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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 ding(2000-01-25 01:36:30),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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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文字转载自 Law 讨论区 】
【 原文由 萧志 所发表 】
１９９８反腐笔记之
公务员：做不成“柳下惠”？
对于官员的腐败，今天如果还有人完全指望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大概没有
人会赞同。因为司法机关持续、严厉的打击并没能让那些公务员们有些许收敛，
反而变得更加有恃无恐。突出的表现是：贪污、受贿的人越来越多；违法犯罪官
员的级别越来越高；犯罪金额愈来愈大。
在１９９８年惩处的官员中，陈希同是级别最高的，他因贪污、玩忽职守被判
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传媒说，对他进行刑事判决，体现了
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
１９９８年被处理的高官还有：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姜殿武、海南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辛业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飞、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
等人。被处理的地市级官员更多，有广东汕尾市副市长马红妹、河南安阳市市长
杨善修、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谢建邦、广西贵港市副市长李乘龙等１０多人。
值得补记一笔的是，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漆火贵因受
贿１８００万元人民币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受贿创下了一个可
耻的纪录。
《南村辍耕录·卷四》有记载：“柳下惠夜宿郭门，有女子来同宿，恐其冻死
，坐之以怀，至晓不为乱。”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被尊为道德高尚的楷模。我们
的一些官员，也是号称“受党教育多年”，其思想觉悟大抵离“柳下惠”不远，
但不知为何却做不成“柳下惠”，只是在总被查总痛哭流涕曰“对不起党的的培
养”云云。
看来，思想觉悟、道德教化并不是十分可靠。要保证官员的廉洁，单单靠这些
，总让人觉得不太踏实。看来，在保证必要的思想教育外，还必须靠严厉无情的
制度和监督制约。关于这一点，媒介在报道大要案时也往往在最后提一句“失去
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但是对于如何建立监
督制约机制以及如何运作，有关部门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在联合国任职达３０年的杨天全撰文说，联合国每年开支多达上百亿美元，但
未闻出过贪污犯，这倒不是说联合国的官员都有“柳下惠”一般的“道行”，而
是制度太严、太细，处罚又太重，叫人没有“乱”的条件和机会。而反观我们某
些地方和部门，腐败分子一出再出，前赴后继。其中不乏根红苗正的新秀，也有
“受教育多年”的老马，但是众多案例表明，这些东西往往靠不住，看起来能靠
得住的，还是铁的制度和无处不在的监督。
在对官员进行教育外，要保证廉洁还需要两点作保证：一是制度，二是监督。
当然，上述两方面更要有较强的操作性，如果只是纸上谈兵，也一样无益。
１９９８反腐笔记之
尴尬的“工程”
１９９８年有两项工程引起大家关注，一是被称为“样板工程”的九江防洪墙
，它在特大洪水面前轰然倒塌；二是北京西客站，这个号称首都新大门的“献礼
工程”到处漏水。
今天已经证明，这两项投资都过亿的重大工程，其质量问题都多少与腐败有关
。前者在洪水前期被汇报为“固若金汤”，可从防洪墙溃口处发现，挡水墙里竟
然没有钢筋。这遭到朱（容左边加金旁）基的痛骂，大意是说九江防洪墙是“豆
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腐败到这样的程度怎么得了，洪水过后要从根查
起。据说，有关部门目前正在追查有关人员。而后者北京西客站工程已经爆出两
起丑闻，一是铁十六局北京西站
原工程指挥长杨文章因挪用公款被判有期徒刑八年，二是西站供热工程发生了贿
赂窝案，福建来京的个体户苏清福向工程有关人员行贿６０万元，国家损失了２
０００多万元。办案人员说，还有其他线索正在深挖中。
关于西站腐败问题，本报在１９９８年８月最初披露后，引起了全国其他媒介
的进一步关注，并引发对于“样板工程”、“献礼工程”的质疑，认为很多“献
礼工程”为了赶工期，往往忽视工程质量或在技术上难以达到应有的质量要求，
从而带来惊人的浪费和可怕的质量隐患。
从１９９８年下半年起，为拉动经济增长，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投资１７００
亿元，今年内有一大批水利、农电、粮库、房屋、铁路、公路等新项目陆续开工
，国家计划安排能否顺利实施，投资基金是否会被挪用，质量能否保证，都是各
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另外，１９９９年是建国５０周年，一些“献礼工程”也正
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鉴于北京西站的工程质量问题，人们也不由对部分工程的质
量持保留态度。
这几年，中国在反对工程腐败的同时，建立健全了招投标制、监理制等。其实
，只要不折不扣地落实这些制度，工程质量是能够保证的，腐败问题也能够避免
。但现实却是：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招投标制、监理制等也成了“有用的形
式”，只是挂在墙上用来应付检查。九江防洪墙、北京西客站所出的问题，都与
制度的虚设有关，一个是转包给私人，一个是采购阀门没有实行招投标，结果都
出了问题。
“样板工程”、“献礼工程”都没有错，有错的是那些拿国家利益不当东西的
小人，他们贪的是蝇头之利，坏的却是一整锅汤。
１９９９年，我们盼望：“样板工程”、“献礼工程”还有一切的工程，别再
有什么闪失！
１９９８反腐笔记之
企业家，如何回报
１９９８年，因为违法犯罪被判刑、被起诉、被侦查的企业家依然很多。较有
“名气”的就有：如湖南涟源钢铁公司原总经理宋焕威案，宋已被判处死缓；云
南玉溪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案，褚已经被起诉；兰州钢铁集团公司原总经理
张斌昌和兰州连城铝厂原厂长魏光前受贿案，司法机关正在对二人进行侦查。
这几年，司法机关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的查办力度是相当大的，所判刑罚也
很严厉。但打击并没有带来应有的震慑力，相反企业家前赴后继的频率不断增加
，而且涉案金额也不断增多。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国有企业的老总不断沦为罪犯呢?红塔集团原董事长
褚时健的自白也许提供给我们一个比较感性的答案。1995年，上级酝酿调整集团
领导班子，考虑让褚退休。他在后来的供述中这样说∶“1995年7月份，罗以军、
乔发科、盛大勇、刘瑞麟和我私分300多万美元那次，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
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
，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
所以我决定私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直观地看，褚时健的违法犯罪的主观原因主要是“心理不平衡”。在其他犯
罪的企业负责人那里，大多也能找出类似的原因。在现行的企业管理制度下，随
着自己的权力退出企业舞台，企业家在位时丰厚的福利、待遇等等也必然荡然无
存。那些为企业带来极大利润的企业家，面对今后的苍凉处境，在退休之前捞一
笔似乎成了正常的思维。
但是，这种“心理不平衡”，正暴露了我国目前有关企业家问题的弊端。复旦
大学著名教授蒋学模前不久撰文《重论社会主义的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分析∶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企业盈亏同企业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关系是很疏远的。企
业的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疏远。这种状况，被经济学界称为所有者缺位或虚
位，这是由公有制的本质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有者缺位或虚
位，是公有制经济中产权代理人损公肥私的制度根源。在这里，受益者和受害者
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产权代理人受贿2万元而使企业受损200万元，这样的现象在
公有制度经济中是屡见不鲜的。2万元落入产权代理人腰包，而受损害的则是国家
或集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对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家回报问题
有深入研究。他认为，在公有制经济中，企业家直接的利益分享与其承担的巨大
责任极不相称。但是，中国企业家往往又能获得全部的企业控制权。也就是说，
国企企业就直接从企业中获得的收益少，但有可能获得灰色收入乃至黑色收入。
对于如何改变中国企业家阶层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社会各界争论颇多。争论的
焦点之一是企业家人力资本问题。许多人认为，现在应当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产
权的天然私有，除了劳动回报，以“干股”(无偿配发的管理者股)的形式将企业
家的投入“资本化”，使其在退出企业时，仍能享用剩余利益。这样，既能让企
业家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又可避免企业家为了今天的利益而牺牲企业以及自己
的明天。对于这个方案，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其他配套环节跟不上
的情况下，光给钱也不行。
当企业家不断陷入违法犯罪、当打击不能震慑日益增多的“越轨”时，我们是
否应该从更深的层次解决问题？１９９８年，有关企业家回报的问题，的确已摆
上决策者的日程。
１９９８反腐笔记之
说你行就能行？
这几年，中国致力于公务员制度改革，出台了选贤任能的种种措施，选拔任用
干部正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但是，从选拔任用干部的情况看，当前用人上
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仍然很严重。
组织部门概括说，这方面的不正之风主要表现在：有的跑官要官；有的行贿受
贿，买官卖官；有的骗官；个别人为了把有竞争力的对手搞下去而自己当官，甚
至与黑社会势力勾结起来“图官害命”。
１９９８年，在司法机关查处的官员受贿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卖官鬻
爵”而东窗事发的。
４月，宿迁市副市长黄登仁被法院判刑。黄以权卖官，袁某送他４万元，他把
袁某弄到县计生委当主任；张某送他１．５万元，他提拔张某当县商业局局长；
耿某送他３．６万元，他把耿某放在了副县长的位子上。
５月，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原市委书记王树斌在接受他人贿赂后，帮一公安分
局副局长提职，王已被开除党籍，检察机关正在对其立案侦查。
６月，温州市中级法院对平阳县县委组织部长董根顺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三年。董根顺在担任县委组织部部长期间，为有关人员在干部
提拔、调整岗位等事项中牟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７月，江西南丰县委书记孙谦因受贿罪和窝藏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孙
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干部提职、人员调动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他人贿赂款物合计达５．５万元。
从司法机关今年查办的案件来看，用人上的腐败日益表现出货币化倾向，“明
码实价”、“多少钱买多大的官”成为此类案件的突出特征。腐败行为追求的目
标为何越来越采取货币的形式？分析认为，这是由于货币不受实物的自然状态规
定和个人生理需要的规定的限制，由此，腐败分子对货币这种一般财富的追求往
往没有止境。
１９９８年，中央有关部门对用人方面的腐败非常关注。５月８日，中组部向
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９９０４１，受理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搞
不正之风的举报。与此同时，中央几个检查组也分别到各地对此进行全面检查。
然而，从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来看，我们不能抱过高的期望值。因为这些案件在
作案手段上的隐蔽性，行贿受贿双方的利益相关性，都使“盖子”极难揭开。
应该肯定，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比较规范的干部考察办法，在正常情况
下，是能够正确反映一名干部的真实表现的。但是，由于部分领导的家长作风，
在用人上搞“一支笔画圈”，组织人事部门被排斥，从而形成干部考察上的盲区
，使那些腐败分子蒙混过关，使腐败现象的产生成为可能。
预防减少用人方面的腐败，必须杜绝“暗箱操作”，我们建立的制度要切实落
实，要监督、检查；选人上要真正走群众路线，让群众的眼睛来检验；党管干部
要体现集体决定，不能搞“一言堂”。其实，这些制度、措施我们都有，关键问
题是：没有落实。
制度必须被落实，否则将形同虚设。
１９９８反腐笔记之
法治，不容司法腐败
１９９８年，在抗洪抢险之外，还有一种更强大的声音：拒绝司法腐败。
“两会”过后，先是政法机关开展了规模空前的队伍集中教育整顿，时间持续
了大半年，一大批害群之马被清除出去。
５月，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政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切实落实“收支两条线”。
７月１３日，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严肃指出，一些地方
的党政军机关和执法、司法部门的有些机构和人员也参与走私，使问题变得更为
严重和复杂。
７月２２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解放军四总部联合会议上强调：不准军队、政法
机关经商。
教育整顿、收支两条线、打击走私、不准经商，其中心目的就是反对司法腐败
，净化政法队伍。因为在一个讲究“以法治国”的国度里，司法腐败，老百姓就
会有冤无处申，他们就会说“社会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
腐败”，其实一点也不为过。
１９９８年，作为“刀把子”的公检法机关都对自己下了狠手。９月１４日，
人大内司委听取两高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杼滨说，检察机关对１３３
７名检察人员立案调查，已查结７７７人，给予党纪政纪处理的７５６人，其中
有７３人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说，全国法院对４９１４件举报
线索立案调查，已结案４１２７件，查处干警４７０１人，其中１３１人被追究
刑事责任。１０月１５日，公安部部长贾春旺向人大内司委报告说，公安机关查
处民警违法违纪案件７０００余起，涉及民警１万人。
在个案查处上，检察机关对重点案件挂牌督办。第一个反面典型是辽宁省黑山
县检察院原检察长谭安州，他驾车肇事后逃逸，找人替罪，迟迟得不到查处。后
经高检院派人督办，谭最后被判刑六年。
人民法院把司法公正作为整顿的中心目标，着力查处徇私枉法者。１９９８年
７月，北京市崇文区法院的一名书记员为泄私愤，恶意串通在公、检、法工作的
关系，制造了一起将一名无辜者判处七年有期徒刑的假案，这名法官已被查处。
当月，北京市高级法院对潘宜乐受贿案作出终审判决，潘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
。潘宜乐原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法院副院长。
教育整顿让政法机关经受了一次洗礼，纯洁了队伍。然而，中央有关领导指出
，对教育整顿的成果不能估计过高。这是对政法机关的期望，它实际上是要求把
队伍整顿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抓，不能“刮风”了事。
反对司法腐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在整顿期间，依
然有一些司法人员在顶风作案，徇私枉法，制造冤假错案。反对司法腐败，必须
让一切“透明”，公开审判、检务公开等都是保证“透明”的有利措施，因为只
有“透明”，群众才看得清楚，告状才会有门，才不会觉得“黑”。
１９９８反腐笔记之
严防死守金融“大堤”
对于金融问题的重视起自亚洲金融危机，当印尼、泰国、日本、韩国等国的经
济在这次危机中体会“泡沫”的时候，我们也惊出了一身冷汗：还好，没有大的
问题。
但是，加快金融改革，防范金融风险的工作却提上了中央的工作日程。改革
由此成了金融系统１９９８年的一大强音。在岁末回首的时候，我们更能感受到
改革的步调：中央对金融机构进行了改造，设立中央金融工委，建立垂直领导体
制。人民银行取消省分行，设立大区分行的工作也已经展开。另外，在全面整顿
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工作开展中，我们还听到了很多“第一次”，比如６月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指定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发行”的债权
债务。再比如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证券欺诈的琼民源公司，其董事长在１
１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等等。
１９９８年，司法机关查处金融犯罪案件的“重量级”也是空前的，这些案
件的查办对于清除“泡沫”，保证金融安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公安机关在查办金融诈骗案件方面的工作可圈可点。郑州“１·３１”特大金
融诈骗案侦查终结，主犯任成建从美国被缉拿归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９亿元的
河南三星公司诈骗案也已结案。
检察机关则揪出了一批在银行内利用职权危害国家利益的腐败分子。中国交
通银行副行长鲁家善、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原行长王建亭等被依法查办，法
院已对他们作出判决。宁波市商业银行行长劳加威被检察机关决定逮捕，中国工
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原行长刘宜清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这些人被查处的理由都是
：受贿。
法院对拖欠银行贷款的案件进行“执行会战”，很多都采取了强制执行的手段
，比如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强制托管奥林匹克饭店，它体现了法院在清理不良贷
款方面的独特作用。
１９９８年，对金融系统来说，的确是多事之秋。一方面，旧的秩序已经打破
，新的秩序正在形成；另一方面，一些人利用新旧秩序之交的紊乱大肆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使金融领域出现无序状态。这种无序对正在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其
害处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建立一个新秩序、严厉打击违规者，对今天的金融领
域是极为迫切的。正像金融系统自己所说的：要保住金融“大堤”不溃口。对政
法机关来说，查处案件，清除“蛀虫”保证金融领域不出现大的波动，这是应尽
之责。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量的金融违规现象往往是政法机关力所不能及
的，调整这些行为的，还是金融系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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