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Foxbat()
整理人: shopping(2000-01-29 02:50:53),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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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居住在农村的为数
极多的农民；另一个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
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中国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
和乡村，这种分野仍旧是当今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这种状
况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因为，在
革命中，受到疯狂攻击的是被视为历史的桎梏的权势集团中
的人士——知识分子和官员，他们同属上层阶级。文化大革
命为这种矛盾的激化提供了一个温室，农民对少数特权阶层
的仇恨已经积聚了几个世纪之久，农民意识中那种固有的平
均主义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孔孟之道间的
对立，使得人们对农民那种报复行为不难理解。同时，普通
农民得到解放成为公民以后，并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对地位
的竞争。过去帝制时代不过只有百万左右有功名的士绅，现
在则有上亿名群众组成的深谙政治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百
万有才干的年轻人急于出人头地，要上好的学校，找好的职
业，并谋取一官半职。不错，红卫兵是城市青年而非农民，
但可以肯定，他们是在人怂恿下、在带有农民劣根性的舆论
气氛中才胡作非为的，而这场运动中所暴露出的落后的农民
意识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这是对毛能够拯救中国人民的
一种民间迷信的崇拜。它代表了毛不断进行精神革命的思想，
以便解放普通老百姓，改变他们的人生目的，来反对资产阶
级的自私自利、官僚主义和特权等自古以来的弊端，特别是
给予党内年青一代遭受压抑的积极分子以出头的机会。这是
社会革命的起因。
绝大多数汉学家主要寻求文化大革命的现实社会根源，并且
主要集中在官僚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明确指出，在文化大革
命中，站在对立面的绝不仅仅限于几个激进的极端分子，因
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清楚表明，工人、学生及农民对党
的干部怀有深深的不满情绪，他们反对的也不仅仅是“一小
撮”被官方称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如果没有这种群
众对官僚机构的傲慢和特权的普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解释
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人会响应毛造反的号召。自古以来，中
国的官僚政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前现代化的世界历史中，
官僚政治在中国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复杂的发展；在近代，传
统的儒家官僚机构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而解体，取代它的是
各式各样的新的官僚机构。如果说，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
基本上清除了官僚机构的腐败与无能，那么它并没有消除官
僚主义。50年代，新的共产党官僚机构迅速发展，无论就其
“理性”特征还是就其办事效率来说，它都是典型的现代官
僚政治。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国家。中国的无产
阶级比俄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少，在政治上也不成熟。此外，
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背负着沉重的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包
袱。随着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领导者不仅掌握着政治权
力，还控制着国家经济。在这些既定的条件下，庞大的官僚
机构便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成为统治力量。政治经济权力日益
集中在官僚手中，逐渐脱离群众。地方上的党委书记和各集
体单位的行政人员一经设立，就越来越忙于公文报表，不大
关心普通的劳动者，变得更像一个上层阶级，成为一批类似
过去士绅的地方新贵。追求名利和拉关系的人重新出现了，
他们通过“后门”谋取特权，想方设法使子女进入较好的学
校和增加自己的私有财产。工分制也被内部的人弄糟了，奖
金或额外津贴只发给某些人而不发给别人，农村偷偷地采用
计件工作制度。正象工厂里的无产阶级要求享受特权那样，
农民要求有更多的自留地，要求有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农
村的革命精神正在烟消云散。新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权
力结构是个精选人组成的组织，非常讲究地位和保密安全，
从上到下控制得很紧。一旦各级人员配备齐全，居上层地位
的人就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越来越缺少革命精神，而下层
人员则感到动辄得咎，毫无用武之地。在帝制时代的官阶有
二十八品，现今人民共和国的城市地区工资级别有二十四级，
农村地区有二十六级。最高工资约为最低工资的九倍。由于
这些工资级别带有不同的特殊待遇，它们就构成了成就和威
望的阶梯。当这种制度在1956年形成时，就出现了差别明显
的社会等级。共产党通过许多方式试图遏止这种趋势，如增
加干部的体力劳动、将他们下放到农村地区、行政分权和动
员群众、以及后来的废除军衔制等等。但它的直接结果就是
1958到1961年的经济混乱和经济危机。而且，革命战争时期
的平等主义已经退却，根深蒂固的权力主义与官僚主义倾向
难以遏止。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党证明自己是抵抗群
众运动的源泉。到1966年，毛准备以揭开社会分裂作为攻击
党的官僚的手段，但这样，他就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曾经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因为毛的号召所引发的，
而不是以听从他的广大公众的动机为基础，红卫兵不是自发
产生的，是毛为了自己的目的动员起来的。这种观点将文化
大革命视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群众团体
和社会集团的作用是非本质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学者们越来
越多的非议，认为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他们认为：毛在这
个问题上负有责任是不可否认的。首先，他点燃了那场燎原
大火的星星之火。文化大革命时毛已不再相信党了，于是，
他号召“小鬼”去冲击党。毛放纵红卫兵，并向他们保证，
“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的要旨。红卫兵在造反中寻找满
足是有他们自己的原因的。他们是失去的一代，突然找到了
存在的意义。他们曾经上过中学，但是那种在学校里被唤起
的希望却得不到满足。他们得不到大学里的位置，也找不到
城里的工作。一直受拘束的一代人正在达到无拘无束的顶点。
看来毛忘记了“学生政治”与管理一个七亿人国家的政治之
间的差异。此外，毛的声望使得他一旦认可了造反，它就使
每个心怀不满的人的参与具有合法性，而且使这一运动迅速
扩展起来。问题在于，虽然没有毛的煽动文化大革命就不会
发生，但是，并不能说毛是唯一的原因。他是必要的原因但
不是充要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没有干柴，一个火花就不会
变成熊熊的火焰。实际上，在1966年67月的“五十天”期间，
在毛没有公开他的姿态之前，群众动员就开始失控了。如果
毛没有否定中央委员会的代理领导，没有认可红卫兵，党有
可能在当年夏季将形势控制住。但是，群众反对代理领导这
一机会的反应如此强烈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虽然毛用了
一年的时间试图动员群众，但直到党中央派出工作组之前，
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且，当局势日益严重到不可开交，
暴力横行时，毛几次设法收揽缰绳，但是很少成功。文化大
革命变成了一个他不曾预见的东西，就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得如此广泛、暴烈。
从政治结构进行研究的学者们得到了如下的结构论：有理由
认为，“修正主义”体制虽然有效地使经济复苏起来，但引
起了普遍而敏感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根源就是杰出
人物统治论。党在它设定的界限内强调保持党的纯洁性，使
它变得傲慢并脱离了群众，导致了在动员背景下的两极分化。
其证据成为对精英人物进行大批判的前奏，这导致了自解放
以来轻而易举的大规模的清洗。以后的事实使这种情况给人
们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对当权者的攻击还必须要估计到遭
到失败、幸存者会进行报复的可能性。其次，是“革命群众”
自己发起对刘的修正主义的批判——毛自己在公开场合对刘
还保持沉默，虽然有可能推断说毛并不支持刘，但发起批判
的正是红卫兵自己。虽然这些批判不乏夸大其词，而且通常
是错误的乃至骗人的，但它不是没有基础的。60年代的经验
及时地提出了一个警告：在政治僵化和杰出人物统治论的背
景下的现代化，会导致一种极度紧张的社会情绪，在适当的
条件下这种紧张就会爆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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