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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renxingyu(2001-05-04 08:17:5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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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华论坛】
论抗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积极性
·王充宇·
作为一个中国人，面对像抗战这样的题材，总有难以下笔的感觉。单是作个别战役
的叙述并不难，难是难在如何脱离中国人的观点看待这一牵涉数亿人民的历史事件。中
国人在抗战中受的苦难太深，很难完全不带情绪地观照分析。所以选择一个类似的角度
作本文的切入点，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中国人喜用二分法思考问题，非善即恶，
非敌即友，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贼不两立”，都是此一意识型态的明证。
在中国的史书中满是这一类的思考模式。然而我们如要认真的解读厉史，便不能保持以
上的观点。动辄将人打作汉奸或“反革命”并不能对我们理解历史的企图有任何助益。
所以在本文的一开头，笔者不得不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一点。抗战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太重
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记住这个民族的创痛之余，也该对它有个较为客观的观点。
中国的全面抗战自１９３７年起至１９４５年止持续了八年之久，人员的伤亡和物
力的损失为中国历史从所未有。在世界史上，也从未有一个各方面都还停留在农业时代
的国家对一个已完全现代化的新型工商业国家开战达八年而最终能以战胜国姿态生存下
来的。这场发生在五十年前的战争，除了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外，究
竟让中国人学到了什么？难道这只是又一个痴人愚汉引发的历史偶然？在本世纪开始
后，中国的一连串动乱战祸难道都不具有历史上的积极意义？这样的答案在二十世纪行
将结束的今日看来显然不但过时而且不合逻辑。抗战作为中国在二十世纪苦难最主要的
一部分，必然也有它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
中国自公元前２２１年第一次统一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之下，北起长城南迄今日
越南北部的辽阔国土都由中央政府指派地方官，政府军可藉四通八达的“驰道”于极短
时间内赶赴地方上平乱。此后像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一直是所谓“正统”，完全分裂的
局面在秦后从未超过四百年（魏晋南北朝时期），然则这样一个已具二十世纪现代国家
态势的超大型官僚组织，是绝不该在通讯、科技等条件都尚未成熟前的两千年前就出现
的。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言，这是一个过度早熟的官僚体系。它外表看来富丽堂皇，实则
样样名不符实。在现代技术出现前，人口统计有问题，土地丈量不可能确实，以此为基
础的税收则更是只能先在事前先定好数再责成地方官收齐凑数，从官员到小民没有人在
数目字上认真。如此则具商业性格的民法无法发展。缺乏法律的支持，则大规模的现代
商业亦无从展开。为维持庞大的政府开销，又必需有无数自耕农以确保税源（此所以中
国古代一向重农抑商），凡此种种都阻止了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如此说来倒像是
中国的官僚体系本身阻止了中国的进步，那何以这一体系竟能在中国存留达数千年之
久？这一问题的答案近来在史学界中已逐渐明朗了起来。中国文化发源自黄河流域，然
而黄河自古多水患，这条河又是世界著名的长河，在出现统一局面之前的春秋及战国时
代，治水动辄牵涉三、四国，今天的中国内政问题在当时已是国际问题。各国为打击他
国，有时更“以邻为豁”，用水患作为武器。可以想见，单水患一项，便已支持一个统
一而有力的政府出现。此外更有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以后来秦汉的强大，尚不能
对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保持军事上的优势，我们更能理解为何在分裂的诸国之后，总会有
个统一的驱动力发挥作用了。事实上，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集权政府，正是先民们求生
存不得不然的手段。后来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不过是为维护大一统政
权的合理存在提供一个意识型态基础罢了。
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型态都支持的情况下，中国的超大型官僚体系存活了两千年，
然而正是这一官僚体系本身阻止了中国的现代化。读者看到这里必然要问，这与我们要
谈的抗战有何相干？
中国自隋唐以来的外向性格在明代中叶以后便逐渐转为内向。大明帝国的航海事业
并未在郑和七次下西洋之后有进一步的发展，相反的，中国开始封锁自己的海岸线，禁
止自己的人民出海，长达数百年的锁国政策于焉开始。而此时正是西欧脱离黑暗时期，
迈向现代化的开始。１５１５年的宗教改革撼动了教廷的千年根基，挣脱了宗教的桎梏，
科学和人本思想在这一大解放后一日千里。资本主义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发轫，影响及
于荷兰（日德兰王国），最终在英伦三岛开花结果，直接促进了产业革命的诞生。随着
产业革命而来的，则是由刚萌芽的民族主义演变而来的帝国主义。为了替国内产业开发
市场，也为寻求战略物资，西方列强的触角开始伸向东方。
在错过了可能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数百年后，中国再一次见到的西方人已不再是凡
事赞叹好奇的马可·波罗了。这一次，他们带着枪和炮，自鸣钟和蒸气船，把当年天朝
上民的后代惊得目瞪口呆。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中国对这一切的反应是迟缓的。
保护官僚系统的本能造成中国对这群具浓厚商业性格的新型国家产生疑忌，也造成阻碍
变革的强大惯性。但在同时遭受西方冲击的另一个东方国家──日本，则事态有了很不
一样的发展。日本由于地理上多山，地区间隔离性大，又无中国的天灾外患，因此始终
不曾出现如中国般的大型集权官僚体系。在锁国政策被西方人的火炮攻破后，日本很快
地开始调整自己的社会组织。不到一个世纪，它已成为亚洲第一个具有新型社会组织的
民族国家。然而如同其它的西欧国家一样，它也走上了帝国主义的老路。在日俄和甲午
战争后，日本在亚洲的超强地位便已确立。也是在这个时候，它发觉这个一向为它所钦
仰的强邻──中国，其实根本就不算一个“国家”。中国堂皇的中央政府其实从不能有
效的掌握治下的人民。它广大的国土上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彼此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说
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文字，彼此间也没有归属感。以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眼光看，所
谓的“中国”，无非是一群散漫无组织人民的集合名词或根本就是个地理名词。在日本
人眼中，“支那人”同美洲印第安人毫无分别。
中国的大一统政府在清王朝覆灭后告终，从此进入各方军事势力割踞的分裂时期。
然而日本人却警觉到中国正在分裂中改组自己的社会，此外，那个千年来不曾间断的统
一内驱力又已开始作用。这一次，中国将会统一在一个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型政府下，
一旦这个过程完成，中国将继日本之后正式跨入二十世纪，那时日本将失去目前的一切
优势。于是它急切地开始了对中国的吞并行动。满州国的成立是它跨入中国的第一步。
满州是清王朝的老巢，满人多为通古斯族后裔，有自己的文字，与汉民族有民族仇恨，
加以地处关外，向来不是中原文化的主流，具备独立的最佳条件。在这之前，日本虽已
攫得台湾为殖民地，但其势力的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则以此为开端。以后它又开始在关
内发展势力，拉拢军阀，阻挠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行动等，不一而足。
在北伐及中原大战结束后，中国似乎进入了统一状态，实则华北的宋哲元（冯玉祥
旧部）仍不大受中央节制，桂系军阀李宗仁，及四川、云南方面也仍对蒋介石十分疑忌。
自东北入关的张学良部甚至软禁蒋介石；共党方面则在内地负隅顽抗，蒋的军队从未澈
底消灭过这支武力。总之在中国对日本全面开战前，分裂的状态其实并未结束。除了蒋
的中央军三十个师，中国没有一支标准化的部队。除后勤补给完全无法在内部交换外，
连部队的指挥也充满浓厚的人身色彩。非同一军系的将领几乎不可能指挥该部队。民间
方面，则除少数大城市外，一般与明清以来的状况相差不大，想对刚成型的政府和军队
提供第二线的支援几乎完全不可能。原本这样的情况可望在数年之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改
善，但日本方面显然不愿给中国这样的机会。在蒋完成最后的统合工作之前，日本便迫
不急待地把中国逼到了忍受极限的边缘。至此中国虽无充分准备，也已不能不战了。
蒋介石在开战前已知无法在正规作战上取得全面性胜利，所以他的战略是同日军打
持久战，用中国的广大幅员拖垮日本。蒋纬国后来也曾著文称日军当时的战略是以南北
为轴线，而蒋介石则计划将轴线拉成东西向，把日军往内地拉。这一作战方略于今看来
也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抛开民族情绪不谈，这场持续八年之久的战争实际上是两种
不同社会组织间的淘汰过程。以中国当时的条件，若非仗着广土众民，根本没有竞争的
余地，所以打消耗战是唯一可行之途。日军在深入中国内地后，对蒋败而不降的办法十
分恼火。中国一天不投降，日本便一天不能撤军。百万大军在中国泥足深陷，找不到对
手作战略决战，又必需负担给养和伤亡的成本，因此时间拖得越长对日本越不利。日本
方面于是开始对蒋劝降，不成后又尝试暗杀，都未得手。日军以为开战后可以逼中国谈
判，从而像在东北和华北一般，逐步获得对中国的控制。没料到中国一开打就再也不愿
谈，存心要以全国为赌注，一次和日本打到底。这是大出日本意料之外的。
如本文一开始所提，我们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很难不在心中
块垒起伏。八年间，七百万军人，两千万平民直接死于战祸，其他间接受波及者无以数
计。中国在这场战事中人力物力的损失为空前未有。然而如前所述，我们不禁要问，中
国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究竟所为何来？这样一桩惨烈的事件，难道竟只是历史的偶然？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在本世纪以来的灾厄，其实就是旧型的农业社会向新型的带商
业性格的社会过渡的一个过程。此一过程牵涉政治、经济、意识型态等各方面组织及结
构性的转变，以英法等国，尚不可避免内战、弑君等过程，中国则不论土地面积、人口
或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等都远远过之，是以所需时间也特长，过程中的牺牲也特别惨重。
我们今天在此谈抗战在历史上的积极性，就是要指出，日本对中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
其实恰好在中国跨世纪的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催化的作用。中国在抗战之前一直是
地方意识多过国家意识。严格说来，中国在这之前根本可以说没有属于自己的民族和国
家意识。一直到日本人打进自己家来了，中国人才出现了较清析的国家意识。中国若非
有许多地理和文化上的不得已，原本该是如欧洲般的小国分治局面。一旦成为大国，反
而在社会改组时丧失了灵活性。此所以中国现代化的革命过程如此痛苦而旷日废时。原
本中国在北伐后出现的统一局面已是转变的开端，但看看战前国内的状况便知，若无日
本的入侵，这一变革的过程可能还要延宕颇长的一段时日。实际上，中国在日本的压迫
下，提前完成了社会上层结构的改革，使中国出现了一个在体质上近于现代的新式政府，
同时解决了国内的民族问题，造成在这一广大版图上从所未有的团结，为将来的中国树
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点；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则是几被消灭殆尽的共党势力得以保存，
日后共党即藉由土地改革，强力重组农村的方式完成了中国下层社会结构的转变。凡此
种种，都非当时任何个人所能看清。中国版图之大，超过全欧总和，因之其现代化的过
程也分外持久，必待时过境迁，热情消退，才能看清此中长期的规律性。
中国的革命在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并未结束。共党很快取代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大
陆的统治政权。时至今日，中国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已有了法制性的连系，整个国家由于
政府的开放及重商政策，已开始以现代化的方式运作，中国的革命过程在走了不少崎岖
陆后，总算是接近尾声了。
回首五十年前的这场战争，我们不能原谅当时以残暴对待中国的日本人。但在忿忿
之余，我们也不能不对中国长期革命过程的波澜壮阔感到惊叹。整个中华民族为求生存
而展现出的坚忍和勇毅的精神，是会让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的我们在今天都会为之动容
的。
□ １９９５年７月于美国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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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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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拉斯图拉黎明时起身，面对着太阳说： *
* 啊！你，伟大的星球啊！假如你没有被你照耀的万物， *
* 你的幸福何在呢？我们取得了你的多余的光明，因此我们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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