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twobears(阿忆胯骑双牛)
整理人: sayrainly(2002-04-08 14:20:1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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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卫视12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尚未播出——
PART 1 水流云在
（阿忆草稿）
光绪皇帝在位第28年，《大公报》在天津问世，公元纪年1902年。
从那时开始，《大公报》历经沧桑，饱览世事，记下了100年的国家兴
衰，成为世上最长命的中文报纸。100年中，《大公报》由铅字活字印
刷发展到电脑照排、数码通讯、港深异地同步印刷、网上阅览，也实
现了全面电脑化。
【主持人刘海若：《大公报》创办的1902年，看似平静，实则玄机重大。那是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各自矛盾此消彼长的一年。这一年，八国联军撤离北京，慈禧和光绪返回紫禁城。两年前，她听信满洲贵族之词，违反国际法原则，放任义和团攻打驻华使馆和教堂，结果被列强占了首都。为实现对洋人的诺言，也为了重振权威，慈禧把自己定位为改革家，要成为戊戌变法的遗产继承人。
慈禧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奖励实业，振兴商务，鼓励私人资本自由发展。在以后10年里，民族资本有了相当壮大，出现了一大批民族中产阶级。就在1902年当年，为了联合抗衡外国资本，上海商人组成“商业会议公所”，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新式商会。此后，商会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长，成为无法忽视的社会力量。为提高国防力，慈禧改革军队，建立“新军”。她还改革官制，实行预备立宪，并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校，鼓励年轻人出国留学。
这一年，日本飞速发展，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是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黄兴，廖仲恺，邹容，陶成章，鲁迅均于本年去了东京，而梁启超在横滨创办半月刊《新民丛报》，抨击慈禧，宣传改革。他以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天才的文笔，感动了无数中国人。毛泽东曾说“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梁启超从法国大革命的悲剧中，看出轻言革命的危险，认为没有民众觉悟，只靠一两个英雄，靠暗杀和暴动，很难有什么好结果。孙中山在美日活动，联络各种力量，力图东山再起。和没有多少国学根基的革命党相比，梁启超无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但他并没有赢得多少喝采，反而让很多人当成革命阻力。1902年，兴中会第一个机关报《中国日报》与保皇派的广州《岭南报》论战，是报史上第一次革命与保皇的大规模论战。就在这种鱼龙混杂的背景下，清末10年，成了新闻工作者广泛办报的活跃时期。《大公报》只是20世纪之交众多自由报纸中的一枝。
1901年，天主教徒英敛之来到仍在八国联军临时政府控制下的天津。3年前，英敛之加入变法阵营，戊戌政变后，英敛之逃出京城，展转云南边陲。此时，英敛之回到北方，拜会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柴天宠经营建筑材料，承包教堂致富后，打算集资办报，与英敛之一拍即合。两人约定，柴天宠集资，34岁的英敛之担当经理、主笔、编辑。在他们鼓动下，王郅隆成了大股东，大名鼎鼎的改革家严复也投入数千元，成为小股东。
1902年6月17号，天津哈尔滨道42号喜气洋洋。尽管这里是法租界，八国联军仍然没有撤出天津，但这是《大公报》第一天上市，而且业绩不俗，销掉了3800份。
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大公报序》，把办报宗旨定位为采纳西学，启迪民智，开风气之先，目的是移风易俗，富国强民。英敛之解释说：“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换句话说，“大公报”，即是忘己无私的报纸。《大公报》以“敢言”著称，创刊便大胆议政，主旨是拥护光绪亲政，反对慈禧垂帘听政。对社会风气和官场怪状，锋芒毕露，直指除皇帝之外的所有祸国殃民的权好豪暴和贪官污吏。创刊第2天，《大公报》明确表示：“但循东西报馆公例，知无不言。”第5天，发表长文，全面否定慈禧，盛赞“皇上有德”，只要太后归政，有8利，这被《大公报》第2代领袖胡政之称为“大胆已极”。1902年8月15号，八国联军临时政府交还天津，《大公报》则连续发表社论，指责八国联军的种种暴行。
自拒俄运动后，清朝放松党禁，新闻界更加活跃，但这并不是说自由便没有代价。1903年，供职日本报纸的记者沈荩从满族大臣那里得到中俄关于东四省路政税权和领土主权的《中俄密约》七条，他通过海内外报刊详为披露，致使舆论大哗，被判乱棍打死，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被判以死刑的记者。与此同时，章士钊出任上海《苏报》主笔，鼓吹革命，他推荐邹容的《革命军》，并专为作序，驳康有为和英敛之的改良主义，斥光绪为“小丑”。在清朝逼迫下，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逮捕邹容。清朝是想引度邹容，押解南京处决，舆论严厉抨击，只判了3年监禁，但终于死于狱中。
就在这样的气候下，《大公报》始终没有缄口，斗志更谓昂扬。
【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我祖父英敛之要全盘西化，那是很执著的，闹了不少笑话。他在天津办《大公报》，住在四面钟附近，当时中国人极少有穿西装的，也没做西装的，我祖父想提倡穿西装，找了日本裁缝做了一套西装，勇敢地穿上从四面钟到劝业场那一带转了一个大圈儿，为的是叫人看，向长袍马褂挑战，回到家觉得特别累，身上挺别扭，脱下西装一看，原来连衣服架子一起穿身上了。
英敛之要全家都穿西服，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服样式，托人到哈尔滨买来一身礼服，还请摄影师到家里拍了照片，放大后，挂在客厅，后来才知道那礼服是俄国人的睡衣。
为了全盘西化，英敛之把神童儿子英千里12岁就送到英国剑桥大学，一去就是十几年。那时候英敛之与山东省长蔡儒楷政见对立，但却并没妨碍友谊。英敛之“下视官爵如泥沙”，不把山东省长放在眼里，蔡儒楷却崇敬英敛之创办了华北第一大报，一时间英才惜英才，终致指腹为婚。蔡省长的女儿蔡葆真作为没过门的儿媳妇，也被很小送进天津圣约瑟教会女校，接受西方教育，为的是与英千里结婚后能有共同语言。
英若诚也是12岁被送进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天天英语上课。毕业时，英若诚成绩出色，圣路易毕业考试就是剑桥的入学考试，英若诚本可以免试去英国，但只为了不给家庭增加负担，他却进了清华。
【主持人刘海若：龙山书院的主持叫“傅旭安”，他曾资助过侯延塽。侯家贫寒，但勤奋好学，后来考取进士。回乡省亲时，侯延塽去拜谒恩师，不想傅旭安竟去世了，于是他发誓要把傅恩师的孩子培养成才，而傅旭安的儿子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傅斯年。傅斯年被带到天津，交给了英敛之，英敛之非常欣赏傅斯年博闻强记，竟与这个比自己小30多岁的少年人结成了忘年之交。
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一中，但因学生宿舍尚未建成，仍在英敛之家住了好几个月。宿舍盖好后，傅斯年搬到学校，但每逢周日和寒暑假，仍来看望英敛之。后来，英千里回忆说，14岁的傅大哥魁伟而庄严，每天放学除了温功课，就陪先父谈论中外时局或经史文章，绝不肯同我这“小豆子”玩耍，我母亲是清朝皇族，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最喜欢傅大哥，常给他讲教义，并在周日带他去教堂。傅大哥虽终生未入教，但对教会充满好感，未尝不是受先母薰陶。实际上，傅斯年与英敛之交往，对他五四时期创办《新潮》杂志以及后来热衷于文章报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要知道，《大公报》副刊的文字多为京话甚至天津土话，而英太太的宫廷新闻，生动活泼。在胡适倡导白话文之前，英敛之和《大公报》早已在倡导学校教科书使用白话，并攻击文言的官场文告。后来，傅斯年考入北大，成为胡适的学生，他曾这样忠告胡适：“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再后来，为了监督国民政府，开启民智，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代读书人，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不断发表报刊文章，针砭时弊，仗义直言，挥洒了一辈子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
从创刊之日起，《大公报》报馆营业化，记者职业化，同人们还立了个规矩——不兼有报酬的公职，不为任何党派作宣传——《大公报》第一次加价，英敛之特意登告白：“本报志在开通风气，非同牟利可比。”《大公报》从不登黄色和刺激性新闻，当时风行的“花丛谈”和“消闲录”，绝不会出现在《大公报》。1905年，天津新闻专栏曾出现几个暗藏春色的标题，但一两天便被禁止。有一则黄色短新闻，因一时疏忽，拼版付印，英敛之发现后，责令马上撤消。印好的二三千份报纸舍不得牺牲，虽然发出，但由英敛之写了道歉启示，登在被撤消新闻的空白处。
英敛之是满族人，主张保住满清和皇帝，谈的是立宪改革，因此他反对慈禧听政，也反对孙中山革命。后来他激烈反对袁世凯，并不是因为他夺了孙中山的总统职位，而是因为他毁了大清江山。在英敛之看来，他和孙中山是里应外合，狼狈为奸。由此，英敛之一方面要不怕来自清朝保守派的压力，另一方面还要与革命派斗争。
在英敛之看来，革命有4种类型。一种是圣贤革命，一种是豪杰革命，另外两种是权好革命和盗贼革命，而以国人教育程度之低下，革命只会是后两种糟糕的革命，结果必是“革命即成，举目尽暴戾恣瞄，嗜利无耻之行，明目张胆悍然为之，举世莫敢非”。英敛之评论说：“而今之志士，大都剿袭民权。‘自由’一二新名词，于是脾阴一世，傲慢群伦，以花天酒地为运动之机关，以好贪狠黑为经济之手段，曰言‘爱群’，拔一毛得同群，未见其可为也；曰言‘爱国’，得数金而卖国，本见其不肯为也；而且互相骂署，互相倾陷，胸愤庚而叫嚣，性残暴而手毒辣，安能‘爱群’？”
1905年冬天，孙中山在东京创办《民报》月刊。在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革命党的纲领“三民主义”，并把“以排满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放在了最先。《民报》一创刊，立即批判君主立宪，传播革命思想，掀起了与梁启超《新民丛报》的空前大论战。
《民报》和《新民丛报》，一个在东京，一个在横滨，但无不对国内产生巨大影响。最终，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占了上风，革命者们一致认为，清朝已极度腐烂，仅以改革已无法救治。这股风吹进对满清江山万分珍爱的英敛之心中，不知是种什么滋味。
实际上，为了缓解满汉矛盾，清朝已作了最大让步，打破了厉守200多年的血统禁忌。就在《大公报》创办前夕，清朝宣布，所有满汉官民，准予彼此结婚。不过，人心久失，难以迅速收买，“排满革命”必不可免。而1905年岁末，惠兴为无力经营女子学校而在杭州服毒自杀一案，恰好表现革命之前的民族鸿沟。
惠兴19岁死了丈夫，寡居15后读了张之洞的《劝学篇》，大有感奋，创办“杭州贞文女校”。女校开学之日，惠兴当众露出胳膊，割下一片肉，并发誓说：“我以此血为记念。如此校关闭，我必以身殉之。”然而，女校只干了1年，经费便难以为济，造成课程时有间断。惠兴郁郁寡欢，便想到服毒请款。经过竭力救治，惠兴仍气绝身亡，年仅35岁。
惠兴之死，南北报界反应不同。上海《申报》虽在9天后作了报道，接下来却是一片沉默，3个月后又出现了另一则来自北京的短讯，记述北京对惠兴的反响，竟将惠兴错写成“蕙馨”。《申报》雄踞江南新闻界榜首，偏偏在惠兴寥若晨星的文稿中出此罕见的错误，可见南方士绅和教育界的冷漠程度。实际上，原因只有1个，惠兴是满族人，贞文女校自然即为满人所设，汉人皆不愿为出资。
此时，民族调和论占了报界主导，《大公报》即是这种主流意识的典型。如果说英敛之是因为自己是满族人才宣扬调和，不如说他信奉天主教，存一视同仁之心，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信奉改革，只有融合满汉才是稳定中求改革的救国良策。1906年3月7号，《大公报》发表《论建设学堂宜除满汉之名目》，虽为“来稿”，却刊登在相当于社论的《言论》专栏，这起码表明报社的倾向。“来稿”批评满人“办理学堂者仍狃于满汉之成见”，其深忧大患的正是“同为一国之人，而先自分支别派，不能融合而同流，遂令排满革命种种狂悖之谣传莫杀其势而息其波”。以融合满汉为防止革命的手段未必现实，但平息矛盾的用心可谓良苦。
6天后，《大公报》预告北京文艺界将在湖广会馆隆重义演，全部票房汇寄杭州女校。英敛之感叹道，戏子都能在办学问题上不分满汉，而士大夫却沉默无语。在一系列义演中，京戏明星想九霄尤为出色，他甚至把惠兴创办女校搬上舞台，自己担任主角。想九霄的捐款数额最大，超过了杭州捐款的两倍。在追溯惠兴之死和表彰北京演艺界的同时，《大公报》连用几个“呜呼”，表达郁积的感慨。英敛之写道，与北京艺术家相比，“江浙为财赋之区，以区区之女学，竟不能成立，致令惠兴女杰愤懑忧伤，牺牲性命”。由此，《大公报》得出逼下责难：“岂其长江流域之士夫，不若大河流域之俳优？”然而，问题很有意思，回答却不精彩。把江南绅学对惠兴的冷淡归结为“乡间之子，见闻之孤陋，意识之狭隘”，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杭州其他女校健康生长就是一个反证。英敛之不是不知道，惠兴之死的南北巨大反差确实表明，清军入关后征服江南残酷杀伐，在汉人心里留下的阴影始终没能消除，于是，江南自然成为晚清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据地。
在调和满汉分界上，惠兴之死虽未发生神奇功效，但如果从女子教育发展看，这一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杭州贞文女学校起死回生，更名为“惠兴女学堂”。北京出现的女子教育萌芽，也经大张旗鼓的惠兴演说和募捐，赢得各界理解，1906年推衍成兴办女校的高潮。翻阅这一年的《大公报》，北京新办女校接二连三，以致记者们这样写道：“惠兴女士一死，北京女学逐渐发达。如江亢虎所设之女学传习所，大公主之译艺女学堂，近者设妇女匡学会，虽优伶歌妓，亦动热诚……风气之开，进而愈上，不禁为我中国前途贺。”
但尽管惠兴以死推动了女校发展，但排满革命即使在北方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2月13号，一位曾姓的满洲正白旗旗人在辽阳家中刎颈自杀，他在遗言开宗明义地写道：“吾今之死非为他故，痛吾满族之将亡，欲救而无其力，兼境域学问说，他年终不免为亡国之奴隶。”此事最好不过地揭示出，晚清深受民族主义思潮感染的不只是汉族革命家，也包括满族读书人，双方都以势不两立的姿态对待民族矛盾。
【主持人刘海若：1905年，新任驻美公使要求与清朝谈判，严禁华工去美国，遭到上海商务总会激烈反对。他们要求美国两个月内修改《排华法案》，否则抵制美货。美国当然不会向中国低头，于是爆发了持续8个月的抵制美货运动。老罗斯福总统命令亚洲舰队集结广州，作出攻击姿态，迫使清朝下令尽力平息运动。袁世凯率先响应，下令查禁反美报刊，导致中国历史第一次抵制洋货运动，功亏一篑。
所有人都低下头颅时，唯有英敛之还昂着，他命令《大公报》拒绝刊登美国广告，与袁世凯公开结怨。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坐镇天津，他通过天津巡警总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罪名，下令禁止邮寄和阅读《大公报》。但英敛之的后台是法国主教，报社又设在法租界，袁世凯无可奈何，只能在租界以外禁售《大公报》。这中间，袁世凯曾施以利诱，英敛之却无动于衷。对军机大臣荣禄，英敛之尚且呼之“国贼”和“小人”，对向荣禄告密崛起的袁世凯，英敛之更是不屑一顾。但无论如何，袁世凯是新贵，炙手可热，但《大公报》却整整顶了他10年，直到把他顶死。一张报纸，如此威武不屈，自然名满中华。
1911年，湖北新军哗变，彻底抛弃皇帝的声浪遍及全国，英敛之心灰意冷。1912年2月12号，清朝颁发溥仪退位诏书，268年的大帝国崩溃得如此之快，连处心积虑要推翻它的革命党也没有料到。第2天，袁世凯致电赞成共和，孙中山辞呈，推荐袁世凯继任总统。2月15号，袁世凯宣誓就职。英敛之办报的兴趣全无，8天后后宣布：“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覆。”如此一连登了20天，英敛之真的离开天津报社，携夫人爱新觉罗·淑仲回北京香山隐居，潜心天主教教义、教育、慈善事业。英敛之住在见心斋南面，那里山恋苍翠，恬静优美，英敛之也自称为“万松老人”。
孙中山临辞职前颁布《临时约法》，规定有出版自由，使新闻界出现空前繁荣。1913年，史量才杀入英国人经营的《申报》，不惜工本，用电报和电话传发新闻，在中国报夜史上第一次把新闻、言论、副刊增刊、发行、广告结合起来，而此时的《大公报》却因为英敛之隐退而每况愈下，黯然失色。
1916年，英敛之把《大公报》完全转给大股东王郅隆，但第2年北京和河北大水灾，淹了103县，635万百姓受灾，他们甚至把儿女标卖或遗弃路边，而英敛之出任慈幼局局长，负责收养灾民子弟，这便是英敛之最后一次与《大公报》联名。就在《大公报》主办的游艺大会上，英敛之为了募捐，天天登台演说。而水灾平息后，剩下200名儿童无人认领，徐世昌总统便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将皇家静宜园拨出，建了慈幼院男校女校，这就是今天的香山公园。从1920年开始，直到毛泽东住进双清别墅，这里的名称只是“静宜园”，其间全部设施和全部园地，全部归这座著名的慈善学校专用。
1926年1月10号，万松老人英敛之与世长辞，享年50岁。在温泉村南面小西山余脉的一块山顶裸岩上，英敛之留下“水流云在”几个大字。那是他离开《大公报》时所题，恰可以镜鉴创刊人故去，但他创办的刊物依然故我，流传了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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