆上战场；黄
海海战是战争期间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黄海海战，既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
的一大热门课题，同时也堪称为中国近代军事史方面研究得最为深入、分歧意见最大一
个热点问题。由于中日双方史料记载不同，海战过程又错综复杂，因此对北洋海军以何
种队形接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认为北洋海军排列的是横列
队形或“一字形阵势”；吴如嵩《谈谈中日甲午黄海海战北洋舰队的战斗队形》(《江苏师
院学报》1979年第2期)认为是二列横队的一种交错配置；郭毅生、唐池安《论甲午黄海
大战与中国北洋海军》(《文史哲》1957年第6期)认为是“后翼梯阵”；戚其章《英人泰
勒<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质疑》(《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认为北洋海军接敌的阵
形接近于“人”字形，外国人称之为凸梯阵；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挥失误
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是“由启航后的五叠雁
行阵改列为一字雁行阵”。姜鸣《关于黄海海战中国舰队接战队形问题》(《华东师大学
报》1989年第5期)分阶段对北洋海军队形变换进行了详细说明，指出其以启航队形五
叠梯队到丁汝昌下令变化的拟定队形(五列梯队)，最后实际走成了涣散的“人”字队形了。
接敌阵形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阵形能够充分发扬己方全队的整体攻击
力。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及其多篇论文、孙克复《甲午黄
海大战北洋舰队阵形的得失》(《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以北洋海军军舰舰首炮占优
势和航速低为理由，肯定了丁汝昌“始终以舰首对敌”的战法。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
海上战役指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一文认为，北洋舰队一横队
(雁行阵)迎敌，其舰炮最佳射击舷角的射击扇面只有25度；而且雁行阵极其不利于实
施战场机动。若采用单行鱼贯阵(单纵队)迎敌，即以舰队的一舷拦击日军舰队，争取
对敌舰队实施“T”字战法的攻击，迫使日舰队同北洋舰队形成同向异舷(或同舷异向)的
交战，那么黄海海战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大为改观了。
关于丁汝昌负伤后，中断战场指挥所造成的后果问题，杨志本、许华在前文中指
出，作为北洋海军的战场最高指挥官，丁汝昌无法逃脱的责任就在于海战前没有明令
指定自己的代理人，特别是代理旗舰；在战斗中又没有或已来不及采用积极的补救措
施，致使北洋海军全军陷入混乱局面，他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关于黄海海战的胜负
问题。林增平、孙克复和关捷等从北洋舰队的损失着眼，认为北洋舰队遭到了惨重的
损失。马鼎盛《简论中日黄海海战的胜负问题》(《中日关系史研究》第1辑)认为这是
一次得失相当，不分胜负的海战。戚其章也主张未决胜负的说法，他是从双方的战役
目的来进行评价的：北洋舰队是护送8营铭军在大东沟登陆；日本联合舰队则是寻找北
洋舰队进行决战以实现其“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北洋舰队胜利完成了自己
的任务，而日本舰队的“聚歼”计划则未能实现，因此是胜负未决。杨志本、许华则指
出，日本海军虽然在黄海海战中没有能够全歼北洋海军，但仍使北洋海军损失了5艘
军舰，基本上控制了黄海制海权，从而使甲午战争结局的天平自然倒向了日本方面，
因此日本海军是黄海海战的得利者。
4、关于威海卫之战问题
1895年初的威海卫之战，是北洋海军惨遭覆灭的一战。关于此次战役失败的原因，
论者多归咎于“避战保船”的消极防御方针；但对于北洋海军株守威海卫军港坐以待毙的
责任归属问题，则有不同的看法。戚其章根据《东方兵事纪略》的材料，认为应由李鸿
章来承担北洋海军避战保船株守军港全军覆灭的责任。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战役指
挥失误问题》认为，这个责任在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其一是
未能捕捉有利战机，突击日军登陆输送队；二是没有能够采取积极主动的防御作战行动
捕捉有利战机去突击日军的登陆输送队，反而是率领舰队株守军港，坐以待毙，实在是
海战史上典型的蠢举。穆景元《甲午威海海战北洋海军失败原因探》(《锦州师院学报)
1987年第4期)认为，应该把海战与陆战结合起来看，威海战败的原因不是“避战保船”所
致；它与威海卫至成山角一带海岸和陆地防御薄弱、没有援兵解围有很大关系。
5、关于海城之战问题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曾集中兵力，五次反攻海城，但均以失败告终。孙克复《略论
甲午清军五复海城之役》总结说，清军失败的原因一是将领指挥无能，各军之间互不统
属；二是战前缺乏充分准备，没有严格的进攻计划和作战部署；三是纪律败坏，训练废
弛；四是武器窳劣，后勤落后，编制不足。有的论者指出：清军将领缺乏指挥近代战役
的经验和能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祁子青《概述甲午战争中的海城战场》(《
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3、4期)强调了清军将领无能、私利、骄横对战事的恶劣影响。
吕万和《甲午海城之役与日本的军事冒险主义》(《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指出，
海城之战是日军的一次冒险行动，如果清军作战坚决，指挥得当，有可能全歼日军第
三师团，使辽东半岛的战局改观并牵动整个战争的全局。
6、关于甲午战争人物问题
历史人物研究，是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大重要内容，分歧与争论也很大。
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甲午战争的具体组织指挥者，因此理所当然地
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自八十年代起，近代史研究者们对于李鸿章的研究逐渐成为热
点；其中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者们发表了甲午战争与李鸿
章的研究论文近五十篇，论者们大都开始肯定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海军方面所做的重要
贡献。徐勇《试论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王楚
良《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的覆灭》(《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86年)、何平
立《略论李鸿章与甲午海战》(《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杜耀云《李鸿章与
中日甲午海战》(《山东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沈远持《从海防看中日甲午战争
中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孝感师专学报》1992年第3期)等论文，都开始比较深
入地论及李鸿章的海军战略思想及其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
新探》(《福建论坛》1989年第4期)一文特别值得注意，该文根据甲午战争的大量第
一手可信史料，得出一个与过去研究者们截然不同的全新结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
从来就没有命令北洋舰队株守威海卫军港，避战保船坐以待毙，却是多次向北洋海军
下达了出港寻敌的作战命令；而恰恰是过去被论者们普遍认为是在战争中始终坚请率
舰队出港击敌的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多次擅自违令株守军港，从而最终铸成北洋舰
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的悲惨结局。
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
过去，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丁汝昌是一个积极主动与日本海军作战的将领。随着甲午战争
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论者在继续肯定丁汝昌是一个爱国将领的同时，对于他
在甲午海战中的具体表现，提出了新的否定意见。杨志本、许华《论丁汝昌海上战役指
挥失误问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认为，陆军出身的丁汝昌根本就不懂海军
战术，在北洋海军的战役指挥方面，明显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失误：一是在黄海海战中采
用了极为不利于实施战场机动与发扬火力的错误阵法与错误战法，造成北洋海军在海战
中损失惨重；二是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多次置清廷与顶头上司李鸿章的出港击敌之明令于
不顾，顽固率领舰队消极株守军港，最终铸成整个舰队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的惨剧。
许华《李鸿章“避战保船”新探》一文对于丁汝昌这种大胆且令人难以理解的违令行为进
行了深入的考察和剖析，根据包括丁汝昌在威海卫保卫战最后关头的亲笔书信等第一手
材料，认为丁汝昌当时是在以自己殉死于威海卫的方式，为自己当时所处的“待罪候决”
恶境寻求彻底的解脱；这种过于自私的考虑，将北洋舰队送上的株守至覆灭的不归之路
，丁汝昌对于北洋海军的最终结局，应承担其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吕良海《丁汝昌甲
午年援旅问题探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则根据大量史料，深入细致地考察
了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的救援旅顺问题，认为是丁汝昌对李鸿章要求北洋舰队救援旅顺
的命令采取了敷衍和违抗的态度，寻找各种借口来消极对抗上命，终于导致旅顺口军港
很快就陷入日军之手。甲午战争史人物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济远”舰管带
方伯谦的评价问题，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左的不同意见。早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就
有人撰写《冤海述闻》为方氏鸣冤；但更多的研究者则认为方氏之被斩首是咎由自取
。自80年代起，方氏问题再度成为研究者们注意的问题。季平子《丰岛海战》(《历史
研究》1980年第4期)、《论方伯谦被杀问题》(《上海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赵文
润《为甲午海战中的方伯谦辨冤》(《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80年第2期)，徐彻《方伯
谦被杀一案考析》(《辽宁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陈贞寿等《方伯谦案新探》(《
福建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刘志坚《清季一大冤案--方伯谦被杀真相》(《上海师
大学报》1989年第1期)，戴学稷《方伯谦及其海军生涯》(《福建论坛》1993年第1期)
，王宜林《甲午海将方伯谦》(海潮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都从各个方面为方伯谦鸣冤
。方氏的后人也不断发表文章，为方氏鸣冤。
但仍然有戚其章、孙克复、关捷等众多的甲午战争研究者，在他们的学术著作中，
坚持认为方伯谦被斩首一案不属于冤案。戚其章《方伯谦被杀是一桩冤案吗？--与季平子
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认为，尽管方氏在丰岛海战中有个别值得肯定之
处，但清廷当时处决方氏的三条罪状基本属实。宫志远《方伯谦被杀是历史冤案吗？》
(《东岳论丛》1992年第5期)认为方伯谦在黄海海战后被杀不能视为冤案，新发现的材
料尚不能成为替方氏翻案的证据。另外，胡小园《也谈方伯谦被杀的问题》(《日本研
究》1989年第4期)认为，方氏驾驶“济远”舰先行逃离战场，严重违反军纪，擅离战场受
到严厉制裁，无冤可言；但当时清廷未经审讯而草草处斩他，又不乏蒙冤的色彩。总的
看来，众多的甲午战争研究者们都不同意为方氏鸣冤翻案的意见，因为目前并没有发现
更多有力的新史料来为方氏翻案。
7、关于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的关系问题
甲午战争与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个问题成为甲午战争史研
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否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以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一
书为代表，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包括军事上的“自强破产”，
经济上的“求富破产”，“不论在军事、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在全国人民面前，宣告了洋务
运动的彻底破产”。
但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茅家琦《“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破产和终结”说质疑
》(《学术月刊》1984年第11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并不标志着
洋务运动的终结；从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与清王朝一同终结的。余
明侠《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说质疑》(《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也认为
，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提法，是与历史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还有的研究者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洋务运动的破产是互为因果的。姜铎《中日
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学术月刊》1985年第6期)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
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的破产，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这就是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
互为因果的关系。
关于如何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洋务运
动是对外采取妥协投降的反动运动。黄逸峰、姜铎《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
用》(《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和姜铎《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
81年5月5日)等文章认为：洋务运动对外国侵略者“存在抵抗的一面，但妥协投降毕竟
是主要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根本未起到御侮和自强的作用”。
另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北洋海军主要是御侮。关捷《论李鸿章
与北洋舰队》(《洋务运动讨论专辑》)认为，“自强”和“御外侮”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
的首要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巩固和扩大个人权势的目的。余明侠《甲午战争宣告洋务
运动“彻底破产”说辨析》一文指出：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
才推迟了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时间表。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甲午战争的实践表明，洋务运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戚其章
《从甲午战争看洋务运动的性质及其失败原因》(《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5期)认为
：甲午战争体现了洋务运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但同时也表现了洋务运动的浓
厚封建性，而且这种封建性限制了它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性，使其难以得到充分发
挥。王承仁、刘铁君《论洋务运动兴建海军的目的和作用》(《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
第3期)认为：洋务派兴办和掌握的海军还具有浓厚的封建集团性和腐朽性，最终难逃
失败的命运。
长篇评论：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9·17”甲午海战106周年纪念之四）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9月16日 许 华
21世纪是被世界各国公认的海洋世纪。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回顾并深刻反思
一个多世纪以来海洋与中国历史发展命运之间的密切关系，自有一番特别的意义。
一、海上军事斗争在近代中国的重要地位
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从海上敲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由
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二十年之后英法联军的侵华舰队卷土重来，再次用坚船利
炮突破中国的海上藩篱，然后驱兵北京城，点火焚烧了圆明园。188 4年，法国远东舰
队在侵华战争中肆行于中国东南沿海，在马尾全歼了中国的福建水师。十年之后的甲午
战争，更是上演了一幕兰色的历史大悲剧，日本海军全歼中国海军北洋舰队，区区岛国
将泱泱大清帝国彻底打跨。几年过后，八国联军的舰队又不费吹灰之力，迫使清朝政府
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将中华民族彻底推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深渊
。此后的中国，更是国门洞开，有海无防；外国侵略者的军舰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横冲
直撞，如入无人之地。
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
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百余
年里，中国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亦步亦趋地沦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
暗深渊，中华民族在此历史过程中虽不断奋起抗争，但更多的则是历尽劫难，饱尝屈辱
。回顾这一段不幸的民族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外敌的不断入侵、特别是来自海上的外
敌不断的入侵，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大劫难的直接根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
史，就是一部列强侵略中国的历史，更是一部列强从海上侵略中国并频频得手的历史。
如果说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是构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重要内容之一；那么，在海洋
方向入侵与反入侵的军事斗争，则关系着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胜负成败，从而也就决定
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命运。
二、中华民族在海洋方向的奋力抗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国家所面临的海洋方向的严重
危机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并陆续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以30余艘舰船和不足万人组成
的英国远征军，远涉重洋侵犯中国，使拥有近百万常备军的中国军队一触即溃。清政府
从全国调兵遣将，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武器装备，但在历时两年的战争和绵延数千里
的战线上，竟然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没能守住一处重要阵地，最后落得一个割地赔款的
战败结局。这一严酷的现实，使朝野上下均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震动；并迫使封建统治
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睁开自己的双眼，用客观冷静的目光去仔细审视周围早以
变得陌生的外部世界，进而去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林则徐堪称为清朝高级官员中睁眼向洋看世界的第一人，出于抗击侵略的需要，他
特别重视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及装备，大胆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方略
。思想家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撰出一百卷的伟大著作《海国图志》。面对强敌自
海上入侵的严酷现实，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魏源大胆提出了建设海军
海防的一系列主张，开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之先河，成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海防思想启蒙家
。魏源指出，抵御强敌入侵的上策是要“严修武备”，尤其要严修海上武备，因为入侵
之敌主要来自海上。他从直观的认识出发，指出：“夷之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
兵练兵之法”，主张必须老老实实向拥有“坚船利炮”先进武器装备的西方国家学习。
针对当时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的强大的封建顽固保守势力，魏源冒着大逆不
道的骂名，巧妙引证古代历史予以驳斥，并再三强调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不善师四夷者，外夷制之”。鉴于“海战全争上风，无战船则有上风而不能乘”，在其
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中，建议在广东虎门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专门建造坚船利
炮。魏源甚至还规划出创立中国近代海军的初步方案，要用250万两白银建成拥有1 10
艘西式军舰和三万名官兵的一支海军力量，聘请外国人来传授西方先进的海军技术和
训练方法，精习驾驶、攻击之术，期成“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
洋夷于海中”的有利海防态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愧为伟大思想宗师的魏源还将目光投向了国家的经济与财政
等领域，大胆倡议开发工商业以富国力，并主张集中财力训练精兵。他更强调尊重人才：
“国家之有人才，犹山川之有草木”，竭力倡设培养海军人才的考试制度，以培养大批
人才作为建设强大海军力量的基础。魏源这些积极的思想主张，出现于当时闭关锁国的
铁桶天下，实属难能可贵；这些思想对其身后出现的大办海军海防的热潮，产生了重大
影响；并为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建设和近代军事工业建设做好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在魏源《海国图志》问世的时代，还出现了林福祥的《平海心筹》、严如煜的
《洋防辑要》、李光建的《海防新编》、桂文灿的《海防要览》、徐金镜的《海防事宜》
等一大批探讨海防问题的著作，给当时气息窒人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一
度形成了一个“睁眼向洋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探索热潮。以林则徐和魏源为代
表的这批有识之士及其著作，在19世纪40年代闭关锁国的铁桶天下，为近代中国海军建
设的理论与实践拉开了历史的序幕。在此后数十年清王朝苦心营办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
曲折历程中，时时处处都显现着魏源等伟大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踪影。
但在近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再次落败。英法联军的胜利，再次显示
出海军舰队实施海上机动作战的巨大优势，清朝统治集团中有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
于是创建强大海军以抵御外侮，被列入清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由于处于封建专制之下
的中国没有工业及其造舰制炮的技术和人才，咸丰皇帝在1861年拍板决定向西方购买一
支近代化的海军舰队。几经周折，花费巨资买来的却是一支挂着外国旗帜的“阿思本舰
队”，朝野舆论一片哗然；清政府不得不遣散了这支不伦不类的舰队。在为此付出了67
万两白银的“学费”之后，中国人充分领略了海权在握的西方列强的狼子野心。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逝，清军剿灭太平军之大局已指日可待。
次日，由恭亲王奕诉领衔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强烈要求学习西方先进
军事技术以图自强的奏折，在暮气深重的紫禁城激起了冲天的反响。这份奏折还附呈了
李鸿章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其中数语，确为当时高级官员们不敢想更不敢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
又多粗蠹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
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
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
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
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萌发了一场颇具声势的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这场运
动在当时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环视之下，紧锣密鼓地登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
1862年，曾国藩主持创设的安庆内军械所仿造的“黄鹄”号轮船建成下水；1865年，在
李鸿章主持下，江海关道丁日昌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开办的一家旗记铁厂，并在此基础
上创办了极其著名的江南机器制造局。
悉心于经世致用并极力研究外洋事务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于1866年向清廷提出：
“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
”，“而中国海船则日见其少，其仅存者船式粗笨，工料简率。海防师船尤名存实亡，
无从检校，致泰西各国群起轻视之心，动辄寻衅逞强，靡所不至”，“若纵横海上，彼有
轮船，我尚无之，形与无格，势与无禁，将若之何？！”针对严峻的海上外患，左宗棠
指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的建议。左宗棠特别留心注意到，不仅西洋各国的舰船越造越精，而且东邻日本也开始
仿造轮船，并派人到英国学习造船技术；他断定日本在数年之后必有大成。为此他发出
诘问：“彼此同一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如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如
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在左宗棠的多次恳请之下，清政府终于在这一年批准
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下设有造船厂和船政学堂)；这是中国近代海军海防事业的第一个
也是极其宝贵的造舰育才大基地。
但中国自造军舰发展海军的道路并不平坦。1872年内阁大学士宋晋以“糜费太重”
为由奏请朝廷停止建造军舰，引起一番争论。为解决经费之难和财源之缺，李鸿章于
1872年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他说：“西洋富强之策，商务与船政，互为表里，以兵船
之力卫商船，必先以商船之税养兵船”，因而“今倡办华轮，实为国体、商情、财政、
兵力展拓之基局”。用今天的话来讲，李鸿章是在努力探索一条军用与民用相结合的
海军发展道路。生产力的低下和生产关系的落后，使“中国造船之银，倍于购船之价”
，加之“拘于成法，牵于众议”，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思想并不统一，因此海军海防
事业不得不在泥泞不堪的沼泽地里艰难跋涉。
1874年，日本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和谈告终而未开启中日战端，但它却在中
国朝野上下引起强烈震动并在清廷内部引发了一场“海防大讨论”。其中，直隶总督
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最令人瞩目，也确能反映出海军海防问题在当时
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这篇洋洋万言的奏折中，他首先分析了严峻的国防形势：“历
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
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
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
；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实为数
千年未有之强敌！”
在分析了前所未有的严酷对外形势的同时，李鸿章还特别一针见血地强调指出，
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在于国家的实力：“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弟欲以
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他还将海军海防问题提升到新的社会发展高度来作认
识：“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在这次“海防大讨论”之后，李鸿章又急切进言呼吁购买铁甲巨舰；但腐败的清
政府却不以为然，没有大举兴办海军。1884年8月，中法战争马江一役，福建水师全
军覆灭。战争刚一结束，年轻的光绪皇帝就郑重颁布了“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
主”的上谕。随即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宣告成立，海军成为国家的经制军种之一，近代
中国海军海防事业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随着大量外购的军舰陆续到华服役，总
理海军衙门于1888年秋上奏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组建
成军，它拥有铁甲巨舰(在当时具有今天航空母舰的地位)2艘、巡洋舰8艘和炮舰等
10余艘，总吨位超过四万吨。这是近代中国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强盛顶点。
三、“伤心问东亚海权”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上一场典型的“海军制胜”的战争。
交战双方隔海相望的地理态势，加之发动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围绕制海权所制定
的作战计划，都决定了海军舰队在这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众所周知的战争结果
是，拥有庞大北洋舰队的中国又一次惨遭彻底的败局。
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北洋舰队不可谓“兵不强，马不壮”，以邓世昌为代表
的广大爱国官兵不可谓作战不英勇。但不幸的是，北洋舰队在战争中却初受挫于丰岛
、再遭创于黄海、最终全军覆灭于威海卫军港，从而彻底铸成中国的败局。中国建立
了一支在当时亚洲乃至世界都令人刮目相看的具有一流阵容及其实力的海军，为什么
还是逃脱不了失败的悲惨命运呢？
在以海军制胜的甲午战争中，交战双方对海权的认识和利用(不论是自觉或非自
觉)的程度高低，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终胜负结局。我们无法否认，在鸦片
战争初次领教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之后，中国清朝政府和无数有识之士在海军
海防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甚至一度建成一支在亚洲首屈一指的庞大舰
队。但为什么中国发展近代海军却换不来国家的兴旺发达，反而在反侵略战争中连连
失败？一言以蔽之的答案就是，中国发展近代海军，从来就不是海权意识的产物，从
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相联系。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者孙中山先生曾经非常深刻并高度概括地对此问题作了
精辟的总结。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有感于当时仍然
严峻的海防形势，孙中山先生在其亲笔题写的挽联中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时
代浩叹。的确，孙中山先生精准地看到中国屡遭外敌欺凌的症结所在--海权。中国
无海权则国家无兴盛，甲午战争为之提供了最令人信服也最惨痛的历史教训。那么，
海权是什么呢？
在甲午战争前的几年时间里，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就连续
发表了《制海权对1660-178 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
1793-1812历史的影响》两部伟大著作，以理性的思维总结了海权理论，从而震动了
整个世界。马汉的海权理论，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最高战略层面。后来他进
一步在《海军战略》一书中概括指出：“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
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对海权的运用便是海军战略。
”马汉的海权理论告诉我们，海权是一个战略范畴，是国家海洋战略与海军战略的核
心与基础。海权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
在全局上对海洋上的控制权力。1890年，小罗斯福读了马汉最早的海权著作之后，立
即激动地写信给马汉说：“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1901年，小罗斯福当选为美国总统；于是，马汉的海权理论被带进了白宫。原本长期
奉行大陆战略的美国人，就此开始建立一支在马汉海权理论指导下的强大海军，从而
也就开始了美国人称雄世界的新纪元。美国全美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教授在
其所著的《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六本著作》一书中，将马汉的《海军战略》与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尔萨斯的
《人口论》、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一同并列，认为它对人类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
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
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是的，历史进入1 9世纪以
后，世界各国、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无可选择地与海洋联系在一起，
国家的兴衰荣辱也无可选择地与海军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国家为贸易而向海外拓殖，
为拓殖而拼命发展海军；海洋和海军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战略问题。
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发展近代海军并没有真正看清楚
这一不可抗拒的世界时代大潮，而始终局限于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
仅仅是一种企图重新关上国门的较低层面的军事防御对策。因此，中国发展海军的整
个过程始终呈现出一种“海患紧则海军兴、海患缓则海军弛”的被动、消极和短视的
状态。即便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发出“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战略
动员令时，封建统治者也没有能够透彻地洞悉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而改变和更新那种将
汪洋大海仅仅当作天然屏障的陈腐落后的海洋观念，仍然顽固地将发展海军作为重关
国门之策。因此在1888年北洋舰队组建成军之后，当清政府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
之自守尚有余”的时候，便停止了海军的继续发展，甚至将有限的海军经费挪用于修
缮皇家园林。这种低层面的思维方式，使中国近代海军的发展陷入三个无法解脱的矛
盾之中。
矛盾之一：中国发展近代海军缺乏资本主义经济之“源”。
从18世纪到鸦片战争的百年间，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大致徘徊在不足四千万两白银
的水平上，其中田赋一项就占到75-80%之高。百年经济发展的停滞实际上已等于负增
长，加之鸦片贸易造成了巨额逆差，使清政府长期处于财政拮据、入不敷出的窘境。因
此在鸦片战争期间，钦差大臣林则徐等人所进行的海防振兴事业，极少得到清政府在经
费上的支持，全靠自行筹集款项。其来源一是历年洋商捐资的留成；二是动员商人临时
捐资；三是向广东省大小官员和民间摊派。按当时建造之例价，一艘近海缉私快船需银
432两，一座炮台为15000两。林则徐当时深感“筹措经费，实为首务”；其实，他当
时的举措仅是很小规模的，但已感到经费上的头痛了。
而及至李鸿章具体主持海军发展的年代，这一矛盾就更加尖锐了。1875年，清政府
决定从东南几省的关税和厘金中，每年抽400万两充作海军经费，但因层层截留而从未
满额，海军每年仅得到一半。此时，西方列强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完成之后，蒸汽机被
普遍采用，海军装备朝着大型铁甲舰方向发展，其经费也与日俱增。1861年，中国购买
那支挂洋旗的“阿思本舰队”只需花费白银150万两；而到1880年代仅购买一艘7300吨
级的铁甲舰，其费用就高达182.4万两。清政府向德国订造“定远”、“镇远”和“济
远”三舰共需银400万两。这笔经费就是临时多方筹措的，其中有海防经费、轮船招商局
所偿的贷款、皖南盐商的捐款等。由于经费有限，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清政府不得不集中
力量先行发展北洋海军。由此可见，一个没有资本原始积累的国家，一个没有资本主义
经济运行机制的封建落后国家，在当时是很难搞好海军建设和发展的。
矛盾之二：中国发展近代海军没有资本主义政治之“本”。
从军事经济理论上讲，“强兵”与“富国”实质上就是军事和经济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军事的本原是经济，“强兵”最终要靠“富国”来实现；另一方面，军事又对
经济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既可能表现为对经济的破坏和阻滞，也可能表现为对经济的
促进和先导，在后一种情况下，“强兵”则成为“富国”的推动力。马汉在自己的著作
中，用羡慕不已的笔调对享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大英帝国作了这样的评述：“英国
政府的优势在于能利用它的威力巨大的海上力量这个武器。海上力量使它富有，并反过
来保护了使它致富的贸易。利用它的钱，支持和鼓励了它为数不多的援助者。它的舰船
能够抵达的地方，都有它的势力，并且没有人对海洋归于它提出质疑。只要它愿意，它
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并且随它一起去的是它的大炮和部队。通过这种机动，它的部队能
成倍地增加，而使敌人部队被分散了。作为海洋上的统治者，它堵住了海洋上的所有交
通干线。”
中国的近代化必须从“强兵”起步。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海军，就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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