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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百年大公报·风云际会(三)
发信人: twobears(阿忆胯骑双牛)
整理人: sayrainly(2002-04-08 14:21:22), 站内信件
香港凤凰卫视12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尚未播出—— 

PART  3                    风云际会 
                         (阿忆草稿) 

   1926年9月1号,《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宣布“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国人称之为“四不主义”。总之一句话,《大公报》言论独立,不依靠任何政党,不依靠任何财阀,文人论政,不受约束。而这,几乎就是《大公报》决胜于千里的全部秘诀。 

 【主持人刘海若:《大公报》社长吴鼎昌曾总结民国以来的报业教训,说大多数报纸办不好,主要是资本不足,于是就滥拉政治关系,拿政党津贴,政局一变动,报纸也就垮掉了。而《大公报》的经理胡政之说得更好,他说国人办报的方法通常有两种:一种是政治报纸,为一党一派作宣传鼓动,没有把报纸本身当成一种事业,等到宣传目达到,报纸也就跟着衰竭了;另一种是商业报纸,不问政治,只做生意经上的打算。只有我们接办《大公报》,才能为中国报业开辟一条新路。 

   1926年春天,张作霖父子和张宗昌挥师北京,把临时执政段祺瑞永远赶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张宗昌前是枪毙了《京报》社长邵飘萍,接着又逮捕了《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8月5号,《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发表《官僚运气》,抨击东北和山东军人结党营私,讽刺潘复拍张宗昌马屁,官运亨通,文章把潘复和张宗昌的关系比作睾丸和肾脏。潘复去张宗昌那里哭诉,张宗昌便命令北京宪兵司令逮捕林白水。次日凌晨,林白水以“通敌有证罪”草率枪毙。邵飘萍是张季鸾的生死之交,林白水是胡政之的莫逆同事,而所有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恰恰发生在《大公报》副刊前夕,这对《大公报》同仁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9月1号,就在张季鸾发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复刊宣言的同时,北伐军分兵3路,逼近武汉。北方厮杀落定尘埃,南北又兵戎相见,烈焰四起。不过,《大公报》并无考虑谁胜谁负,为自己找个稳固靠山,它只是用要闻版头条不停地评论和报道。 
   复刊第2天,吴鼎昌亲自发文,为《大公报》定下基调,认为胜败如何均无用处,最好是立即停火,对南北战事一并反对。第3天,张季鸾发表评论,呼吁南北“化除陈见,推诚协商”。在他看来,国民党无力统一中国,北洋旧部要消灭国民党,“亦为梦想”。 
   冬天的时候,吴鼎昌注意到,南北学生大批投效国民革命军的势头不仅未减,而且与日俱增。这不仅加强了国民党力量,而且体现出国民革命的全国性,是“有道伐无道”。《大公报》反对一切战乱的态度发生了一丝转变,开始理解国民革命何以得到全国响应,所向披靡。胡政之评论说,“实由人心厌旧,怨毒已深,对于新兴之势力,怀抱一种不可明言之企望”,“许多思想较新的人”之所以“集中于党军旗帜之下”,实亦因“北方确有点不能相容”。他承认国民党是新形象,有能力“统率民众支配民众”,甚至说革命军“采用俄国式组织之后,全部民党,恍若节制之师。政治上之主张俨成宗教上之信仰,此为国民党胜人之处”。 
   不过,《大公报》仍没忘记对有道者的具体做法进行犀利的批评,反对蒋中正推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于是,吴鼎昌批评国民党赤化,引来了外国干涉。张季鸾写社论,严厉抨击国民党赤化,学来了“一党专制”。1926年11月22号,《大公报》发表社论,指责北伐军赤化,煽动武汉工潮,破坏生产,而且蛮不讲理。 

 【主持人刘海若:但总之,《大公报》还是对南北以谈判方式结束战争留有期待。12月7号,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大公报》曾发表他的宣言。张作霖宣布只知救国,“绝无南北新旧之见”,这与蒋中正就任北伐军总司令时的宣言如出一辙。蒋中正也曾特意告诉北洋旧军人,只要向义输诚,实行三民主义,即引以为同志,“决无南北畛域之见,更无新旧恩仇之分”。就在这种风云际会、五味杂陈的烟云中,《大公报》人亦步亦趋地履行着誓言。 

    胡政之每天清晨赶到报社,第一件事是巡视经理部,了解发行情况和广告势头,而后上二楼看报。胡政之看报,一是大量翻阅各种报刊,二是比较这些报刊的优劣,三是找出《大公报》与优秀报刊的差距,同时胡政之还会找出可供参考的采访线索,及时指令驻外记者。 
  【采访刘诚,讲述“6个灯泡”的故事…… 
   如果是《大公报》员工对胡政之是敬重中带有几份畏惧,那对和蔼可亲的张季鸾便是敬畏中带有几份亲热。张季鸾总是下午才到报社,给那里带来轻松欢快的气氛。他首先是看当日的经济行情,然后才浏览兄弟报刊。他不像胡经理那样认真仔细,只是看标题,以便快速发现重大事态和线索。 
   张季鸾每晚到编辑部当班,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当时报馆有一会客室,几乎为他独用。他有很高的交际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同友人与来访者交谈中,捕捉到重大的新闻线索和社评话题。 
   吴鼎昌是监业银行的总经理,夜里才能赶到报社,与胡政之和张季鸾议论时局,研究社论。因此,每当繁星四起,《大公报》社才进入最繁忙的时刻。 
直到深夜11点,喧嚣终于获得沉寂,张季鸾才开始动笔撰写社论。张季鸾的社论,《大公报》人都认为神奇:一是快,他习惯提笔疾书,让工友站在一旁等候,写好200字前拿去排字,续稿写完,前稿已经排版完毕,而后,他自校自改,一气贯通;二是观念新,对时局的判断细腻而有理;三是可长可短,根据版面大小决定行文长短,长,长得旁征博引,短,短得单刀直入,简洁快活。 
  《大公报》续刊之初,日销量不足2000,但经过8个月努力,日销量猛增3倍,随后超过万份。换句说,新记《大公报》仅用两年时间,便从天津再度崛起,走向华北,成为北方舆论的第一大重镇。 

   1927年初,胡政之南游武汉和上海,终于引起《大公报》对南方革命的观点变化,转而痛斥北方旧军阀,称誉蒋中正。3月12号,孙中山逝世两周年,胡政之专门发表社论,赞誉孙中山。此时的天津,仍为杀人如麻的张宗昌控制,而报社又在日租界,所以胡政之夸赞孙中山的这篇社论再次被作为《大公报》“敢言”的标志。随后,蒋中正在上海“清党”,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大公报》赞同他们清理共产党,但却坚决他们反对滥杀共产党人和无辜工农。11月,《大公报》发表社论,历数汪精卫反复无常。12月,40岁的蒋中正宣布,与毛氏夫人离婚,与姚陈两位情人分手,自此与宋美龄结为夫妻。张季鸾听了,凭添怒火,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可以说,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蒋中正本人,这都是一篇读之难忘的著名文章。 

 【主持人刘海若:1928年元旦,《大公报》第一次明确表达政治理想,认为悲观没有道理,复古没有出路,学习苏联只会败坏国家,正确的路应该是效仿欧美宪政,建立自由资本主义。这为《大公报》日后的言论立下了一个标准,凡符合自由资本主义就赞同,凡违背就反对。对国民政府,它一边拥护一边猛烈抨击它一党专权。在国共斗争中,它站在国民党一边,反对共产党。而在中日民族矛盾面前,它又表现出高昂而坚定的抗日立场。 

   1928年6月4号,革命军逼进京津,张作霖率东北军北撤,途中被日军暗杀,北伐宣告成功。1星期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赞扬蒋中正为掌国家政权而辞去军委主席兼革命军总司令等等军职。第2天,革命军进驻天津,《大公报》再发社论,不同程度地称赞蒋中正、阎锡山、白崇禧、傅作义。此时,传来蒋中正即将北上的消息。为了采访这一重大事件,张季鸾亲自去北京,去找老朋友冯玉祥。7月1号凌晨,冯玉祥南下郑州,迎接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北上专列,张季鸾同行,乘坐专列一同回京。专列上,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和秘书陈布雷,都是张季鸾的老朋友,因此一路交谈甚欢。让张季鸾大为意外的是,7个月还被自己痛骂的蒋中正,似乎根本不记前嫌,反而视自己为良言诤友,让张季鸾大为感激。于是3天后,张季鸾发表社论《欢迎与期望》,蒋中正从“不学无术”之徒变为“革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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