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来了，对圣明君主的歌颂也来了。一时间，我们似乎找到了一剂
万灵药：腐败也罢，低效也罢，明君一到，药到病除。
然而，就煽起民众对君主制充满浪漫色彩的幻想而言，明君比暴君更坏。
君主制就象毒品，它也能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但却是以长期的痛苦和整体的腐
朽为代价的，而这短暂的快乐，就是明君；而正是明君，使社会染上了对君主制
的毒瘾。
对戒毒者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那绵长的苦痛，而恰恰是这短暂的快乐。因
为正是短暂的快乐，使他们误以为，痛苦的根源在于“没有吸毒”，而非毒品本
身；正是这短暂的快乐，使他们忘记了，除了吸毒，还有着更健康更光明的生活
方式。
正是明君的存在为君主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根据，也就同时为暴君的上
台扫清了道路；正是明君的存在使得人民在跪拜中自我麻醉，从而失去了最为珍
贵的自尊与警惕。那开明统治的记忆如此深刻，以致于即使暴政挟腐败席卷而来
，人民也会更加乐观地忍耐与等待，以把希望寄托给未来，寄托给那百年一遇、
千年一遇的仁君圣才。
从这一点上说，明君比暴君还“坏”。
——因为麻醉比苦痛更可怕，苦痛本可以促人猛醒，进而加以应变调节,而麻醉所
带来的愚昧，却使人身处苦痛而浑然不觉,待到一觉醒来,已是大难临头,无法 挽
回.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
己。”国际歌这直白而质朴的道理，在明君的光芒与恩泽中悄然隐去。同时隐去
的还有民众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救民于水火，当然应“肉食者谋之”，重担
落在王侯将相肩上，“权利意识”让位于“权力崇拜”，在民众那里，剩下的除
了沉默，只有祈祷。
德国法学家耶林说得好：“主张自己的权利，是公民对社会的义务。”惟有那
些真正珍视和善待自己权利的人，才能撑起未来中国的脊梁。然而前不久，当上
海市政府开始定期发布环境质量公报时，很多市民写信打电话给市府，对此“义
举”表示赞扬，纷纷说：“真想不到，政府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
好一个“想不到”！仅此一句“想不到”，就把这个本应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
拉回到了几百年前，因为此时的市民与彼时的小民一样，“想不到”自己的权利
，将本分当作了恩惠，不同的恐怕就只差撩衣跪倒，叩头谢恩，山呼万岁了。而
在市府发布环境质量公报之前，那些市民的声音又到哪里去了？！
在对《雍正王朝》举国一致的一片叫好声中，我们看到，在行将跨入21世纪的
今天，对明君的毒瘾还远未戒去；我们看到，在五四运动业已过去80周年的今天
，启蒙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我们不该忘记，雍正的新政救不了大清帝国，他或可
做到振作于一时，却不能保证清明于一世。昏君或暴君总是作为明君的搭配品相
伴而来，而且往往是“买一送十”。君不见，那中兴与盛世都不过是封建王朝漫
漫长夜中的几道闪光罢了。
正如西方学者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
。21世纪的中国，繁荣富强的基石只能是切实有效的法治和民主，而不是什么新
权威主义的鬼话。那横征暴敛的马科斯，铁血无情的皮诺切克，倒行逆施的全斗
焕，腐化堕落的苏哈托，不都是明明白白的前车之鉴吗？
民主政体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政体，但却同样肯定是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政体
。诚然，在民主政体中，个人权利也有可能被滥用，但和在专制政体中政府权力
被滥用相比，其危害性却要小得多。
《雍正王朝》终于谢幕了，雍正可以休矣，明君可以休矣。只有人民，
才是真正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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