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twobears(阿忆胯骑双牛)
整理人: sayrainly(2002-01-08 17:31:0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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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批茅于轼和李慎之等人意味什么
文/ 钟烁
中共中央宣传部最近组织批判四名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学者李慎之、茅于轼、樊纲和刘军宁，并不准报纸登他们的文章，在出版的书上不准挂名主编，不准对学生上课和讲座，要封杀这几位学者的言论自由。
茅于轼是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的侄儿，曾任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经济评论杂志的主编，后来下海办私人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改革、政治决策、社会结构有独到和启发性的见解。
１９９８年长江大洪水之后，朱容基改变了上届政府的政策，决定在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开展植树种草，加强水土保持，并且禁止砍伐自然森林。国务院这个政策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得到青少年们的大力支持，保护长江黄河的意识正在中国青年一代中形成。但是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原因之一，就是缺少投资。
茅于轼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在国务院作出这个决定的十年之前，就大声疾呼，要注重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当时茅于轼就建议，用建设三峡工程的资金，去搞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我算了一下，可摊到每平方米十到二十元钱。这就很可观了。栽树见效快，积累起来，水土、气候、用材等方面都有好处。”如果国务院能在十多年前就接受这个建议，那么长江黄河的情形要比现在好许多，水土流失也要减轻许多。
如果要封杀茅于轼的言论，那么人民就听不到如此好的建议，人们就不知，有个叫茅于轼的学者，十年以前就提出了和朱容基同样的建议。
朱总理答记者问时曾说过，下台之后，人们能说，这个总理还干过几件事，他就心满意足了。提倡保护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这件事，中国人肯定不会忘记。但是批判一个提出和他一样建议的学者，也不会被人遗忘。
植树种草，保持水土，保护生态环境，这本是常识，茅于轼提出这样的建议，本不是什么值得宣扬的事。但是中国学术界中的许多学者已经不会自己思考，只会人云亦云。他们只会用“科学”给一些政策作“注解”，给一些利率找依据。大跃进时到处放卫星，亩产几十万斤粮，这也不是毛泽东的凭空幻想，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据说来自一位从美国归来的最著名的科学家的一篇文章。毛泽东说，钱学森说的亩产万斤，我就信了。可见毛泽东把放卫星而造成灾难的责任，推给了这位科学家，而这位科学家却不必为此承担责任，因为他文章中写的是个条件句：照射到地球上的太阳能，如果利用到百分之三十，亩产则能达到四万斤。这是虚拟的条件句，太阳能的利用率远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亩产也不可能四万斤。一些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没有读过这位科学家的大作，以致后来出现了亩产８２万４千５百２５斤的新记录，让人哭笑不得。
当国务院决定要在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开展植树种草后，学术界中救救黄河救救长江的呼吁声此起彼伏，引径论据，研究成果累累，确实花费了一番功夫。最近发现孙中山先生对这个问题早有见地，他在一封信中写到：“近来的水灾为什么一年多过一年呢？古代的水灾为什么是很少呢？
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古代有很多森林，现在人民采伐木料过多，采伐之后又不补种，所以森林便很少，许多山岭都是童山，一遇大雨，山上没有森林来吸收雨水和阻止雨水，山上的水便马上流到河里去，河水便马上泛涨起来，即成水灾，所以要防水灾，种植森林是很有关系的，多种森林便是防水灾的治本方法。”植树种草，也是防御旱灾的好办法。孙中山又说，“治本的方法也是种植森林，有了森林，天气中的水量就可以调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灾便可以减少。”
科学家们好像没有找到孙中山上面的这段文字，或者是找到了，没有用，引用的是孙中山的另一段文字：“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当时中央“请”科学家来论证，科学家说，三峡工程拦截长江泥沙，可以减轻洞庭湖区的泥沙淤积，减轻洪水灾害。４００名“国家级”的甚至“国际级”的科学家在论证报告上签了字，似乎字字千钧。
茅于轼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不论证三峡工程寿命结束时的状况和结果呢？”用水库大坝来拦截泥沙，总有一天水库会被泥沙淤满，这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最终还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对于水库寿命的问题，那４００位科学家另有回答，因为水库采取排浑蓄清的运行方式，在洪水期，利用洪水的巨大冲力把泥沙冲出水库，水库库容就不会减少，三峡水库可以永远使用。水库要拦沙，水库又要冲沙；水库要拦洪，水库又要利用泄洪来冲沙；大坝下游洞庭湖区的泥沙会减少，而三峡水库中的泥沙不会增多。这样矛盾百出的工程论证，并不会因为有４００名科学家的签字，而自动就有了“科学”的 特征。
茅于轼提出了一个最普通的问题：“几百名专家对工程要负什么责任呢？”回答是没有具体规定。茅于轼接着写到：“没有规定要负什么责任。在谁都不负责任的情况下，作出论证并根据这个论证来作决策，真是太危险了。”
当年马寅初先生也只不过说了一个最普通的科学常识，人口增长是按指数曲线增长。“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这是历史的结论。但是写文章批判马寅初先生的，不是工人农民，也不是政治家，而是科学家，有的是马寅初的朋友，有的是同行，有的是学生，都是懂得这个科学常识的人，他们的文章也都签上了名，最后他们也不要负任何责任，连点惭愧也没有。这是群体对个人的批判，群体责任。三峡工程论证和决策，是群体论证，是群体决策，参加论证的专家４００多人，参加具体工作的几千人，参加审查报告的专家一百多人（本人也参加了大部分论证），国务院部长十几人，国务院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千名代表，委员长、副委员长、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主席，副主席，人数超过一万，谁也不要负责任。
茅于轼就是抓住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最关键问题棗决策问题。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基本建设上一直是超规模、效益低？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决策者用的是国家的钱，而不是自己的钱，而这类决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不关心效益，最后导致错误决策。其实这也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现在国外的中国人回国探亲，给人的印象就是小气、“扣”、土气，用国内人的话说，“还挺艰苦朴素”的棗从国外回来的人，穿得衣服土气，送礼请客小气。倒是国内的朋友亲戚大方阔气，请吃饭的多，质量高，而且请客吃饭都是采用“开票”的形式，从不付现钱。原来请客吃饭，全是花的国家的钱，花国家的钱，花得就大方，花得就慷慨，花自己的钱，就要精打细算。茅于轼推崇私有化，原因就在此。
有人以为中国缺人才，缺科技人才。笔者以为，更缺乏的，是中国科学技术人员的脊梁骨。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无非是说了真话。夹着尾巴做人，是不能够说真话的，要有脊梁骨，站着，才能说真话。中国知识分子缺少用自己脑袋去想问题的本能，这和中国的教育制度有关，但和中国的政策更有关系。《生死在上海》一书的作者郑念，对她所认识的知识分子作了一个简略的统计，从１９４９年来，除了搞两弹一箭的科学家外，其他的科技人员都在一次或数次运动中受到冲击和批判。
当知识分子失去了脊梁骨后，也就成为附在统治集团上的毛。这种冲击和批判的程度是如此强烈，以至知识分子宁愿放弃对科学的追求，而迎合谬误，中国传统的市民阶层的“好汉不吃眼前亏”思想在知识分子阶层如此广泛被接受，而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则荡然无存。和领导握一下手，便油然升起“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和领导合个影，那张照片一定要挂在原来挂祖宗牌坊的地方；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照片上的主角也不断地变化。中国一位很有名的科学家，在海湾战争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说是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三峡工程是万万建不得的，因为安全没有保障，当他得知触犯龙颜后，就赶到三峡工地，表态坚决支持，连说个“地球还是围绕着太阳转”的勇气也没有了。
面对中共宣传部门的批判，茅于轼毫不怯懦，表示欢迎中共宣传部门的批判，但希望言论要公正和自由。茅于轼认为，封杀只在中共宣传部门控制的范围内有效，在体制之外就完全无效。他说，现在言论是市场取向，不是封杀得了的。我说我所想的，我说我想说的。中国历来政治运动，都用知识分子来祭旗。毛泽东说，七八年来一回。过个几年时间，就要给知识分子敲敲警钟，否则又要翘起尾巴来了。被用来祭旗的学者，其结局都是十分悲惨的，这回就看茅于轼等人了。
中国科技界总以为，批判茅于轼，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是因为他的观点是错误的，和我没有关系。正是批判茅于轼，剥夺他的言论自由，和你我都有关系。今天剥夺茅于轼的言论自由，明天可以同样剥夺你我的言论自由。文化大革命初，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彭真不予保护，后来批到他自己头上；一开始批判彭真，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也不予保护，最后棍子落到刘邓自己头上。如果当初批吴晗，刘邓彭等人都对毛泽东说“不”，还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吗？保护别人的言论自由，就是保护自己的言论自由。那么，今天宣传部门组织对李慎之、茅于轼等四人的批判，中国人又怎么反应的呢？中国总要有一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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