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yifu518518(yifu518518)
整理人: icecream(2003-07-24 02:47:18),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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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碎片之一
一
我向来以为，文化之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一个社会能够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这个社会就具有什么样的文明，才可能产生什么样的进步。文化造就时尚，形成传统，化为动力，驱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在文化这个车轮的前方，永远都是阳光，永远都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幸福。文化是文人创造的。因此我进而以为，文人是时代的精英，是人类真正的灵魂和脊梁。
我年轻的时候以为自已有点文化，似乎比周围的一般人要多一点，便以文人而自居。我觉得周围的人对此并无多大的反感，好象熟习的人还颇认同，以至我在为了谋生而不得不进行的工作中去看与工作无关的闲书的时候，我的同仁包括上司也没有任何指责。我以为这即使不是对我的尊重，至少也是对文化的尊重。其实我的真实想法是，这就是对我的尊重，对一个文人的尊重。因为有这种便利，加上我自已可以支配的时间，我看了大量的自认为有价值和优秀的书籍，古今中外，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军事、经济、伦理、管理、佛学、道学等等都有涉猎。及至某一天我看到某些人说文人无行，文人一无可取的时候，我觉得实在难以接受，更不敢苟同。后来我对文人的所作所为生平事迹便留心关注了，对感兴趣的文人还戏作了一些小传。渐渐地我觉得，如果从某个适当的角度去理解，说文人无行，文人一无可取还有一些道理或合理的成份。这一方面说文人是时代的精英，是人类真正的灵魂和脊梁，另一方面又说文人无行，文人一无可取，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但我以为，两种说法都对，而且说的是一回事，没有分别。之所以出现差距，是历史的局限。当处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之中具有特定的社会地位的某个特定的个人，以他那由特定的历史传统和特定的时代观念所形成的特定的思维习惯来分析评价某个特定的事物和历史现象时，难免带有主观的烙印而失之偏颇。当我们摒弃这种局限，从特定的历史特定的时代特定的观念中超脱出来，以人类的进步的文明的眼光来审视这些文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将是另一番景象。虽然这仍不免带有主观的烙印，但这种主观仅仅是作为类的人的主观，我相信同前面的主观有本质的不同，能够为这个类中可以称为人的人所普遍接受。
二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中国文人，大致可以分为七类。
第一类 以老子、庄子、刘邦时代不肯同叔孙通一起参与制礼的那两位鲁生为代表。后来历史记载中出现的众多隐士，以及无数的历史无记载但肯定存在过的文人，都可以归为这一类。他们确然生活于特定的社会与时代之中，又似乎完全游离于这个社会与时代之外，甚至可以说脱离了这个社会与时代。在老子庄子这里，除了知道他们作过周朝的小吏，写过一点东西之外，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好象他们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一样。到两位鲁生那里，就更为可怜，要不是叔孙通去请过他们，他们不耻于叔孙通的为人而讥讽过几句，我们便无从知晓。也许我们应当感谢叔孙通和那个关吏，否则我们将不会知道还有这一类文人的存在，那么，我们的历史与文化必将湮没和失去到今天仍然让许多人叹赏和艳羡的一种光彩。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他们尤为关注和敬重，并首先审视他们。
在历史的记载中，老子在周朝藏书室作过小官，孔子去周朝的时候，曾向他请教过礼，然后老子“见周衰而去之”，守关的令尹知道他要归隐,强迫他写书，否则不予放行，不得已老子写下一篇<<道德经>>交给令尹，然后不知所终。我们既不知道他生活的具体情形，也不知道守关的令尹何以知道他而强迫他写书，更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怎样维持他的生活。倒是民间的传说给了我们一些模糊的背影，好象他把五千文字交给守关的令尹以后，平静坦然地重新跨上他的那匹青牛，手挽僵绳，在崎岖的山道上缓缓而行，气态安祥地看看蓝天与白云，四周葱绿的青山与不断变幻的美景，任随兴之所至，在广袤的天地间无忧无虑地游荡。据说在我们四川的成都新津彭山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其豁达潇洒的风姿不能不令人神往。他的这些行为，从某些人正统的角度来看，的确不值得称道。首先，他作为周朝的臣子，在国家逐渐衰弱，遭受诸侯频繁欺凌的时候，不但不竭忠尽力，献计献策，以图振兴国家，消灭叛逆，建立秩序，为国家造福，为天下苍生造福，反而不闻不问，事不关已高高挂起，以至于最后一走了之，放弃自已应尽的责任与义务，这肯定不是一个好公民好干部的行为，更不是爱国的表现，只能是它的反面。拿我们今天的话说，一个爱国的公民，首先应热爱他的本职工作，这样才能将他的爱国热情化为具体行动，其次，要响应社会与时代的召唤，要和时代的洪流融合在一起，才有意义，才会有所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就比如小小的一滴水，只有汇入社会与时代的大海之中，才能生存，才有自已的位置，才是爱国的。老子的这些行为算什么呢，什么也不能算，当然只能是既“无行”又“一无可取”了。
但是，反过来我们作一番认真的反思就会发现，情况并非上面所说的那样。从孔子访问过他，守关的令尹强迫他写书这两件事情中我们可以肯定地发现他虽然只是周朝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官，但却为鲁国的孔子和偏远的同样是微不足道的守关令尹所了解，他肯定在当时已经享有盛名，而且是贤明正派的一个文人，否则孔子不会去拜访他，守关的令尹不会强迫他写书。孔子去拜访他时，他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从上面的两件事情之中，从他对孔子说的这番话中，以及他被迫留下的五千文字之中，我们还能更进一步地发现，他非常热爱他的国家，他对社会与时代有深刻的洞察和了解，他对天下苍生寄予深厚的同情和关爱，他以非常人所及的聪明智慧形成了独特系统合理的治国方略，行为规范，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本质和规律有深刻的领会，他提出的“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为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治国为人准则同欧洲今天的现代政体市场经济的原则有着惊人的相似。所有的这一切无一不在后来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肯定也为当时的他带来巨大的名声和荣誉。我不明白的是，具有如此才能和德行的他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周朝的重用，以对国家人民有所帮助，而只是给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无以发挥他的才干，无以实现他报国的热情。相反，从他对孔子的谈话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他感到社会与时代不但不会使用他，他无法实施他的理想，反而感到社会与时代给他的压力和限制，甚至连生命也难以确保；他从孔子的个性中看到了同样的危险，给予了善意的忠告，只不过那时的孔子也许没理解，不幸的是后来的事实真被他言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作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作。但他仍然作了，把目光投向广袤的世界，投向人类社会的纵深，给我们留下宝贵的财富，让后来的社会，人民连同今天的我们受益无穷，而对他自已的一切似乎根本就不曾考虑过，仅仅是以隐居来保留一条性命和一个完整的自我。这种态度，使我不能不认为他就是时代的精英，人类真正的灵魂和脊梁。
后来的庄子和两位鲁生，事迹更为不详。我们只知道庄子崇尚老子之学，看不起儒学，除了在周朝作过一段时间的小官外，以仕为污，终生不仕以快志，其他的便一无所知了。我们只能从他对老子之学的阐释和发挥之中，从他那些奇特的文章中，来想象他报国的志向，忧国忧民的心境，博大的胸襟，旷达不羁的人生态度，潇洒优雅的风姿。可以肯定地说，他同样不被时代所容，但同样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东西，仅仅是一篇<<逍遥游>>就够后人们赞叹和敬仰了。我相信两位鲁生肯定是博学正派的文人，对历史儒学有着深刻的了解，时刻关注时代的一切。当叔孙通来请他们的时候，他们肯定知道这意味着一个机会，能带给他们地位、财富甚至显赫的名声；但他们不为所动，仅仅以他们对历史和时代的了解，对叔孙通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淤我。”短短的几句话，掷地有声，与其说是对叔孙通的睥夷，不如说是对时代的睥夷。我们虽然对他们的生平一无所知，但从这几句话中，确能看到他们伟岸的形象，他们铁骨铮铮的精神气慨。这正是时代的精英，人类真正的灵魂和脊梁的确凿的表现与证据。
当然，除了上面的四位以外，肯定还有许多同样的我们无法知道的文人，他们与时代不容，游离于社会之外，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去做他们自已喜欢的事情，肯定是对社会与人类有益的事情，默默无闻，清贫自乐。因此，我把他们归为一类，叫独立自守完全归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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