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yifu518518(yifu518518)
整理人: clove(2002-02-06 15:18:57),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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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三类，以陶潜、程颢、朱熹、王夫之、王阳明为代表。他们才华出众，为人正派，关心时代和人民的命运，有报效国家的志向，但不为时代所容，当他们认清时代和当权者的本质后，便悄然而退，保持自我，与世无争，安心于学习与著述的生活，似乎虽清平亦乐在其中。所以，我对他们既欣赏又艳羡。
陶潜生活于英雄倍出诸侯相倾的魏晋时代，少年时代胸怀远大博学多才，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为人洒脱，自然率真，不慕名利，乡人以此贵之。但家境贫困爱喝酒，没钱买酒经常没有酒喝，亲朋好友因此常常请他去喝酒，一喝就不醉不休。回家后仍然清贫自乐，写文章自娱，作<<五柳先生传>>述已志忘得失，似乎乐在其中。后来因为名声远播，双亲衰老，家境贫困，难以奉养，当权者善心突发任命他为州祭酒。他似乎又难以适应官场繁琐复杂的生活，不久就自动去职回家。当权者以为他嫌官小，任命他为主薄，他仍然不去，以耕种为生自食其力。后来生病身体虚弱了，不能胜任体力劳动，才接受任命，成为镇军建威参军。他似乎又厌恶军旅生活，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当权者听说后，立即满足他，任命他为彭泽令。于是他满足了，经常有酒喝，衣食不愁，又能为百姓做点事，没人来打扰，既可看书又能写作，时间由自已安排，事情由自已作主，真正的优哉游哉无忧无虑了。但是好景不长，督邮要来检查工作，下属劝他赶快去迎接，态度要恭敬一点，话要说得好听一点，事要做得体面一点，招待要热情一点，照顾要周到一点。他觉得太麻烦太难堪，简值无法忍受，对下属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于是挂印弃官而去，回到家乡，安心著述，著名的<<归去来兮赋>>就产生了。也许同官场繁琐复杂屈已事人苟且偷生的生活比，他更喜欢家乡自由自在自食其力平淡的生活，因此不久后任命他为著作郎的命令传来时，他考都没有考虑就拒绝了。他乐于留在乡间，与家乡德高望重的人喝喝酒，到邻居家去坐坐，拉拉家常，在自家院里种点花花草草，无事时坐在傍边或下面，望望远处若有若无的青山，天上飘浮不定的白云，喝点酒，看点书，写点文章诗赋，就觉得非常美好了。后来有一位仰慕他的刺史来拜访他，他嫌麻烦，称病不见，刺史没法，只好回去。不久刺史听说他要到庐山去游玩，在半山道上摆上丰盛的酒席，请他的一个故人邀请他，才见到他。酒席中的摆谈似乎使他感到轻松和高兴，之后便接受刺史的邀请和刺史一起去州城，刺史待他极恭敬，临走时送给他许多财物，他安然地接受了，带着这些财物回到家乡，重新开始他乡间和平安祥的生活。六十三岁时，在写下一大批绝妙的诗歌后，他躺在家乡温暖的怀抱中悄然而逝，彻底离开了令他生厌的世界。
刘勰是现在的广东东莞人，少年时代成为孤儿，但志向远大勤奋攻读，因为家境贫寒，立志终生不娶。于是到一个寺庙中，同一位富于才学叫僧佑的和尚共同生活，向僧佑学习文化。十多年后，他达到遍览群书博通今古的程度，于是把前人的典籍文章分门别类，逐一分析解剖，写成<<文心雕龙>>一书。天监初年，他接受朝廷的邀请，成为临川王的记室，升为车骑仓曹参军，后来出任太末县令。太末县在他手里得到治理，又被任命为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这样他有机会得以接触国家的最高层，于是就上书议论政事规整朝仪。也许他的见解正好符合当权者和皇帝的心意，得到采纳并晋升为步兵校尉，仍然兼任东宫通事舍人。恰好昭明太子热爱文学，因此对他礼敬有加亲近异常。但他似乎不满足于这些，他觉得这些不能帮助他实现志向。他十分看重自已所写的<<文心雕龙>>，但身边平庸的人们往往以平常的甚至无所谓的态度对待他的著作。这时，他想到了当时身为文坛领袖的沈约，想请沈约为他的著作作一个确切的评价。但沈约位高权重无法见到。不得已，他站在沈约出门时必须经过的路上，把沈约的车拦住，把书献给沈约。沈约没有怪罪他，把书收下，带回家去仔细审阅。看完后沈约觉得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十分器重书的作者。书终于得以流传了，也给他带来了应有的名声。他仍然觉得不满足。也许他的志向不仅仅是让书得到流传，或为太子作点文字秘书之类的工作，也许他自认为以自已的才干而言，应该作一些更大的更为重要的工作，但现实没有给他机会，看来将来也不会有机会，好象现实不可能给他机会，于是他弃官而去出家了，改名慧地，重新过起多年以前默默无闻平静的生活，直至悄然圆寂。
朱熹生活于衰弱而又腐朽的南宋。幼年时聪颖过人，热爱学习，绍兴十八年中进士，被任命为泉州同安主薄。也许他进入政坛以后，虽然觉得自已能够应付自如，但毕竟不是自已喜欢的生活，好象不适合自已的性格与志向，很快即辞官，请求去主持一个寺庙的管理工作。此后，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中，虽然朝廷屡屡徵用他，任命他各种官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辞和拒绝，因此在为官五十年的生涯中，他出外工作的时间只有九年，在朝廷里供职的时间只有四十天。这样，他摆脱了世事的纷扰，具有充裕的时间投入到自已喜欢的学习、研究、整理古籍，埋头著述的工作中，以教授为业，传播文化维持生计。著名的白鹿书院，就是经他的努力才得以恢复的；著名的岳麓书院，也有过他的身影。数十年如一日学习教授的生活，使他成为文化的巨人，以其独特的哲学和思想对后世产生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也许是他意料中的事情，但他并不过份看重，而只是钟情于平静安祥的生活，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于是，他就在这种平静中，在他退休三年后，安然而逝，享年七十一岁。
王夫之，字而农，号船山先生，衡阳人。家学渊源，四岁启蒙，十四岁中秀才，十六岁衡阳府试第一，十八岁乡试不中，师从叔父学习历史。二十岁赴岳麓书院读书，组织行社和匡社，加入须盟诗会。二十四岁中举，然后入京考进士。但这时清兵入关了，他的进士梦彻底归于破灭。他只好返回家乡，隐居于南岳，以学习和著述打发无聊的时光。他似乎不甘心这种碌碌无为的生活，尤其是，不甘心亡国奴屈辱的生活。因此在明朝灭亡后，他仍赶赴湘阳，前去谒见南明总监军章旷，提出建议指画兵食，希望得到章旷的接纳，在反清复明的大业中有所作为。然而章旷并不听他的建议，好象也不欣赏他，他只好返回故乡来。他仍然不甘心，总觉得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中，自已应该而且可以有作为。于是他把家乡的乡民聚集起来，以武力抵抗清兵。他这支农民组成的队伍，哪里是彪悍清兵的对手，很快就被清兵打得落花流水了。他只好向南逃窜，隐藏于桂林肇庆之间。也许他这种不屈的精神得到了南明朝廷的赏识，很快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他似乎如愿了。其实不然，让他惊心和灰心的是，明朝已经灭亡了，这个南明的小朝廷也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在他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所有官员理应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复国的事业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但他们不这样，似乎对身边的危险视而不见，一心只顾眼前的利益，为之而争论不已相倾不休，他本人在这种相倾中险些丧命。这时他母亲生病了，他立即利用这机会弃官而去返回家乡。为了躲避清朝的缉捕，他流窜隐藏于湖南，直到康熙年间，才到石船山定居，并在此渡过他长达十七年的晚年。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虽然是一种自我调侃，但仍不失重振文化解救苍生的气慨。这十七年他著述为乐，至七十四岁去世时，有文百余种，四百余卷，八百余万言，世称前无古人，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代宗师。
此外，程颐程颢两兄弟，明朝的王守仁王阳明先生，同朱熹的情况很相似。虽然都极有才华，都是朝廷的命官，其中的王守仁王阳明先生因为军功还升为南京兵部尚书，但都因为看不惯官场的行为，又得不到皇帝充分的信任，因此不愿过行尸走肉或尸位素餐的生活，便无心仕进，深自退让自保其身，远离名利场上的纷扰，回归自已安宁的生活，潜心于学习与著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以至终生。因此，我把他们归为一类，叫独善其身归而著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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