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twobears(阿忆胯骑双牛)
整理人: sayrainly(2002-04-08 14:21:3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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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卫视12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尚未播出——
PART 5 硝烟中的芬芳
（阿忆草稿）
从1930年早春开始，蒋中正连续3次围剿红军，但《大公报》在跟踪报道围剿过程中，不乏肯定红军的一系列文章。它一方面肯定围剿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和安定，另一方面又提出共产主义和苏联，认为“共祸”产生根源是国民政府腐败。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1931年早春，蒋中正拨巨款修建牌坊、寺庙、水泥墓，公祭被红军活捉而后批斗处决的江西剿匪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中将，并在他的墓碑前写下“魂兮归来”。张辉瓒的灵柩移出九江，顺长江云到武汉，又转火车送归长沙，准备在岳麓山安葬。此时，《大公报》记者曹谷冰却踏上了去苏联采访的远途，这是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后来，这些文章编辑成《苏俄视察记》，激发了中国人建设国家的联想和热忱。
【主持人刘海若：《大公报》有一个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凡有党籍的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概不录用。然而，30年代初，天津《大公报》外勤课主任张逊之不仅是国民党特务，而且还是帮会头目，还混到了开山门收徒弟的地步，因此胡政之南下创办上海《大公报》之前，果断巧妙地逼走张逊之，保持了“不党”信条。按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的话说：“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
30年代，尽管国家风雨飘摇，但《大公报》上下却和睦相处，像个温暖的大家庭。工作有成绩会得到奖赏，业务出了差错会受到处分，一切照章行事。但在执行规章时，又不乏灵活运用，胡政之和张季鸾懂得，人有七情，有感而发，尤其是读书人，不能因为执行某项制度伤害对方的感情。一位分版总编曾回忆说，他刚从北京调到天津当编辑时，家庭一时困难，不得不把《大公报》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京报》，从中挣点外快，胡政之发现后，既不说明，又不处分，反倒加了薪，这种心照不宣让这位编辑感激涕零，在后来的日子里，把心都掏给了《大公报》。
随着事业如日中天，报社员工的补充来源有了多种途径，但吴胡张从不以一己私情向报社推荐亲友。凡是实习生、选聘员工、或从投稿者中录取，甚至是通过其他人事关系介绍来的，都要经过长期考验，而后决定去留。标准只有1个，那就是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天津《商报》总编王芸生，学徒出身，没有文凭，也无任何背景，只因为屡屡挑战张季鸾的社论，竟被张季鸾看中，揽入《大公报》，并大胆启用，30岁便独当一面。张季鸾病逝后，王芸生继任总编，与曹谷冰一道，成为《大公报》第4代领路人。
记者是容易堕落的职业，有“无魂之鬼”的骂名。这方面，王芸生深有体会。1929年夏天，上海新闻界考察团到天津访问，天津同仁在大华饭店设宴，王芸生躬逢其盛。宴会结束后，王芸生走出饭店，听到门口的车夫说：“今天到这里来吃饭的都是干报馆的，大半不是好人。”这正是王芸生离开《商报》加盟《大公报》的当头，此话对他刺激极大，成了鞭策他的动力。《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宗旨以及“报纸最高目标是能代表国民说话”的理念，为王芸生提供了用武之地。为了实现理想，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谢绝一切政治，专心从事新闻。
1936年，王芸生来到燕京大学新闻系演讲，他重提旧事，谈到车夫们的话。他说：“我当时听了这话很生气，但一转念，则觉得这未始不是一般社会对于新闻界的一种批评。”由此，王芸生提出记者必备3个条件：第一，以“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的态度培养健康的舆论环境；第二，以做好人的勇气，洗刷新闻界的耻辱，改变百姓看法；第三，以国家利益为重，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不久，王芸生听说一批记者要在日本人资助下赴日考察，特意写下《招魂》，说上次挨骂后，他立志把新闻作成好人事业。他叮咛说，记者很容易受人恭维，被人诱惑，因此一定要有坚贞的人格操守，有为国家为人类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否则，不配做无冕王，只是一个无魂之鬼。
这位是徐铸成，1929年进《大公报》，立即作为特派记者去山西五台县河边村，采访被阎锡山骗去软禁起来的冯玉祥。徐铸成写道，见面时，冯玉祥正准备吃晚饭，请我们一起用餐，四盆荤素，中间一个火锅。我问他：“最近，前方有什么捷报来没有？”他笑着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冯玉祥用筷子指着火锅，以讥笑的口吻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失利了。我屡试不爽。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说罢，放声大笑。在徐铸成笔下，历史人物就是这样栩栩如生，跃然纸上。1938年，徐铸成改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然后升任总编。香港被日军占领，香港《大公报》关闭，徐铸成改任桂林《大公报》总编，抗战胜利后，又改任上海《大公报》总编。
即使对胡政之和张季鸾，徐铸成尽管怀有深厚感情，但写起他们，依然是入木三分，优劣尽致。他称赞胡政之艰苦创业，知人善任，有用人的胆识和气魄，“把全部精力扑在报上，并千方百计组织好队伍”，但同时也指出，胡政之为人苛察精明，不时暴露出资本家的面目。他说张季鸾是循循善诱的前辈，他“和蔼、淳厚，谈吐很有风趣，仿佛有一股吸引力”，他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一派懒散的名士左派，没有一点做作。但他性格上有两个弱点，一是喜欢受恭维，二是太重感情，蒋中正以国士待他，他便“以国士报之”。
【主持人刘海若：实际上《大公报》后来许多领导人都是30年代的著名记者，费彝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费彝民是1930年进入的天津《大公报》，九一八事变后派驻沈阳。1948年费彝民随胡政之参与香港《大公报》复刊，并被任命为社长，而后在香港干了一辈子。由于历经各种政治沧桑，香港《大公报》成为《大公报》的唯一，于是费彝民也就是成为王芸生之后的第5代掌门人。
1935年秋天，红军无意中缴获了一份《大公报》，毛泽东在上面看到刘志丹陕北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结束长征，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红区。此前，《大公报》指派北大哲学系毕业生范长江，以旅行记者身份，追踪川南和西北，系列报道革命军和红军撕杀征战的故事，先后写出《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范长江成了第一位深入红区，第一位向公衆连续报道红军状况的记者，因而一举成名，其西北行系列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与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道，震撼了世界。
从那儿以后，毛泽东与范长江书信往来，彼此称兄道弟。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在边区大礼堂举行欢迎宴会，执意要《大公报》记者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那时候，范长江已经周恩来介绍，成了秘密共产党员。不过，《大公报》里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并不是范长江，而是吴砚农。1928年，《大公报》第一次招考实习生，吴砚农顺利过关。九一八事变后，吴砚农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一直潜伏在不招任何党员的《大公报》之中。后来，吴砚农偷偷散发抗日传单，被租界巡警发现，胡政之立即送他到日本留学，兼做驻日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吴砚农历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实际上，除了吴砚农，后来为和平占领北京立过功的傅冬、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副总理钱其深，都曾在《大公报》效力。
这是30年代家喻户晓的名编何心冷，可惜的是英年早逝，他主办的趣味综合副刊《大公报·小公园》每况愈下，逐渐失去了活力。胡政之焦急不安，沈从文和杨振生却为他送来了一代名记萧乾。
萧乾平生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沈从文和杨振生主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那时，萧乾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193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萧乾应约走进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与胡政之会面。胡政之没说几句话，便同意萧乾进《大公报》，但任务是接管《小公园》。萧乾先是高兴得要跳起来，但听说是办副刊，又有些许不快。何心冷病逝后，《小公园》内容杂碎，以传统曲艺及旧闻掌故为主，关于传统戏曲、跑马、回力球、围棋的那些知识，萧乾一无不知，也不想知道，这与他想当旅行记者的愿望相去甚远。但胡政之就是要把《大公园》的老气横秋改过来，所以才想把萧乾这样的年轻人请来。
萧乾很快改革了《小公园》，只保留《剧坛》栏目，其他一律以文学作品为主。他特意新辟一个专栏，叫《读者与编者》，他要和读者谈心，把《小公园》变成发表自己的见解的阵地。一位读者信说：“《小公园》的形式和内容有一个大变化，好像它要负起国民文化的使命来，不再是一些年轻朋友们练习作文的园地了。”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萧乾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大公报》随军记者，成为采访欧洲战场的唯一一位中国记者。
【主持人刘海若：1936年深冬，蒋介石调集30万陆军空军，部署围攻陕甘宁红区。张季鸾亲自去华清池行辕采访，问对西安四处都在谈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怎么看，蒋中正回答说，我来西安，就是要平息东北军和第17路军这些论调。听到这些谈话，张季鸾并没有像红军被围剿时那样，攻击蒋中正固执己见，相反只是客观刊发谈话内容，并对抗战前必须首先剿灭红区表示理解。
蒋中正接着召见师以上高级将领，有将领质问说，什么时候抗日，什么时候收复东北，蒋中正回答：“有我蒋某人在，一定可以带你们回东北。”然而，12月12号深夜，张学良还是发动了兵谏，促发“西安事变”，使秘密筹划中的抗战时间表戏剧性地仓促提前。
事变后，王芸生拍电报给胡适，求他谈谈对事变的看法。胡适从病榻上挣扎起来，愤怒地写下《张学良的叛国》，发表在《星期论文》栏目。1937年初，张季鸾从上海归来，胡适邀请他，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法学院长陈岱孙、社会系主任潘光旦、政治学主任张奚若到他家做客。读书人忧国忧民，从8点谈到12点。张季鸾告诉大家，蒋介石个把月后要邀请学者去南京商谈1937年的3个大问题，一是陕甘红区如何处理，二是政权改造，三是打日本……看来，无论是否准备好，抗战都已迫在眉睫。是福是祸，谁也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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