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twobears(阿忆胯骑双牛)
整理人: sayrainly(2002-04-08 14:21:22),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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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卫视12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尚未播出——
PART 3 风云际会
（阿忆草稿）
1926年9月1号，《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国人称之为“四不主义”。总之一句话，《大公报》言论独立，不依靠任何政党，不依靠任何财阀，文人论政，不受约束。而这，几乎就是《大公报》决胜于千里的全部秘诀。
【主持人刘海若：《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曾总结民国以来的报业教训，说大多数报纸办不好，主要是资本不足，于是就滥拉政治关系，拿政党津贴，政局一变动，报纸也就垮掉了。而《大公报》的经理胡政之说得更好，他说国人办报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鼓动，没有把报纸本身当成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达到，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另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做生意经上的打算。只有我们接办《大公报》，才能为中国报业开辟一条新路。
1926年春天，张作霖父子和张宗昌挥师北京，把临时执政段祺瑞永远赶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张宗昌前是枪毙了《京报》社长邵飘萍，接着又逮捕了《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8月5号，《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发表《官僚运气》，抨击东北和山东军人结党营私，讽刺潘复拍张宗昌马屁，官运亨通，文章把潘复和张宗昌的关系比作睾丸和肾脏。潘复去张宗昌那里哭诉，张宗昌便命令北京宪兵司令逮捕林白水。次日凌晨，林白水以“通敌有证罪”草率枪毙。邵飘萍是张季鸾的生死之交，林白水是胡政之的莫逆同事，而所有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恰恰发生在《大公报》副刊前夕，这对《大公报》同仁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9月1号，就在张季鸾发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复刊宣言的同时，北伐军分兵3路，逼近武汉。北方厮杀落定尘埃，南北又兵戎相见，烈焰四起。不过，《大公报》并无考虑谁胜谁负，为自己找个稳固靠山，它只是用要闻版头条不停地评论和报道。
复刊第2天，吴鼎昌亲自发文，为《大公报》定下基调，认为胜败如何均无用处，最好是立即停火，对南北战事一并反对。第3天，张季鸾发表评论，呼吁南北“化除陈见，推诚协商”。在他看来，国民党无力统一中国，北洋旧部要消灭国民党，“亦为梦想”。
冬天的时候，吴鼎昌注意到，南北学生大批投效国民革命军的势头不仅未减，而且与日俱增。这不仅加强了国民党力量，而且体现出国民革命的全国性，是“有道伐无道”。《大公报》反对一切战乱的态度发生了一丝转变，开始理解国民革命何以得到全国响应，所向披靡。胡政之评论说，“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之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许多思想较新的人”之所以“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实亦因“北方确有点不能相容”。他承认国民党是新形象，有能力“统率民众支配民众”，甚至说革命军“采用俄国式组织之后，全部民党，恍若节制之师。政治上之主张俨成宗教上之信仰，此为国民党胜人之处”。
不过，《大公报》仍没忘记对有道者的具体做法进行犀利的批评，反对蒋中正推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于是，吴鼎昌批评国民党赤化，引来了外国干涉。张季鸾写社论，严厉抨击国民党赤化，学来了“一党专制”。1926年11月22号，《大公报》发表社论，指责北伐军赤化，煽动武汉工潮，破坏生产，而且蛮不讲理。
【主持人刘海若：但总之，《大公报》还是对南北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留有期待。12月7号，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大公报》曾发表他的宣言。张作霖宣布只知救国，“绝无南北新旧之见”，这与蒋中正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的宣言如出一辙。蒋中正也曾特意告诉北洋旧军人，只要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即引以为同志，“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就在这种风云际会、五味杂陈的烟云中，《大公报》人亦步亦趋地履行着誓言。
胡政之每天清晨赶到报社，第一件事是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情况和广告势头，而后上二楼看报。胡政之看报，一是大量翻阅各种报刊，二是比较这些报刊的优劣，三是找出《大公报》与优秀报刊的差距，同时胡政之还会找出可供参考的采访线索，及时指令驻外记者。
【采访刘诚，讲述“6个灯泡”的故事……
如果是《大公报》员工对胡政之是敬重中带有几份畏惧，那对和蔼可亲的张季鸾便是敬畏中带有几份亲热。张季鸾总是下午才到报社，给那里带来轻松欢快的气氛。他首先是看当日的经济行情，然后才浏览兄弟报刊。他不像胡经理那样认真仔细，只是看标题，以便快速发现重大事态和线索。
张季鸾每晚到编辑部当班，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当时报馆有一会客室，几乎为他独用。他有很高的交际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同友人与来访者交谈中，捕捉到重大的新闻线索和社评话题。
吴鼎昌是监业银行的总经理，夜里才能赶到报社，与胡政之和张季鸾议论时局，研究社论。因此，每当繁星四起，《大公报》社才进入最繁忙的时刻。
直到深夜11点，喧嚣终于获得沉寂，张季鸾才开始动笔撰写社论。张季鸾的社论，《大公报》人都认为神奇：一是快，他习惯提笔疾书，让工友站在一旁等候，写好200字前拿去排字，续稿写完，前稿已经排版完毕，而后，他自校自改，一气贯通；二是观念新，对时局的判断细腻而有理；三是可长可短，根据版面大小决定行文长短，长，长得旁征博引，短，短得单刀直入，简洁快活。
《大公报》续刊之初，日销量不足2000，但经过8个月努力，日销量猛增3倍，随后超过万份。换句说，新记《大公报》仅用两年时间，便从天津再度崛起，走向华北，成为北方舆论的第一大重镇。
1927年初，胡政之南游武汉和上海，终于引起《大公报》对南方革命的观点变化，转而痛斥北方旧军阀，称誉蒋中正。3月12号，孙中山逝世两周年，胡政之专门发表社论，赞誉孙中山。此时的天津，仍为杀人如麻的张宗昌控制，而报社又在日租界，所以胡政之夸赞孙中山的这篇社论再次被作为《大公报》“敢言”的标志。随后，蒋中正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大公报》赞同他们清理共产党，但却坚决他们反对滥杀共产党人和无辜工农。11月，《大公报》发表社论，历数汪精卫反复无常。12月，40岁的蒋中正宣布，与毛氏夫人离婚，与姚陈两位情人分手，自此与宋美龄结为夫妻。张季鸾听了，凭添怒火，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可以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蒋中正本人，这都是一篇读之难忘的著名文章。
【主持人刘海若：1928年元旦，《大公报》第一次明确表达政治理想，认为悲观没有道理，复古没有出路，学习苏联只会败坏国家，正确的路应该是效仿欧美宪政，建立自由资本主义。这为《大公报》日后的言论立下了一个标准，凡符合自由资本主义就赞同，凡违背就反对。对国民政府，它一边拥护一边猛烈抨击它一党专权。在国共斗争中，它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而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它又表现出高昂而坚定的抗日立场。
1928年6月4号，革命军逼进京津，张作霖率东北军北撤，途中被日军暗杀，北伐宣告成功。1星期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赞扬蒋中正为掌国家政权而辞去军委主席兼革命军总司令等等军职。第2天，革命军进驻天津，《大公报》再发社论，不同程度地称赞蒋中正、阎锡山、白崇禧、傅作义。此时，传来蒋中正即将北上的消息。为了采访这一重大事件，张季鸾亲自去北京，去找老朋友冯玉祥。7月1号凌晨，冯玉祥南下郑州，迎接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北上专列，张季鸾同行，乘坐专列一同回京。专列上，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和秘书陈布雷，都是张季鸾的老朋友，因此一路交谈甚欢。让张季鸾大为意外的是，7个月还被自己痛骂的蒋中正，似乎根本不记前嫌，反而视自己为良言诤友，让张季鸾大为感激。于是3天后，张季鸾发表社论《欢迎与期望》，蒋中正从“不学无术”之徒变为“革命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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