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Foxbat()
整理人: shopping(2000-01-29 02:51:03),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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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只有苏联一种模式可以遵循。虽然中国人在一些重要方面对
苏联模式加以变通，但基本上照搬了苏联在制度变革和战略
方面的模式：计划高度集中、行政管理、生产资料社会化、
通过榨取农业和轻工业发展重工业等等。关于一五计划的结
果，多数专家都承认，“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判断，50年代的
工业化都是杰出的经济成就，但是像历史上所有的经济进步
一样，它是建立在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剥削的基础
上，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
在经济方面，最关键的问题是落后的农业不能保证工业的原
料需求，不能使迅猛增长的人口获得温饱，令人吃惊的是，
中国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50年代，中国的水稻产量约为
印度同期的两倍，而且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在其工业化开始
时的大米产量稍高一些，正是在这种相对有利的环境下，使
中国人能够在一五时期抽出少量盈余，以负担重工业发展的
费用。问题在于，中国人的参照系并不是日本或印度，他们
试图仿效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然而，中苏两国在这方面的
具体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别。早在1913年，俄国的粮食总产量
已达8200万吨，人均粮食产量为580公斤。而中国在一五计划
前夕即1952年的人均产量仅达220公斤，甚至在粮食与人口
比例相对有利的1957年，中国的粮食和植物油的人均产量仅
有苏联1928年生产水平的一半。1932年，苏联农业在遭受斯
大林集体化计划的打击之后，其粮食产量比它在一战前减少
25%，即使这样，在伤痕累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
人均粮食产量仍然很高。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条件。到50年代
末期，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和决策者越来越决心在农业上下工夫，
他们面前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他们可以开始一个大规模的
农业现代化计划，把资源投向直接促进农业发展的工业上，
这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采用的策略。另一条路是通过大力
利用传统方法，尤其是加强水利建设，以增加农业产量。由于
中国的决策者们不愿意将重工业、运输、国防和其他优先发展
的非农业部门的投资拨充农业，而且，毛本人相信，中国的
工业化和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在机械化之前实行农业
的社会主义过渡来解决。农业生产率可以依靠社会主义组织
形式和政治控制，动员大量农业劳动力来解决。最终，毛占了
上风。1957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毛的“十二年农业
发展纲要”的冒进计划。
就大跃进的经济意义而言，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充分
发动闲散劳动力代替资本，以弥补工业和农业方面的资金不足。
中国经济的特点是严重缺少资本和耕地，而劳动力则相对充裕。
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跃进体现了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全面尝试，
企图在群众运动基础上把原来缺乏的一种资源因素（资本）丰富
起来。在1957-1958年间，估计有1亿农民参加了水利建设。农业
劳动力的投入是为了通过深耕细作和密植来提高农业产量。总的
来说，“大跃进战略的主要观念毫无疑问地具有相当可观的经济
效力”，因为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大办小型企业、技术上可行的
土洋并举等等，对于人口稠密的不发达国家来说是行之有效的。
所以说大跃进的失败不能说成是大跃进观念本身的失败，而应当
归之于不切实际的愿望和技术不足。大跃进没有具体的计划，它
更多地是一种社会幻想的产物，而不是一种类似五年计划那样的
经济规划。在1958年1月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时，第二个五年计划
草案被放弃了，新制定的纲要是以毛对中国社会的理想为基础的。
这一理想表现出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的深刻
认识，而这些矛盾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迅速的发展。但当时
毛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提出一个总的指导方针，他的头脑里还
不可能在整个发展战略上有一个具体、确定、全面的考虑。此外，
大跃进也反映了中国许多领导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他们迫不
及待地想要缩小中国与西方以及苏联等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
另一个明显的祸源就是那种浪漫主义的想法，以为把人民巧妙地
组织起来，便能增加生产力，认为精神因素比经济因素对生产更有
效力。对于那些曾经克服过看来无法克服的阻力而取得革命胜利
的中国领导人来说，用长征精神猛攻经济问题以取得空前的奇迹
这种想法是不难理解的。但这样做就使得大跃进的一整套措施在
实施过程中忽视一些必要的条件。而5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环境
也导致一种蔑视知识的气氛。无论在农村或在城市，反右派运动
有力地提高了这样一批人的地位，他们相信只要广泛地动员人民
群众就能够完成被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视为不能完成的各项任务。
大跃进还打乱了中国经济的管理体系，这主要表现在宏观经济管理
方面。因为，大跃进方法的核心与合理的计划基本上是相矛盾的。
过度的动员导致了经济、社会、政治组织的严重破坏。正是计划、
组织与管理的毁坏导致了农业的大危机，这一危机而后又波及到
其他经济部门。大跃进反映了毛的理想，反映了毛对历史遗留下
来的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看法。毛从大跃进中
看到了竭尽一切努力发掘中国人民的能力和智慧的大好机会。他
认为通过跃进就能打破贫穷落后的恶性循环，使中国独立自主地
发展经济。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想象力所左右。他们曾为再造中
国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长征中将他们引向胜利的人，也定能引导
他们建立一个社会纯洁、经济强大、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新国家。
费正清坦率地表明：如果不承认毛把农民从文盲、疾病、营养不
良以及散漫不团结之类的缺陷中解放出来的决心，那是很不公正
的。大跃进以积极的乌托邦追求为开端，却以普遍的幻灭和灾难
而告终。麦克法夸尔指出：大跃进有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
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那里的人民应该认识
到他们不必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地处于自然的枷锁之下。毛坚持
不懈地宣传这一思想，将中国人民激励起来。尽管肯定有许多农民
从动辄发火的基层干部那儿接受指标时，经验使他们持有怀疑的
态度，但无疑也有很多人由于想到他们可以通过一次巨大的努力
摆脱贫困的束缚而欢欣鼓舞。然而大跃进的过火做法及其最终崩溃，
可能使不那么富于韧性的人一蹶不振，对经济发展失去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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