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来了,对圣明君主的歌颂也来了。一时间,我们似乎找到了一剂 万灵药:腐败也罢,低效也罢,明君一到,药到病除。 然而,就煽起民众对君主制充满浪漫色彩的幻想而言,明君比暴君更坏。 君主制就象毒品,它也能给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但却是以长期的痛苦和整体的腐 朽为代价的,而这短暂的快乐,就是明君;而正是明君,使社会染上了对君主制 的毒瘾。 对戒毒者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那绵长的苦痛,而恰恰是这短暂的快乐。因 为正是短暂的快乐,使他们误以为,痛苦的根源在于“没有吸毒”,而非毒品本 身;正是这短暂的快乐,使他们忘记了,除了吸毒,还有着更健康更光明的生活 方式。 正是明君的存在为君主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根据,也就同时为暴君的上 台扫清了道路;正是明君的存在使得人民在跪拜中自我麻醉,从而失去了最为珍 贵的自尊与警惕。那开明统治的记忆如此深刻,以致于即使暴政挟腐败席卷而来 ,人民也会更加乐观地忍耐与等待,以把希望寄托给未来,寄托给那百年一遇、 千年一遇的仁君圣才。 从这一点上说,明君比暴君还“坏”。 ——因为麻醉比苦痛更可怕,苦痛本可以促人猛醒,进而加以应变调节,而麻醉所 带来的愚昧,却使人身处苦痛而浑然不觉,待到一觉醒来,已是大难临头,无法 挽 回.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 己。”国际歌这直白而质朴的道理,在明君的光芒与恩泽中悄然隐去。同时隐去 的还有民众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救民于水火,当然应“肉食者谋之”,重担 落在王侯将相肩上,“权利意识”让位于“权力崇拜”,在民众那里,剩下的除 了沉默,只有祈祷。 德国法学家耶林说得好:“主张自己的权利,是公民对社会的义务。”惟有那 些真正珍视和善待自己权利的人,才能撑起未来中国的脊梁。然而前不久,当上 海市政府开始定期发布环境质量公报时,很多市民写信打电话给市府,对此“义 举”表示赞扬,纷纷说:“真想不到,政府给我们做了这么一件大好事。” 好一个“想不到”!仅此一句“想不到”,就把这个本应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 拉回到了几百年前,因为此时的市民与彼时的小民一样,“想不到”自己的权利 ,将本分当作了恩惠,不同的恐怕就只差撩衣跪倒,叩头谢恩,山呼万岁了。而 在市府发布环境质量公报之前,那些市民的声音又到哪里去了?! 在对《雍正王朝》举国一致的一片叫好声中,我们看到,在行将跨入21世纪的 今天,对明君的毒瘾还远未戒去;我们看到,在五四运动业已过去80周年的今天 ,启蒙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我们不该忘记,雍正的新政救不了大清帝国,他或可 做到振作于一时,却不能保证清明于一世。昏君或暴君总是作为明君的搭配品相 伴而来,而且往往是“买一送十”。君不见,那中兴与盛世都不过是封建王朝漫 漫长夜中的几道闪光罢了。 正如西方学者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 。21世纪的中国,繁荣富强的基石只能是切实有效的法治和民主,而不是什么新 权威主义的鬼话。那横征暴敛的马科斯,铁血无情的皮诺切克,倒行逆施的全斗 焕,腐化堕落的苏哈托,不都是明明白白的前车之鉴吗? 民主政体肯定不是十全十美的政体,但却同样肯定是到目前为止最不坏的政体 。诚然,在民主政体中,个人权利也有可能被滥用,但和在专制政体中政府权力 被滥用相比,其危害性却要小得多。 《雍正王朝》终于谢幕了,雍正可以休矣,明君可以休矣。只有人民, 才是真正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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