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flowergirl3()
整理人: sayrainly(2002-02-14 10:52:56), 站内信件
|
电视节目评价的可信度分析
文/ 新华传媒工场首席专家 阿忆
如何评价一个电视节目的优劣，如何评价一个电视主播或主持人的高低，这在内地电视行业依然没有形成一套现实而又有效的系统方法。一个节目上马或取消，一位主播或主持人被选用或更换，常常不是取决于一套令人心服口服的标准，而是取决于老板级高层的个人意志、众说纷纭的受众意见反馈、收视率调查公司的可疑情报等等“随意因素”。这使得一些好节目和好主持人被随意取消或更换，而一些十分无趣且无价值的糟糕节目和毫无天分的主持人充斥荧屏。经过长期电视工作的实践和对这些实践甘甜的慢慢研磨，阿忆认为，电视行业应当对评价电视节目优劣的诸种声音来源，做一个基础性的可信度分析，以使电视从业人员保持定性，不至于一听到对某个好节目和某位好主持人的不敬语言，立即怀疑他们是否有价值，以致最后匆匆忙忙搞出一些很差的节目和主持人取而代之。
首先，不具有可信度的评价源——
一、业内同行的众口一词。
无论赞美，还是批评，最容易与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的反应，恰恰最容易出自电视业内的同行。这种现象很像出版社，它们最容易把一本十分有市场潜力的书扔到一边，而看重另外一些完全不可能赢利的糟糕书稿。10年前，阿忆写的第一部自助书《青春的敌人》曾被6家出版社拒绝，理由是，它的发行量绝不会超过2000册，无奈下阿忆自费出版，以区区个人能力，竟卖出16万册天数，令出版社大为吃惊。电视业完全一样，看走眼的经常正是业内所谓“权威”。十分危险的是，这些“权威”恰好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1、 台长、总编、中心主任、部主任。
这是“权威”中最危险的“权威”，他们很少有时间认真而仔细地研究一个节目和一位主持人，却在长期受恭维的状态中自信对电视的超然感觉，也最容易不加思索且十分不耐烦地用一句话毁掉一个好节目和一位潜力待挖的主持人，为一个不值得登上大雅之堂的滥节目和愚蠢主持人大开方便之门。
他们对节目和主持人的评价，常常来自酒桌上的朋友的意见。如果这些朋友来自业外，这些“权威”往往听到是的幼稚肤浅的夸赞。如果他们来自业内，如一些有资格和“权威”一起喝酒的制片人和策划人，“权威”们更多的则是听到同行对当红大牌节目和大牌主持人的变态的苛刻抨击。抨击，特别是对著名节目的抨击，总是显得抨击者饱有水平，而这正是电视下级向上司展示才华的大好机会。于是，危险就在此时产生，“权威”听多了这些人的意见，自然对他们众口一词攻击的对象产生怀疑，于是这个电视台最应该长久保留下来的王牌节目开始倒霉，而那些默默无闻的糟糕节目经常因为无人关注，也就无人刻意抨击，因而躲过一劫。在20世纪90年代，北京不知有多少人感到奇怪，北京电视台怎么会取消《开心娱乐城》，虐待《电视商场》！实际的情况正是“权威”们被业内同行的鸹噪所累，一时不知所措，草率扔掉了宝贝。这种情况在其他电视台也并不少见。
对待一件事情，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本当最后发言，普遍听取多方意见，但实际情况相反，他们最喜欢率先发言，使所有不同声音戛然而止。
2、 广播院校师生。
经院理论在中国总是与现实世界隔了一层厚墙，即使是因为容易挣到外快而十分浮躁的广播学院，它们的教授和电视实践也仍然有所疏离，教授和学生的传统教条与先行的电视尝试有着差距。实际上，学院派师生最容易首先接受电视尝试中新鲜而可取的东西，同时也最有可能首先从理论教条上批判新尝试。他们多少对电视实践者有着建议权，当他们以教条的态度对待一些节目和主持人时，一定会毁掉一些好节目和好主持人，而把一些没有价值的和业已坏死的坏节目和毫无生气的滥主持人捧到天上。此外，由于常年悉心钻研电视，电视手段方面的关注，常常像浮云一样遮住望眼，以致于他们常忽略普通观众的感受，一味注重观众毫无兴趣的电视花招。直到现在为止，依然有无数片编导热衷于编那种一句旁白没有的纪录片，全部人语皆以同期声衔接贯穿，无数专题片编导仍喜欢中央电视台《邓小平》和《孙中山》那样的传统铺词法，一小段旁白后就开始大喘气，用一段没有实质信息含量的音乐去扬一扬所谓情绪。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这是大忌，已毫无意义，会把更多的观众赶跑，但它恰恰是广院师生最习惯、最推崇、最沾沾自喜的理念和做法。
3、 电视从业业务人员。
这是指电视台和电视公司系统非长官类的其他人员，如制片人、编导、摄像、灯光、化妆、制片主任等等（策划人除外，由于职业训练需要他们冷静而明晰地看待栏目、主播、主持人，他们多少可以冷静而相对准确地判明是非，也大致可以看得对）。由于长期深陷在技术性的编辑实践之中，这些人对电视节目只能看见技术（如是否加桢、镜头是否有点虚、面光是否呲了），几乎完全看不到内容（如故事的起承转合、语言的味道、故事的节奏），因此常常喜欢一些无聊花招的东西。被他们大加赞赏的东西，在普通观众眼里一钱不值。他们失去了做普通观众的心情，只是以匠人的眼光来看待电视，他们给出的评价结论也常常与观众需求南辕北辙。
二、 观众来信和互联网贴。
我们首先要给常给电视台写信的观众和常在互联网上发贴的网民一个基本估价，然后才会清楚这些人的意见值不值得重视。实际上，业内人士的意见有时尚可说对一些，值得谨慎采纳实施，而观众来信和互联网意见几乎完全没有价值。
1、 观众来信。
在电视台从事过捡信工作的人都清楚，常给电视台写信的观众不外几种——退休而革命烈火仍未熄灭的极左分子、吹毛求疵但专业水平极低的中学语文或历史教师、狂热而没有头脑的追星族、语无伦次的精神病患者——其中，最后一种人是绝大多数。我们也可以说，前3种人也多多少少都有一丝或重或轻的神道。在通俗心理调查中，只要问问被调查者是否常给媒体写信，便可大致知道他是否正常。
确立这个基本估价后，我们在实践中应该坚信，根本没必要在意观众来信所反映的意见。那种按观众来信观点去粗暴要求栏目改造，去要求主持人改变本色的做法，其实相当愚蠢。在这一点，凤凰卫视做得相当出色，在那里，观众意见也得到尊重，但却放在有一搭无一搭的地位。因为，栏目只是为那些喜欢这个栏目的观众而设，主持人也只是为喜欢这位主持人的观众而表演。电视台主管要做的，不是改变栏目和主持人去逢迎那些不喜欢自己的观众，而是要告诉不高兴的观众去别处寻找他们各自高兴的栏目和主持人。
阿忆的观点是，你不能按照有精神疾病倾向的人群的观点去改造电视节目。即使他不是精神病，我们也不应该以他的一己爱好，命令栏目和主持人改变状态。无论如何，某一位观众的意见，不可能代表广大没有写信表达看法的其他观众。
1996年，阿忆为中央电视台撰写《香港百年》，曾在“九一八”一集中使用了“驻华日军”一词。片子播出，总编室立即被抗议淹没，许多观众说应该是“侵华日军”。但实际情况是，“九一八”时代的日军是根据《辛丑条约》规定而在中国合法驻军，因此实施侵略前，均称“驻华日军”。总编室压力很大，但好在经过党史问讯，它默认了我的写法。不过，在电视实践中，十分遗憾的是，我们常常碰到的是总编草率地把观众来信当成令箭，匆忙印成公文在例会上宣读。这对维护电视行业的自主言论，保有我行我素的风采，有百害而无一利！
2 、互联网贴。
在互联网上游荡贴贴的网民，大多年龄偏小，多在23岁以下。对于评价对象，这些小网民不具有客观态度，他们喜欢使用偏激而刺激的赤裸裸语言，指责甚至漫骂。由于喜欢道听途说，他们常常在跟贴中一路跟风儿，人云亦云。这一点在小网民对赵薇、曹颖、杨澜夫妇措辞激烈的一边倒式的攻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大多数网民，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得意者，而是自感怀才不遇的落魄者，被疏远在主流社会论坛之外。由于自身水平所限，他们的观点无法在现实社会和传统媒体上发表，但却可以在BBS上任意发言。这里没有传统媒体的审查机制（只要不太出格，斑竹也不会轻易删帖），帖子的各色意见不经编辑搭配调剂，帖子的用语不用刻意斟酌，帖子的诽谤行为不易受到法律的追究，这些都使网贴呈现出放肆的疯狂色彩。它们说一个节目或一位主持人坏，会往死了说，说一个节目或一位主持人好，也会往天上捧。但无论是往死了说，还是往天上捧，我们都无法不担心这种极端的认识世界的方法究竟有多少可信性。
央视国际网络为《实话实说》提取网友对崔永元的意见，这些意见转呈崔永元之前，还要经过剧组筛选，这不仅仅是基于节省小崔时间的考虑，更多的是保护崔的自尊心和热情，不让他因为众多网友肆无忌惮而又不负责的攻击而动摇对自己的信心。在阿忆作总策划的剧组，阿忆也厉禁主持人自己上网去看网民对自己的评价，那会使之丧失自我把握，搞得方寸大乱。实践和理论均告诉我们，过多听取意见的主持人多不会成为好的主持人，他会为迎合各方好感而失去个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喜爱上网消费的人大多个性奇强，喜欢超然度外，他们对网络以外的声音是“你云我偏不云”，甚至反着云。这样性格的人最讨厌的媒介恰是电视，他们很少仔细看节目，不容易被非网络明星所吸引，甚至喜欢把电视节目和电视明星当狗屎。如果电视工作者以网民意见作为对自己工作调整的参考，那只能把所有电视节目统统关闭掉。个性极强的人，常常习惯以自我意志为中心，他们分不清什么是“不好的”节目，什么是“自己不喜欢的”节目，认为自己不喜欢的节目就是该死的节目，丝毫不在意其他人是否喜欢。
这样的人的意见，对于大多数没有发表意见的观众来说，几乎毫无价值。
三、 收视率调查公司的统计结论。
近两年，电视节目笃信收视调查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但我们仔细想一想，就目前内地的数据真实情况而言，收视调查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安装的机顶盒数量和调查区域的广度和分布，根本没有达到可信和科学的程度，取得数据的调查对象也不具有样本资格，因此得到的结论也就没有什么价值。那几乎只是一份唬人的数字游戏，旨在骗骗广告公司。目前的北京电视台，他们同时并用3个调查公司的3套收视调查结论，即使是不细心人也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3份调查怎么会差得这么远！”如果说精确的调查数字不一样，但哪怕它们对在同一时段播出的同一节目有着同高同低的趋同性，我们也可以暂且表示认可，但奇怪的是，它们经常彼此截然相反，而它们又同是对同一片区域的调查结果！
如果3套调查中有一套可能是正确的，那是否意味着其他两套不可信，而谁又是那套正确的呢？当你根本无法确认哪一个是正确的，你怎能依据这样一套尚且值得怀疑的数据去评价自己的节目和主持人呢？
其次，具有可信度的评价群——
在一个数字作假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当它的科学数字依据系统还没有诞生，我们有3种声音可以听取，他们是具有可信度的评价群体。
一、兄弟媒体的趋同反映。
有一个现象是，电视媒体以外的其他媒体从业人员很少有时间看电视，也很少有人有兴趣看电视，他们中多数认为电视是弱智者所为，培养的亦是弱智者。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如果有某一个电视节目或某一位电视主持人能得到各个媒体的共同关注，那一定说明这个节目和这位主持人获得了成功。但在判断中，应该辨别这些兄弟媒体是自主赞誉还是收受费用或人情后而跟风炒作，后者无效。
二、领袖的高度重视和百姓的普遍爱戴。
领袖关注有似兄弟媒体关注的道理，他们只能在难得的空暇时间看电视，而他们又是凌驾于各种社会公开信息和大量秘密信息之上看电视，不会孤陋寡闻。如果一个节目或主持人能通过零星的播出时间、精确的信息、独特可人的风采去拿定领袖，这个节目和主持人也一定已经拿定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观众。凤凰卫视主播吴小莉90年代末被朱总理突然表扬，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凤凰落地情况不佳，当年小莉独特的灿烂，一定会征服整个中国数以亿计的观众。那是电视新闻节目中，一种绝对别不能替的灿烂，她征服了总理，也一定能征服更多的比总理更容易征服的平民百姓。
三、广告商的普遍兴趣。
这里说的是广告商的“兴趣”，而不是广告商的“实际投资”。
实际上，广告商的兴趣以及这种兴趣的缘由和结论，道理有似于兄弟媒体、领袖、百姓的反应。能够在他们的广告投放的试探性工作看到他们的兴趣，就足以说明一个节目或一位主持人的优劣。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广告商评价的可信度仅在其是否有着普遍兴趣，而不在于他们是否真的投了资。他们的投资常常受到虚假收视调查的迷惑和误导，而近年的实践中他们恰恰正变得越来越迷信不可靠的收视调查结论，所以他们的实际投资多是错的，而他们有过兴趣但却最后放弃的栏目和主持人常常是有价值的。
综上意见，不见得对，姑且当作一种讨论，供同行参考，以利内地电视事业稳定发展，有一个理智而良好的未来。
2002年元旦
北京朝阳区芍药居甲1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