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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例写历史粗好细好?(转载)
发信人: shopping()
整理人: daiqisi(2001-04-03 04:02:33), 站内信件
自《南方周末转载》
为例写历史粗好细好? 
   □朱正
     写历史,写得粗好,还是写得细好?这恐怕不
   好一概而论。在著作者,用粗线条概括地记下史实
   的梗概,是必要而容易的事情,如果像工笔画似地
   写得很细,就得先在大量错综复杂的、甚至互相抵
   触的史料中理出个头绪来,就繁难了。在读者,一
   本写得粗的简史之类,很快可以读完,对于应试大
   约有益吧。如果希望对历史有更具体的了解,就得 读写得细的。
     两种写法的异同得失,不妨举一个例。
     在1956年的有几个月里,上海出版的《文
   汇报》变成了北京出版的《教师报》。这件事在中
   国通史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不过是小事一桩,
   甚至还算不上小事一桩。可是在《文汇报》的报史
   上是一件大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报刊史上也是件
   不大不小的事。我们姑且把这看作一个历史事件,
   看看它是为什么和怎样发生的吧。关于此事,最权
   威的发言人当然是该报总编辑徐铸成。徐对此先后
   有过几次不完全相同的说法。
     1957年5月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
   议上是这样说的:
     文汇报在去年10月以前,是受到歧视的,内
   部的“墙”也是筑得很高很牢的。解放之初,我在
   北京是了解中央对过去的一些报纸是重视的,是希
   望我们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有些具体领导新闻
   工作的同志,却对我们这些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
   态度,他们认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义国
   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他们对我们这些报
   纸一向采取改造和逐步消灭的办法,特别在彭柏山
   当宣传部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文汇报》和《新民
   报》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
   的高压下,《文汇报》几乎寿终正寝,幸亏中央发
   觉得早,才使《文汇报》又复刊了。听说消灭《文
   汇报》改出《教师报》的方案,就是彭柏山提出的 。
       (1957年5月19日《文汇报》)
     问题出在“具体领导新闻工作的同志”,落实
   到人,特别是宣传部长彭柏山。
     在1989年最初发表的《“阳谋”亲历记》
   (此文在1989年《新华文摘》第2期上的标题
   是《“阳谋”————1957》)中的说法却有
   些不同了。徐在这里的说法是:
     《文汇报》所以停刊,原因有二:一、当时上
   海的第一书记(有名的“一言堂”)认为上海报纸
   太多,不便于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根据之
   一:刚调来的一位党员副总编辑曾对人说:“我到
   《文汇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
   二、教育部正拟摹仿苏联,创刊《教师报》,乃派
   人和我们商定,吸收我们全部人员。
       (《徐铸成回忆录》,385页)
     两说不同,前说归咎于彭柏山,后说归咎于柯
   庆施。对此,我曾经发表过这样一种看法:“这两
   个看似不同的说法其实是可以调和的。柯庆施提出
   了消灭《文汇报》的任务,担任宣传部长的彭柏山
   就提出一个实现这任务的方案。上海是多了这张报
   ,教育部正要人办张报。这样移花接木似乎是一个
   两全的主意。只是到了具体实施这方案的时候,彭
   柏山早已被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被打倒,不能再
   过问此事了。当年徐铸成只能以被打倒了的彭柏山
   为靶子,直到柯庆施死了并且被否定了之后,才能
   将责任归到他名下,这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可悲的处 境。”
     我这样说对不对呢?根据的是徐铸成本人的说
   法,总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吧。读了不久前出版的《
   徐铸成回忆录》,我才发现此说与事实颇有出入。
   柯庆施在这件事情上究竟有无责任都是一个问题。
   这原因就是,我所引以为据的这两篇文章,只是粗
   线条的概说,而这本回忆录,特别是回忆录中所引
   当时的日记,却写得细,从这些细细写出的材料中
   ,人们可以具体了解到此事的来龙去脉。
     据《徐铸成回忆录》,柯庆施是1955年出
   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的。可是在
   这以前,《文汇报》的日子早就渐渐不好过了。下
   面就摘抄一点《回忆录》中的材料:
     (1949年,)在长沙解放之日,我们已在
   无线电中收到确讯,而翌日刊出,即被指为抢新闻
   ,是资产阶级办报作风,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也
   。再如《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
   心永按所刊问题,作分题以醒眉目,亦被指为离经
   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能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
   自由处理!总之,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
   学习,不问宣传效果,此为当时必经之“改革”。 (190页)
     老报人的老经验刚进入新时代就碰了一个钉子
   。1949年9月,徐应邀赴京出席政协会议。《
   回忆录》中录入了他会议期间的日记。9月29日
   记了这样一段:
     今天与(储)安平兄谈话,他说《观察》即将
   复刊,领导上大力支持,但恐群众思想难捉摸,如
   何办好,毫无把握。他又说,近月曾至东北旅行,
   写了旅行记25万字,材料甚新,特别注重人事制
   度及工作效率。胡乔木看了极赞赏,力促早日付梓
   。他又说,他出发前及回来后,都与领导同志商谈
   ,反复请教云云。甚矣,做事之难。《文汇报》之
   被歧视,殆即由予之不善应付欤?余如遇事诺诺唯
   唯听命,《文汇报》亦不会有今日。以本性难移,
   要我俯首就范,盲目听从指挥,宁死亦不甘也。( 203页)
     由此可见,解放之初储安平还是采取一种相当
   合作的态度,徐对他的这种态度颇不以为然。几年
   之后,就他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
   的表现来看,他也是相当合作的了。不过就他不愿
   “俯首就范”、“盲目a听从指挥”的“本性”来说
   ,划为右派并不是偶然的。
     不只是他,另一些老报人也有这样的苦闷。同
   年10月8日的日记中说:
     与(赵)超构同至南长街铭德兄处便宴。铭德
   、季惺深感能力无从发挥,他们对北京《新民》尤
   感不满。(208页)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新闻
   总署在北京召开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徐应邀出席。
   《回忆录》中他是这样写的:
     会议的主题,是围绕“联系实际”,“联系群
   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3个问题,作为
   办好人民报纸的基本方针,反复讨论。从此提出报
   纸要反对刊载社会新闻,不得发表抒发个人感情及
   黄色、迷信的报道和作品;反对“资产阶级办报思
   想”,报纸宣传要为党的当前政策服务;新闻“宁
   可慢些”,但要“真实”。总之,一大套苏联模式
   的清规戒律确定下来了。(212————213 页)
     即使从回忆录的语气中,也可以看出徐对这次
   “会议精神”的抵触。按照这种“精神”,他无法
   办报。别人按照这种“精神”来看他的报纸,当然
   也很不顺眼。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出现了第一次
   改组《文汇报》的意图。《回忆录》对此作了如下 的记述:
     有一天,(胡)乔木和我单独谈话,说团中央
   准备创刊一报纸,介绍我去联系。过天,我到了团
   中央,廖承志先生和荣高棠先生和我谈话,表示愿
   与《文汇报》合作。我希望能保留“文汇”名称,
   报名或称《青年文汇报》,商谈未作结论。(21 3页)
     团中央的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是1年之后的
   1951年4月27日创刊的,并没有借助《文汇
   报》的任何合作。事实上,《中国青年报》的创刊
   本来也无须《文汇报》的合作。乔木(如果不是由
   他的上级授意的话)之所以热心为它们“撮合”,
   与其说是为了创刊《中国青年报》,还不如说是为
   了消灭这张有个性的、越来越刺眼的《文汇报》。
   可是徐铸成不愿意,他甚至连“文汇”这两个字都
   舍不得放弃,这次商谈当然没有结果。
     商谈没有成功,但是把《文汇报》变成另外一
   张报纸的想法并未放弃。到了1953年,命令下
   来了。《回忆录》写道:
     报纸奉命转向以中小学教师及高中学生为主要
   对象,由教育局长戴白韬及青年团市委之孙轶青、
   陈向明诸同志参加编委会。学习苏联为主要任务。
   外勤科调整为教育(高等学校)、中小教育、一般
   新闻等几个小组,号召学习“凯洛夫教育法”。我
   义应带头,亦刻苦钻研。(228页)
     既然商谈不易谈出结果来,就不再商谈了,径
   以一纸命令行之。报名不改,性质可是改了。可以
   看出,这是向改名为《教师报》、迁往北京出版而
   跨出的第一步。
     1954年9月,徐铸成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人到了北京,正好趁
   便同教育部商谈报纸的事了。会议期间的日记对此 有所记载:
     9月16日:休息时晤及林砺儒(时为教育部
   副部长),谈教育部与《文汇报》合作事,尚未作
   最后决定。(237页)
     10月1日:今天,(钱)俊瑞兄又告我,已
   通知教育部当家副部长董纯才同志,和我谈合作出
   报事。(249页)
     10月3日:今晚有机会晤见教育部董纯才、
   林砺儒、韦悫三位副部长,谈报馆迁京的事,约定
   明天下午到教育部再谈。(251页)
     10月4日:至教育部,副部长柳 出面会谈
   ,谈与《文汇报》合作问题。据谈,主要问题在基
   建。此次为初步交换意见。(251页)
     谈出了结果即付诸实施。《回忆录》说:
     1956年开春,即忙于报馆之结束及职工迁
   京工作。……3月底,我即赴京筹备《教师报》。
   《文汇报》仍继续出版,直到月底才宣布停刊,立
   即将设备、人员及迁京职工家属,陆续迁至北京。
   ……《教师报》于是年5月1日创刊,每周出版2
   次。(253————254页)
     从以上摘录的改《文汇报》为《教师报》的详
   细过程看,不能说柯庆施、彭柏山负有何种责任。
   甚至不必提出个人责任问题,这其实是以温和的手
   段改造一张旧报纸的措施。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用粗线条写历史,便于
   涂上一层情绪化的、倾向性的色彩。写得细一些,
   才有助于显示出事件的真相。
     现在许多人都说,写历史宜粗不宜细,我这样
   说,岂不是有意唱反调吗?
     不是的。据我理解,说宜粗不宜细,有一个适
   用的范围。在解决过去问题的时候,恐怕也不能不
   粗一点,不宜太细。比如造成冤假错案的直接责任
   人,我看也不必去追究了,说一句“由于众所周知
   的原因”,放他过去吧。至于为了总结历史上的经
   验教训,恐怕还是细一点好。曾经有过一句跟“宜
   粗不宜细”同样有名的名言,叫做“思想批判从严
   ,组织处理从宽”,宽严各有各的用处,并不笼统
   地说“宜宽不宜严”的。“思想批判从严”,跟“
   总结经验宜细”,是一个意思。
     质之高明,不知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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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漫的银河,有千亿个星辰,发散出千亿种光芒
             在这银河的一角,有个独一无二的野心,发散着独一无二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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