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twobears(阿忆胯骑双牛)
整理人: sayrainly(2002-04-08 14:21:51),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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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卫视12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尚未播出——
PART 4 明耻教战
（阿忆草稿）
1926年《大公报》续刊之初，每月要亏损4000元，但从1928年元旦起，《大公报》日销量超过1万3千份，从此月有盈余，于是胡政之一方面实践了年终送股的约定，一方面开始添置新设备。1931年，《大公报》买进德国高速轮转印刷机，报纸日销量高达5万份，每月广告收入超过了1万元。
【主持人刘海若：1931年5月22号，是《大公报》社长吴鼎昌48岁生日，这一天也正好是《大公报》发行第1万期。为了庆祝这个双喜临门的日子，陆海空副总司令张学良、监察院长于右任，还有梅兰芳和程艳秋一大批名流发来文章，恭贺盛事。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3个月之后，《大公报》竟甘尽苦来，第一次感到真切的家恨国仇，
5月22号，发行量比平日猛增数倍，印刷机从子夜十分一直叫到第2天正午，整整叫了一个昼夜。人们在当天的《大公报》上看到：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发表《收获与耕耘》，称赞《大公报》改组以来，声光蔚起，不到5年时间，一跃成为中国的第一流报纸；还看到北大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发表《后生可畏》，称誉《大公报》超越上海《申报》，从天津地方报纸发展成全国性舆论机关，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胡博士勉励《大公报》说：“爱护大公报的人，应该很诚恳的祝贺他努力更进一步两步以至百千步，期望他打破‘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记录，要在世界的最好报纸之中占一个荣誉的地位。”
就在这种喜悦之中，《大公报》却从北方飘来的风中，嗅出硝烟的味道。7月1号，《大公报》针对东3省对外关系发表社论，认为日本“举止有异于前”。9月10号，《大公报》又对“中村事件”发表社论，他们指责日本内阁，事件尚未查明，竟不等中国的调查结论，“盛传用兵之声”。《大公报》提醒国民政府和国人注意，东北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9月18号下午，记者汪松年从北宁铁路局获悉：“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汪松年习惯性地没有回旅馆，而是守候在铁路局。19号凌晨1点，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真的开火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汪松年立即打电话给张季鸾总编，口述新闻。此时，《大公报》要闻版早已截稿，但张季鸾果断抽掉一小段，补进了这条惊人的最新消息。日军进攻沈阳后，立即切断一切交通线，使其他所有国内报纸都没能获得任何消息，这使汪松年的口述新闻成了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
张季鸾发出前线记者的报告，立即打电话给北京，要胡政之去协和医院，采访正在那里疗养的张学良。9月20号，《大公报》全文刊登《本报记者谒张谈话》，张学良承认对日军侵略意图认识不清，为避免刺激日军，不给其扩大战争增加籍口，始终命令东北军官兵不得抵抗日军挑衅，军械收缴后尽存于兵库。将士没有武器，自然无法抵抗，眼睁睁看着东北侵略战突然爆发。胡政之成为事变后第一位采访张学良的新闻记者。
第3天，胡政之和张季鸾召集全体编辑开会，张季鸾宣布把“明耻教战”确定为日后的编辑方针。所谓“明耻”，是委派青年编辑王芸生撰写1871年以来的中日外交史，把日本逐步侵华的历史原原本本整理出来，介绍给国人。所谓“教战”，是要汪松年开办《大公报·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
9月24号，《大公报》发表社论，对蒋中正“暂不抵抗，诉诸国联”的方针提出异议。社评说：“年费一两万万，养兵百余万，一旦祸作，数日而失两省……由中国自身论，则断不能专以倚赖国联与不战公约，为挽救国难惟一办法……凡日军所到，即我国所失，是最后只有双手奉送全国。”吴胡张感到，《大公报》社继续留在日租界里，迟早要出事，于是着手寻找新址。找来找去，他们在法租界电灯房后面发现纺织厂的一个旧厂房，正在打扫修葺之中。11月8号夜晚，天津事变爆发。第2天的报纸已经付印，但四面八方均被铁丝网封锁，报差进不来，报纸送不出去。胡政之和张季鸾急忙跑到吴鼎昌家，通宵研究对策，3人一致认为，外患急迫时，正是国人急需了解新闻的时候，决不可以停止出报。然而，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大公报》自复刊以来，不得不停版数天，全力以赴组织搬家。
整整4个昼夜，全体同人不睡不休息，全力向法租界搬移家当。
好在胡政之和张季鸾都是留日学生，日语说得顶刮刮，他们给日本领事馆打电话，请发通行证，很快获得通过。而社会各界，对《大公报》奋力搬迁，给予了极大的协同。搬迁第1天，电话局为了他们接通了电话。第2天，供电局为他们接通了电灯。1931年11月16号，《大公报》从日租界终于搬回了29年前英敛之创设这家报纸的法租界。29年过去，一切物是人非，历史仿佛画了一个圆圈，又回来了原来的位置。
【主持人刘海若：王芸生接到“明耻”重任时只有28岁，他用了1星期时间，为新专栏算了一笔帐。如果每天登载一段中日关系的文字，要两年时间才能登完。为了不辱神圣使命，王芸生奔走京津，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各个图书馆之间。白天在浩如烟海的杂乱史料中搜寻，精选细择，深晚便伏案写作，经常通宵不眠。经过3个月紧张工作，王芸生终于初步整理出了头绪。
1932年1月11号，《大公报》隆重推出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从此连载长达两年半，从无1日中断。每篇文章之前，均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后来，《大公报》出版部把这些文章辑录成书，名字仍叫《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共七卷。无论是蒋中正，还是毛泽东，全拿它爱不释手。王芸生也一举成名，成为张季鸾的传人。
除了“明耻”，张季鸾还听取胡适的建议，创立《星期论文》栏目，邀请名流大师每星期奉上一篇言论。胡适想的是，减轻张季鸾每天写1篇社论的重担，每星期让主笔休息1天。而张季鸾的想法是拓宽言路，让自由知识分子加盟，进行文人议政。从此，梁漱溟、傅斯年、黄炎培、费孝通、竺可桢、郭沫若、茅盾、于右任、陈立夫、孙科、梁实秋、章乃器、老舍、沈从文、陈岱孙都成了《星期论文》的热心作者，《大公报》因此名噪一时。
刚开始时，胡适就是这个专栏的主持人，许多稿都是《大公报》直接与他联系。在许多问题上，《大公报》的立场，就是胡适的立场。《大公报》对外交事务特别重视，它的基本看法是，外交应该让人民知道。而胡适说：“《大公报》社评有一段说：‘现在事态更紧，此后应随时公开，告知全国。’这一段话，我完全赞同……我以为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该即日公开宣布。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种种事态大都是以前两三年来种种外交经过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求政府把这些造成现在局势的各次交涉经过和交涉结果全数正式宣布出来，使一般人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挽救弥补的方法。”
傅斯年为《大公报》写作颇多，比在他自己创办的《新潮》和《独立评论》上还多。这位英敛之的忘年小朋友爱憎分明，疾恶如仇，1934年冬天，他在《星期论文》上发表《政府与提倡道德》，说民国以来，每届政府都要提倡道德，结果不仅毫无成效，反而是徒增许多伪善。中国最缺乏的是国民训练，不是道德说教，是政治家以身作则，而不是政治口号。政府如果对提倡道德真有兴趣，就应该在立法上引进公民契约论，在执法上培养服从公义的良知。傅斯年最后大声问道，在“国难之急，民困之极”的今天，“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令人咋舌，不相干的事比比皆是，如此政治榜样，怎能锻炼人民！
1935年，华北危急，中日民族一触即发，但《大公报》只是在“明耻教战”，言辞渐渐变得和缓。3年前一二八淞沪大会战，《大公报》要闻版头条几乎全部是会战专电。《大公报》一方面从精神道义上支持国民革命军浴血奋战，一方面电汇巨额捐款电汇第19军军长蔡廷楷和第5军军长张治中，要他们抚恤阵亡将士家属。吴鼎昌去南京采访蒋中正和汪精卫，而后去上海，恰缝中日停战签字，吴鼎昌不满《松沪协定》，便猛烈抨击蒋中正的“攘外必先安内”。他说：“民生状况已朝不保夕，若再有内战促起崩溃，必回演历史上之惨剧。”回天津，吴鼎昌又去南开大学讲演，以废止内战运动领袖的形象频频闪现。谁知《淞沪协定》墨迹未干，日军又南下山海关。革命军发动“长城抗战”，《大公报》欢欣鼓舞。紧接着华北数省失守，《大公报》愤怒斥蒋。1933年12月3号，就第19军军长宋哲元辞去冀察绥靖主席之职，《大公报》发表社评，提醒宋军长不要分裂祖国。宋哲元下令处分《大公报》，停止邮递。不过，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宋哲元处分《大公报》的消息一经传开，代表义愤填膺。而此时，蒋中正要第5次围剿红军，决定亲自担任行政院长，组织“人才内阁”，其中实业部长的位置正对着吴鼎昌。12月12号，吴鼎昌为了昭示《大公报》的“不党”原则，辞去社长职务。同是这一天，宋哲元解除了对《大公报》的停邮处分。
这以后，《大公报》重大事变，胡政之和张季鸾都向吴鼎昌通报，得到的回答永远是“知道了”，从无明确指令。但无论如何，吴鼎昌的入仕，多少影响到了《大公报》对政府的态度。1934年夏天，蒋中正在庐山遍请各方名流讲课，秘密为抗日谋划，王芸生负责庐山采访，蒋中正便让这位年轻人给自己讲了两个小时的清末“三国干涉还辽”，了解利用西方在华利益去制约日本。这对《大公报》人的民族激情，不会不产生一丝微妙的变化，使他们转而用冷静和忍耐去对待华北危机。
【主持人刘海若：《大公报》对推倒重建的国民政府寄托了很大希望，早在1928年9月1号，张季鸾借续刊两周年发表感想，他说今后将以人民的立场，拥护并赞助政府建设国家。而蒋中正也对报界采取宽容政策，欢迎提出“善意之批评”。但国难当头的时候，国民政府不得不颁布新闻检查法令，而《大公报》的态度是，不反对，但是有条件。意思是，检查必须依法行事，不可任凭检查官为所欲为，也不可以过于严厉。
1933年9月1号，国民政府发布训令，要各地军政机关切实保护新闻工作者，理由是“人民有言论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能限制”。1934年9月1号，被新闻界公定为“记者节”，但从10月1号起，报纸在印刷前必须送当地新闻检查所审查。听到这条法律，《大公报》的反应第一是理解，认为是国难当头，为了避免提前激怒日军，必须有非常政策，第二是实际作法太差，必须改进，第三是希望国民党与报界互谅，共同商讨“合理化的统制”。让《大公报》震惊的是，11月13号下午，报业一代宗师史量才，被军统特务暗杀。
《大公报》没有就此闭嘴国是，而是更加谨慎地“明耻教战”。张季鸾派范长江深入绥远前线，连续写下《塞上行》，警示国人，日军觊觎青宁甘新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1937年2月18号，张季鸾发表长篇社论《论言论自由》，就新闻检查体制的改善，对国民政府和各个省政府指出应该注意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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