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twobears(阿忆胯骑双牛)
整理人: sayrainly(2002-04-08 14:21:39),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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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卫视12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尚未播出——
PART 5 硝烟中的芬芳
(阿忆草稿)
从1930年早春开始,蒋中正连续3次围剿红军,但《大公报》在跟踪报道围剿过程中,不乏肯定红军的一系列文章。它一方面肯定围剿利于巩固国家统一和安定,另一方面又提出共产主义和苏联,认为“共祸”产生根源是国民政府腐败。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
1931年早春,蒋中正拨巨款修建牌坊、寺庙、水泥墓,公祭被红军活捉而后批斗处决的江西剿匪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中将,并在他的墓碑前写下“魂兮归来”。张辉瓒的灵柩移出九江,顺长江云到武汉,又转火车送归长沙,准备在岳麓山安葬。此时,《大公报》记者曹谷冰却踏上了去苏联采访的远途,这是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后来,这些文章编辑成《苏俄视察记》,激发了中国人建设国家的联想和热忱。
【主持人刘海若:《大公报》有一个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凡有党籍的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概不录用。然而,30年代初,天津《大公报》外勤课主任张逊之不仅是国民党特务,而且还是帮会头目,还混到了开山门收徒弟的地步,因此胡政之南下创办上海《大公报》之前,果断巧妙地逼走张逊之,保持了“不党”信条。按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的话说:“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我问《大公报》旧同事,皆如此说。”
30年代,尽管国家风雨飘摇,但《大公报》上下却和睦相处,像个温暖的大家庭。工作有成绩会得到奖赏,业务出了差错会受到处分,一切照章行事。但在执行规章时,又不乏灵活运用,胡政之和张季鸾懂得,人有七情,有感而发,尤其是读书人,不能因为执行某项制度伤害对方的感情。一位分版总编曾回忆说,他刚从北京调到天津当编辑时,家庭一时困难,不得不把《大公报》的消息打电话告诉《京报》,从中挣点外快,胡政之发现后,既不说明,又不处分,反倒加了薪,这种心照不宣让这位编辑感激涕零,在后来的日子里,把心都掏给了《大公报》。
随着事业如日中天,报社员工的补充来源有了多种途径,但吴胡张从不以一己私情向报社推荐亲友。凡是实习生、选聘员工、或从投稿者中录取,甚至是通过其他人事关系介绍来的,都要经过长期考验,而后决定去留。标准只有1个,那就是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天津《商报》总编王芸生,学徒出身,没有文凭,也无任何背景,只因为屡屡挑战张季鸾的社论,竟被张季鸾看中,揽入《大公报》,并大胆启用,30岁便独当一面。张季鸾病逝后,王芸生继任总编,与曹谷冰一道,成为《大公报》第4代领路人。
记者是容易堕落的职业,有“无魂之鬼”的骂名。这方面,王芸生深有体会。1929年夏天,上海新闻界考察团到天津访问,天津同仁在大华饭店设宴,王芸生躬逢其盛。宴会结束后,王芸生走出饭店,听到门口的车夫说:“今天到这里来吃饭的都是干报馆的,大半不是好人。”这正是王芸生离开《商报》加盟《大公报》的当头,此话对他刺激极大,成了鞭策他的动力。《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宗旨以及“报纸最高目标是能代表国民说话”的理念,为王芸生提供了用武之地。为了实现理想,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谢绝一切政治,专心从事新闻。
1936年,王芸生来到燕京大学新闻系演讲,他重提旧事,谈到车夫们的话。他说:“我当时听了这话很生气,但一转念,则觉得这未始不是一般社会对于新闻界的一种批评。”由此,王芸生提出记者必备3个条件:第一,以“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的态度培养健康的舆论环境;第二,以做好人的勇气,洗刷新闻界的耻辱,改变百姓看法;第三,以国家利益为重,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不久,王芸生听说一批记者要在日本人资助下赴日考察,特意写下《招魂》,说上次挨骂后,他立志把新闻作成好人事业。他叮咛说,记者很容易受人恭维,被人诱惑,因此一定要有坚贞的人格操守,有为国家为人类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否则,不配做无冕王,只是一个无魂之鬼。
这位是徐铸成,1929年进《大公报》,立即作为特派记者去山西五台县河边村,采访被阎锡山骗去软禁起来的冯玉祥。徐铸成写道,见面时,冯玉祥正准备吃晚饭,请我们一起用餐,四盆荤素,中间一个火锅。我问他:“最近,前方有什么捷报来没有?”他笑着说:“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冯玉祥用筷子指着火锅,以讥笑的口吻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失利了。我屡试不爽。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说罢,放声大笑。在徐铸成笔下,历史人物就是这样栩栩如生,跃然纸上。1938年,徐铸成改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然后升任总编。香港被日军占领,香港《大公报》关闭,徐铸成改任桂林《大公报》总编,抗战胜利后,又改任上海《大公报》总编。
即使对胡政之和张季鸾,徐铸成尽管怀有深厚感情,但写起他们,依然是入木三分,优劣尽致。他称赞胡政之艰苦创业,知人善任,有用人的胆识和气魄,“把全部精力扑在报上,并千方百计组织好队伍”,但同时也指出,胡政之为人苛察精明,不时暴露出资本家的面目。他说张季鸾是循循善诱的前辈,他“和蔼、淳厚,谈吐很有风趣,仿佛有一股吸引力”,他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一派懒散的名士左派,没有一点做作。但他性格上有两个弱点,一是喜欢受恭维,二是太重感情,蒋中正以国士待他,他便“以国士报之”。
【主持人刘海若:实际上《大公报》后来许多领导人都是30年代的著名记者,费彝民就是其中的一位。费彝民是1930年进入的天津《大公报》,九一八事变后派驻沈阳。1948年费彝民随胡政之参与香港《大公报》复刊,并被任命为社长,而后在香港干了一辈子。由于历经各种政治沧桑,香港《大公报》成为《大公报》的唯一,于是费彝民也就是成为王芸生之后的第5代掌门人。
1935年秋天,红军无意中缴获了一份《大公报》,毛泽东在上面看到刘志丹陕北根据地的消息,于是结束长征,建立起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红区。此前,《大公报》指派北大哲学系毕业生范长江,以旅行记者身份,追踪川南和西北,系列报道革命军和红军撕杀征战的故事,先后写出《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和《成兰纪行》。范长江成了第一位深入红区,第一位向公衆连续报道红军状况的记者,因而一举成名,其西北行系列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与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道,震撼了世界。
从那儿以后,毛泽东与范长江书信往来,彼此称兄道弟。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在边区大礼堂举行欢迎宴会,执意要《大公报》记者坐在首席,并举杯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
那时候,范长江已经周恩来介绍,成了秘密共产党员。不过,《大公报》里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并不是范长江,而是吴砚农。1928年,《大公报》第一次招考实习生,吴砚农顺利过关。九一八事变后,吴砚农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一直潜伏在不招任何党员的《大公报》之中。后来,吴砚农偷偷散发抗日传单,被租界巡警发现,胡政之立即送他到日本留学,兼做驻日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吴砚农历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实际上,除了吴砚农,后来为和平占领北京立过功的傅冬、统战部副部长李定、副总理钱其深,都曾在《大公报》效力。
这是30年代家喻户晓的名编何心冷,可惜的是英年早逝,他主办的趣味综合副刊《大公报·小公园》每况愈下,逐渐失去了活力。胡政之焦急不安,沈从文和杨振生却为他送来了一代名记萧乾。
萧乾平生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在沈从文和杨振生主办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那时,萧乾是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193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萧乾应约走进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与胡政之会面。胡政之没说几句话,便同意萧乾进《大公报》,但任务是接管《小公园》。萧乾先是高兴得要跳起来,但听说是办副刊,又有些许不快。何心冷病逝后,《小公园》内容杂碎,以传统曲艺及旧闻掌故为主,关于传统戏曲、跑马、回力球、围棋的那些知识,萧乾一无不知,也不想知道,这与他想当旅行记者的愿望相去甚远。但胡政之就是要把《大公园》的老气横秋改过来,所以才想把萧乾这样的年轻人请来。
萧乾很快改革了《小公园》,只保留《剧坛》栏目,其他一律以文学作品为主。他特意新辟一个专栏,叫《读者与编者》,他要和读者谈心,把《小公园》变成发表自己的见解的阵地。一位读者信说:“《小公园》的形式和内容有一个大变化,好像它要负起国民文化的使命来,不再是一些年轻朋友们练习作文的园地了。”
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萧乾终于如愿以偿,做了《大公报》随军记者,成为采访欧洲战场的唯一一位中国记者。
【主持人刘海若:1936年深冬,蒋介石调集30万陆军空军,部署围攻陕甘宁红区。张季鸾亲自去华清池行辕采访,问对西安四处都在谈论的“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怎么看,蒋中正回答说,我来西安,就是要平息东北军和第17路军这些论调。听到这些谈话,张季鸾并没有像红军被围剿时那样,攻击蒋中正固执己见,相反只是客观刊发谈话内容,并对抗战前必须首先剿灭红区表示理解。
蒋中正接着召见师以上高级将领,有将领质问说,什么时候抗日,什么时候收复东北,蒋中正回答:“有我蒋某人在,一定可以带你们回东北。”然而,12月12号深夜,张学良还是发动了兵谏,促发“西安事变”,使秘密筹划中的抗战时间表戏剧性地仓促提前。
事变后,王芸生拍电报给胡适,求他谈谈对事变的看法。胡适从病榻上挣扎起来,愤怒地写下《张学良的叛国》,发表在《星期论文》栏目。1937年初,张季鸾从上海归来,胡适邀请他,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法学院长陈岱孙、社会系主任潘光旦、政治学主任张奚若到他家做客。读书人忧国忧民,从8点谈到12点。张季鸾告诉大家,蒋介石个把月后要邀请学者去南京商谈1937年的3个大问题,一是陕甘红区如何处理,二是政权改造,三是打日本……看来,无论是否准备好,抗战都已迫在眉睫。是福是祸,谁也不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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