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yifu518518(yifu518518)
整理人: clove(2002-02-06 15:18:57),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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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三类,以陶潜、程颢、朱熹、王夫之、王阳明为代表。他们才华出众,为人正派,关心时代和人民的命运,有报效国家的志向,但不为时代所容,当他们认清时代和当权者的本质后,便悄然而退,保持自我,与世无争,安心于学习与著述的生活,似乎虽清平亦乐在其中。所以,我对他们既欣赏又艳羡。
陶潜生活于英雄倍出诸侯相倾的魏晋时代,少年时代胸怀远大博学多才,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为人洒脱,自然率真,不慕名利,乡人以此贵之。但家境贫困爱喝酒,没钱买酒经常没有酒喝,亲朋好友因此常常请他去喝酒,一喝就不醉不休。回家后仍然清贫自乐,写文章自娱,作<<五柳先生传>>述已志忘得失,似乎乐在其中。后来因为名声远播,双亲衰老,家境贫困,难以奉养,当权者善心突发任命他为州祭酒。他似乎又难以适应官场繁琐复杂的生活,不久就自动去职回家。当权者以为他嫌官小,任命他为主薄,他仍然不去,以耕种为生自食其力。后来生病身体虚弱了,不能胜任体力劳动,才接受任命,成为镇军建威参军。他似乎又厌恶军旅生活,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当权者听说后,立即满足他,任命他为彭泽令。于是他满足了,经常有酒喝,衣食不愁,又能为百姓做点事,没人来打扰,既可看书又能写作,时间由自已安排,事情由自已作主,真正的优哉游哉无忧无虑了。但是好景不长,督邮要来检查工作,下属劝他赶快去迎接,态度要恭敬一点,话要说得好听一点,事要做得体面一点,招待要热情一点,照顾要周到一点。他觉得太麻烦太难堪,简值无法忍受,对下属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挂印弃官而去,回到家乡,安心著述,著名的<<归去来兮赋>>就产生了。也许同官场繁琐复杂屈已事人苟且偷生的生活比,他更喜欢家乡自由自在自食其力平淡的生活,因此不久后任命他为著作郎的命令传来时,他考都没有考虑就拒绝了。他乐于留在乡间,与家乡德高望重的人喝喝酒,到邻居家去坐坐,拉拉家常,在自家院里种点花花草草,无事时坐在傍边或下面,望望远处若有若无的青山,天上飘浮不定的白云,喝点酒,看点书,写点文章诗赋,就觉得非常美好了。后来有一位仰慕他的刺史来拜访他,他嫌麻烦,称病不见,刺史没法,只好回去。不久刺史听说他要到庐山去游玩,在半山道上摆上丰盛的酒席,请他的一个故人邀请他,才见到他。酒席中的摆谈似乎使他感到轻松和高兴,之后便接受刺史的邀请和刺史一起去州城,刺史待他极恭敬,临走时送给他许多财物,他安然地接受了,带着这些财物回到家乡,重新开始他乡间和平安祥的生活。六十三岁时,在写下一大批绝妙的诗歌后,他躺在家乡温暖的怀抱中悄然而逝,彻底离开了令他生厌的世界。
刘勰是现在的广东东莞人,少年时代成为孤儿,但志向远大勤奋攻读,因为家境贫寒,立志终生不娶。于是到一个寺庙中,同一位富于才学叫僧佑的和尚共同生活,向僧佑学习文化。十多年后,他达到遍览群书博通今古的程度,于是把前人的典籍文章分门别类,逐一分析解剖,写成<<文心雕龙>>一书。天监初年,他接受朝廷的邀请,成为临川王的记室,升为车骑仓曹参军,后来出任太末县令。太末县在他手里得到治理,又被任命为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这样他有机会得以接触国家的最高层,于是就上书议论政事规整朝仪。也许他的见解正好符合当权者和皇帝的心意,得到采纳并晋升为步兵校尉,仍然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恰好昭明太子热爱文学,因此对他礼敬有加亲近异常。但他似乎不满足于这些,他觉得这些不能帮助他实现志向。他十分看重自已所写的<<文心雕龙>>,但身边平庸的人们往往以平常的甚至无所谓的态度对待他的著作。这时,他想到了当时身为文坛领袖的沈约,想请沈约为他的著作作一个确切的评价。但沈约位高权重无法见到。不得已,他站在沈约出门时必须经过的路上,把沈约的车拦住,把书献给沈约。沈约没有怪罪他,把书收下,带回家去仔细审阅。看完后沈约觉得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十分器重书的作者。书终于得以流传了,也给他带来了应有的名声。他仍然觉得不满足。也许他的志向不仅仅是让书得到流传,或为太子作点文字秘书之类的工作,也许他自认为以自已的才干而言,应该作一些更大的更为重要的工作,但现实没有给他机会,看来将来也不会有机会,好象现实不可能给他机会,于是他弃官而去出家了,改名慧地,重新过起多年以前默默无闻平静的生活,直至悄然圆寂。
朱熹生活于衰弱而又腐朽的南宋。幼年时聪颖过人,热爱学习,绍兴十八年中进士,被任命为泉州同安主薄。也许他进入政坛以后,虽然觉得自已能够应付自如,但毕竟不是自已喜欢的生活,好象不适合自已的性格与志向,很快即辞官,请求去主持一个寺庙的管理工作。此后,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中,虽然朝廷屡屡徵用他,任命他各种官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辞和拒绝,因此在为官五十年的生涯中,他出外工作的时间只有九年,在朝廷里供职的时间只有四十天。这样,他摆脱了世事的纷扰,具有充裕的时间投入到自已喜欢的学习、研究、整理古籍,埋头著述的工作中,以教授为业,传播文化维持生计。著名的白鹿书院,就是经他的努力才得以恢复的;著名的岳麓书院,也有过他的身影。数十年如一日学习教授的生活,使他成为文化的巨人,以其独特的哲学和思想对后世产生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也许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但他并不过份看重,而只是钟情于平静安祥的生活,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于是,他就在这种平静中,在他退休三年后,安然而逝,享年七十一岁。
王夫之,字而农,号船山先生,衡阳人。家学渊源,四岁启蒙,十四岁中秀才,十六岁衡阳府试第一,十八岁乡试不中,师从叔父学习历史。二十岁赴岳麓书院读书,组织行社和匡社,加入须盟诗会。二十四岁中举,然后入京考进士。但这时清兵入关了,他的进士梦彻底归于破灭。他只好返回家乡,隐居于南岳,以学习和著述打发无聊的时光。他似乎不甘心这种碌碌无为的生活,尤其是,不甘心亡国奴屈辱的生活。因此在明朝灭亡后,他仍赶赴湘阳,前去谒见南明总监军章旷,提出建议指画兵食,希望得到章旷的接纳,在反清复明的大业中有所作为。然而章旷并不听他的建议,好象也不欣赏他,他只好返回故乡来。他仍然不甘心,总觉得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自已应该而且可以有作为。于是他把家乡的乡民聚集起来,以武力抵抗清兵。他这支农民组成的队伍,哪里是彪悍清兵的对手,很快就被清兵打得落花流水了。他只好向南逃窜,隐藏于桂林肇庆之间。也许他这种不屈的精神得到了南明朝廷的赏识,很快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他似乎如愿了。其实不然,让他惊心和灰心的是,明朝已经灭亡了,这个南明的小朝廷也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在他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所有官员理应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复国的事业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但他们不这样,似乎对身边的危险视而不见,一心只顾眼前的利益,为之而争论不已相倾不休,他本人在这种相倾中险些丧命。这时他母亲生病了,他立即利用这机会弃官而去返回家乡。为了躲避清朝的缉捕,他流窜隐藏于湖南,直到康熙年间,才到石船山定居,并在此渡过他长达十七年的晚年。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虽然是一种自我调侃,但仍不失重振文化解救苍生的气慨。这十七年他著述为乐,至七十四岁去世时,有文百余种,四百余卷,八百余万言,世称前无古人,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
此外,程颐程颢两兄弟,明朝的王守仁王阳明先生,同朱熹的情况很相似。虽然都极有才华,都是朝廷的命官,其中的王守仁王阳明先生因为军功还升为南京兵部尚书,但都因为看不惯官场的行为,又得不到皇帝充分的信任,因此不愿过行尸走肉或尸位素餐的生活,便无心仕进,深自退让自保其身,远离名利场上的纷扰,回归自已安宁的生活,潜心于学习与著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以至终生。因此,我把他们归为一类,叫独善其身归而著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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