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twobears(阿忆胯骑双牛)
整理人: sayrainly(2002-04-08 14:20:2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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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凤凰卫视12集专题片《百年大公报》，尚未播出——
PART 2 迷途激流
（阿忆草稿）
1916年6月7号，袁世凯去世后第2天，黎元洪在北京东厂胡同自己家中举行总统就职仪式，出席者仅有段祺瑞和内阁成员。除了东厂胡同两端的出口停放着十多辆汽车马车，除了黎宅门前悬挂着两面五色旗，一切如旧，看不出任何履新气象。
【主持人刘海若：黎元洪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但实权却掌握在段祺瑞总理手中，于是黎段之间，斗得是死去活来。1916年秋天，在徐树铮将军支持下，大股东王郅隆收购《大公报》全部股权，出任董事长。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绝对亲信，鼓励王郅隆独断《大公报》，自然是要让《大公报》助段祺瑞一臂之力，充当国务院的喉舌。于是，《大公报》走入短暂的迷途。
王郅隆早年是天津粮店的小伙计，因为舞弊而被辞退，不得不自立门户，除了作粮食生意，还倒卖木材。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王郅隆认为，军人是最有实力的社会阶层，于是他结交军人，办起银行和纱厂，成了著名的暴发户。王郅隆完全斩断英敛之的线索，直接控制《大公报》时，徐树铮建议他聘请内务部参事胡政之充当经理，兼主笔。
胡政之是四川人，留日学生，曾在东京高等商业专门学校学习，结识同学吴鼎昌。回国后，胡政之曾任江苏高等法院第2分庭刑庭庭长，结识另一位留日学生张季鸾。整整10年后，正是这3位留日学生联手买断《大公报》，使这份百年报纸达到声名的颠峰。不过此时，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尚未走到一起，而是在各自的政治旅途中奔忙，唯有胡政之率先进入刚刚投靠段祺瑞的《大公报》。
实际上，胡政之本来就在段祺瑞的势力范围内生活，但此时的胡政之已看透官海，已决心脱离官场，用文字报国，为此《大公报》经理胡政之踌躇满志，发誓要把英敛之离开5年中失去的光辉夺回来，于是一系列改革由胡政之肇始！
英敛之14年前创办的《大公报》，说起来是报，样子上里里外外却是一本书，其中每个版面都是整版直排。为了让它真正像报，胡政之把每个版面都分成上下两栏，栏与栏之间留出一条空白，每栏自己各加边框，如果对折，仍可以装订成书。两个月后，胡政之不依不舍，版式再次革新，把每版垂直两栏改为4栏，栏栏之间不留空白。1917年初，胡政之把4栏增改为6栏，《大公报》终于从书的样子，变成了一张十足的报纸。
这个时候，《大公报》作为段祺瑞系统的机关报，在与黎元洪的政治斗争中也颇为风光了一阵。奇妙的是，此时的张季鸾却在黎元洪一方，特点是秉笔直言。过去评级袁世凯，他曾入狱3个月。袁世凯死后，张季鸾创办《中华新报》，又去披露段祺瑞与日本订立满蒙五路大借款合同，因此再陷囹圄，经营救才得获释。然而，尽管身处对立面，但胡政之与张季鸾相通的是都以真实为坚，胡政之下令停止伪造新闻，每逢重大事件，《大公报》必派记者进行专访，再以快邮寄稿，使新闻内容大为改观。随后，《大公报》恰逢张勋复辟，胡政之言论纪事，精确明敏，使报纸销量扶摇直上，创作了《大公报》在王郅隆时代的鼎盛时期。
1917年夏天，黎元洪与段祺瑞的斗争几近白热化，不得不请张勋进京调解，哪知张勋率督军团大兵压近，先是逼黎元洪解散国会，而后扶废帝溥仪复辟。黎元洪以共和为重，宣布由冯国璋代理总统，重新确认段祺瑞是总理。当时，京津火气正旺，人心惶惶，直到《大公报》报道黎元洪已把总统印绶、请冯国璋行使总统职权的电文、对段祺瑞的任命书一同送到天津，交给隐居在马厂的段祺瑞，人们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主持人刘海若：段祺瑞自然是杀回北京，赶走了张勋，而黎元洪心灰意懒，去意坚决，总统果真交给冯国璋代理。1918年，为了选出称心如意的新总统，徐树铮又在为段祺瑞跑前忙后，他和内务总长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为的是征集会员，组建国会。于是大家就把这个既无纲领又无组织的小圈子称为“安福系”，《大公报》也就被说成是安福系的机关报。
历史恢复了平静，民国总统换成了徐世昌，但掌握实权的还是段祺瑞。而段祺瑞高兴的并不止于此，他听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的捷报，中国是战胜国。当初，引发段黎之争的恰是中国是否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而段祺瑞力排众议，对德宣战，终于获得圆满。于是，全中国的目力都移向了青岛，那是战败国德国的租界，大战中被日本夺去，而此时此刻，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战胜国，青岛是否能交还中国，答案又全在巴黎和会。
1919年初，巴黎和会人声鼎沸，政要无数，记者云集。然而，在这命衔一线的讨价还价过程中，中国记者只有一位，那就是《大公报》主笔胡政之。在巴黎和会的3个月中，胡政之聆听到中国代表顾维均的慷慨陈词，也目睹了西方列强的秘密外交，更是听到来自祖国的读书人和工人们的呼声，最终他所看到的是，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第一次昂着头，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使青岛没能归属日本。
1920年夏天，胡政之回国，发表《本报改造之旨趣》，准备大干一场，但中国再次陷入动荡。在直皖战争中，段祺瑞和所谓“安福系”被打得大败，《大公报》董事长王郅隆被列为“安福十凶”，遭通缉后逃亡日本。《大公报》声名扫地，胡政之功亏一篑，只得辞去经理职务。王郅隆逃走后，《大公报》结束与安福系短暂的关系，重又恢复“不党之宗旨，发为至公之言论”。但报纸所有权仍在王郅隆父子手里，而王郅隆鞭长莫及，无力经营，致使《大公报》一蹶不振，销量再次锐减，直跌到每天只印10份。
1923年，王郅隆在东京大地震中意外死亡。1925年11月27号，《大公报》宣告停刊。
1926年，段祺瑞因为三一八惨案迅速垮台，退出历史舞台，而胡政之和张季鸾恰好在天津重逢。张季鸾感叹道：“十多年来，同业友人，或死或散，或改业为官吏，独政之与吾钟情于报纸而不渝！”他们住的地方，又恰好离《大公报》社不远，每天都看着报社大门紧闭，物是人非，对这张有着24年历史的著名报纸感慨万千，痛惜倍至。终于有一天，无意谈到为什么不复刊《大公报》，让它继续活下去，两人一拍即合。
胡政之和张季鸾谈着谈，谈到了筹办经费，想到另一位留日学生吴鼎昌。此时的吴鼎昌已是金融界的大人物，是四行储蓄会主任兼盐业银行总经理。安福系倒台后，吴鼎昌要立志办3件大事：一是办储蓄会；二是办现代化大饭店；三是办一张像样儿的报纸。于是，三位昔日的留日学生一致决定，把《大公报》买下去，连招牌到房产和设备全部盘过来，续上先前的香火。
【主持人刘海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3个人决定：第一，《大公报》不以营利为目的，启动资金由吴鼎昌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捐；第二，吴鼎昌是社长，胡政之是经理，张季鸾是总编，全权负责文字；第三，3人均专心办报，3年内都不可以在任何有工资的机构担任职务。第四，为保证胡张专心，吴鼎昌提议，不要报社收入，以保证胡张高薪，另外，胡张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社送股；第五、3人共组委员会，研究时事，意见不同时，少数服从多数。用胡政之的话说，这简直是我们的宪法，一直被我们供奉着。
胡政之几乎没有费什么口舌，就从王郅隆的儿子那里，买下了《大公报》所有商标、房产、工厂和设备，组建起天津总部和编辑部，另在北京和上海建了两个办事处。
《大公报》的3个隶书标识，仍出自报社刻字工人崔永超之手。自英敛之时代，崔永超就在《大公报》刻字，此后又把一辈子交给了《大公报》，每天都在印刷厂雕刻着大号题目和字模盘上没有的汉字。像崔永超一样，新《大公报》的工厂工人，全部是原班人马。
1926年9月1号，《大公报》以全新姿态重新登抬，报头如旧，但报头下特地标明：“本馆创始自前清光绪二十八年即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
〖《百年大公报》主题歌《水流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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