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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xchuan(青魔手) 整理人: promised(2001-12-31 07:56:07), 站内信件 |
| 深圳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兴亡，以及它所存身的土壤
中天勤还活着，可它已经死了。 因涉及银广夏利润造假案（参见《财经》2001年8月号封面文章《银广夏陷阱》），这家审计最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会计师事务所在9月以后实际上已经解体。 刘加荣和徐林文名列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16名合伙人之列，他们在严重失实的银广夏1999年度及2000年度财务报表上签署了“无保留意见”，就此断送了自己乃至中天勤的前程。“这两个人永远出局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李勇告诉《财经》。财政部亦早已于9月初宣布，拟吊销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加荣、徐林文的注册会计师资格；吊销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资格，并会同证监会吊销其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同时，将追究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责任。 市场上几乎每天都传来中天勤的上市公司客户们解除与其财务报表审计业务关系，另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缔约的消息。熟悉业内情况的人们知道，带走这些客户的，其实正主要是中天勤的骨干乃至合伙人们。《财经》了解到，除刘加荣、徐林文因可能受到检控而不得自由外，其他中天勤的合伙人们差不多均已在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确保了一席之地。在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上，客户资源仿佛注册会计师们的私产。随着会计师们散去，中天勤庞大的上市公司客户名单（超过60家）亦将很快一家不剩——这是告别中天勤的最后一幕午夜狂奔。 中天勤在去年刚刚由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和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而来，拥有320名员工、近百名注册会计师、超过60家上市公司客户，年均业务收入超过6000万元，在深圳排名第一，全国位列五强。它在登上顶峰之时崩塌，只是因为一个银广夏偶然事件吗？而且，究竟是什么样的土壤，造就了中天勤呢？----在它的历史走向终结之时，《财经》南下深圳，细访中天勤员工、深圳注册会计师行业及其他知情人士，中天勤走向末路的必然性于是浮现出来。 上篇 刘加荣、徐林文 重大过失还是通同作弊? 记者从中注协获得的最新消息是：财政部、证监会、中注协联手对中天勤进行专项调查后，完成一份包含六大内容的调查报告，报告已移交司法机关。 调查报告认为，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加荣和徐林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存在“重大过失”，造成过失的原因是“根本没有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 报告举例说明，一份审计工作底稿按规定要经主审会计师、项目经理、合伙人三级复核，才能形成审计报告并签字，有的会计师事务所甚至还由技术标准部门最后把关，形成四级审核。但在银广夏审计中，中天勤只进行了两级复核。 此外，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天津广夏（银广夏旗下子公司、利润造假案直接工具）应收账款进行函证时，将所有询证函交由公司发出，未要求公司的债务人将回函直接寄达会计师事务所，而是由公司交给签字注册会计师；而实施函证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对被函证者的选择、询证函的编制和寄发以及回函保持控制，这是注册会计师的一项基本常识，中天勤却未能做到。作为该项目的主审会计师，刘加荣本应复核工作底稿，却未能“认真履行”；另一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徐林文，则根本没到过银广夏上市公司现场。 报告还揭露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银广夏核心业务天津广夏的具体审计人，竟然由两名助理审计员担任，他们不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不仅不具备专业的审计功底，也缺乏外贸知识。 刘加荣、徐林文是否与银广夏串通造假？对于这个关键问题，调查报告没有作结论。中注协秘书长李勇告诉《财经》：“目前还没有通同作弊的证据。”他又说，“如果是通同作弊，他们可能要被判刑。” 报告确认的部分是：银广夏2000年虚增利润56704万元，1999年虚增利润17782万元，1998年虚增利润1776万元，三年合计76262万元。这已经超出了《银广夏陷阱》一文的估计。 挽救天勤 中天勤已是两座空营，所有员工被解除劳动合同 在深圳，中天勤已是一座，准确地说是两座空营——中天勤虽然在一年前已由中天和天勤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合二为一，并于2000年12月21日领取了深圳市财政局颁发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但一直是两块牌子、两处办公。 中天勤的中天部分地处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爱华大厦，天勤部分地处蛇口招商大厦，两地相距甚远，盖一个章来回车程都要40分钟。为业务方便，中天勤刻了两枚业务专业公章，天勤持业务专用章1，中天持业务专用章2。 9月7日，财政部拟处罚中天勤的决定公布后，中天勤首席合伙人章为纲（原天勤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和主任会计师蒋贤山（原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立刻召开了一个全体大会。据与会者描述，两人在会上不满地说，“股市大乱是国有股减持搅局，却怪在银广夏的头上；上市公司源头造假，却要拿我们问罪。”随即安抚员工，“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到10月中旬，中天勤召开第二次全体大会，两名合伙人的口气已经大变，他们表示将“设法挽救天勤”，“通过更名让它再独立出来”。刘加荣和徐林文均是原中天的合伙人，在天勤方面看来，甫一合并便遭此无妄之灾，实在是冤枉。 挽救天勤的努力显然以失败告终。10月29日，中天勤员工在《深圳商报》A2版中缝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看到如下公告：“天勤事务所合伙人宣布撤所。”虽然这本来只是中天与天勤合并的未完成手续，但此时此刻，天勤撤所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11月9日，中天勤员工接到回所通知，等待他们的是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包括注册会计师在内的所有员工被合伙人们要求马上签字，三天内离所，20天内与中天勤脱离一切关系。 目前，分处福田和蛇口两座大厦里的中天勤办公室已人去楼空，只有四名后勤人员留守，他们分别是办公部主任、会计、出纳和司机，在协助司法机关完成最后的审查程序后，也将各奔东西。 前事：“中华”崛起 10年的长足发展，使深圳中华累积下一笔巨大的家产 无论是原中天会计师事务所还是原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在深圳注册会计师业界的地位均可以说是龙头老大，不仅业务量排名第一第二，而且建所的时间也属最早的一批。 中天的前身是深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86年12月4日。天勤的前身是蛇口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84年4月26日。与当时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一样，两家都是由政府部门所办，深圳中华的主管部门是当时的电子工业部，蛇口中华的主管部门是当时的交通部。 深圳中华的首任所长也系政府官员出身，是电子工业部财务司综合处处长朱震昌。据朱震昌回忆，深圳中华筹备时寥寥几人，开业时不过18人，职工都住在筒子楼里，条件相当艰苦。但三年后，深圳中华就成为深圳市“最赚钱”的会计师事务所，职工工资年年涨，每年假期还享受出国游。1993年，深圳中华以2000万元的业务收入位居全国第一；第二年，经财政部批准，深圳中华与浩华国际会计公司(世界十大会计公司之一)合作，成为全国第一家国际会计事务所的成员所。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深圳中华第一次接触到银广夏项目。项目是朱震昌本人接的，当时是帮助银广夏上市，上市成功后每年的年审自然成了深圳中华的业务，此后，朱震昌又接手过三九药业、深石化等重量级的客户。 虽然深圳中华是政府部门投资办的国有事务所，但实行的是“自收自支”政策。事务所每年向当时的电子工业部上交收入的20％，其余均归自己支配。1/3用于人员工资，1/3用于办公费用，另外1/3用于事业发展，这笔钱后来被叫做“留存基金”。 到1997年底，深圳中华已经积累了一笔庞大的家产。朱震昌说，仅留存基金就在500-600万元以上。这笔财富的存在和去向，引发了次年会计师事务所改制时一场激烈的利益争夺战，并直接影响到深圳中华后来的命运。 转折1998 改制意味着合伙人将直接拥有事务所权益，对两个“中华”来说，这是巨额的现金和其他资产 1998年是中国注册会计行业发展历程的一个转折点。会计师全行业“脱钩改制”的高潮即在这一年。所谓脱钩，意在将事务所与政府部门、国家机关脱离关系，成为独立的中介机构。 名义上，改制办法为脱钩后的会计师事务所设计了两种模式：合伙制与有限责任制。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合伙制要承担无限责任，风险更大，因而对事务所的行为有更强的约束力，在市场上也较具信誉度。 深圳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的改制时间表甚至更远在全国时间表之前。深注协要求深圳市的会计师事务所须在1997年年底前完成改制。 时间逼近1997年底，深圳市所有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已启动，惟独排名第一第二的深圳中华、蛇口中华两个大所却保持沉默，原因是电子工业部和交通部迟迟不肯表态。深注协给两家事务所亮了黄牌，如果年底再不改，深注协准备撤消他们的执业资格。 在最后期限前二十几天，两部终于点头同意。深圳中华与蛇口中华于是匆匆忙忙开始了改制。最棘手的问题是，那笔巨大的家产怎么办？经过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一致——电子工业部与交通部得到了至脱钩日前的所有者权益，“留存基金”则留给了事务所，这包括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职工后续教育基金、职工风险基金以及职工住房基金等。 这是一笔多大的财产呢？对深圳中华来说，是近400万元的风险基金、数百万元的有价证券、五六千平方米的房产、28套职工宿舍。对蛇口中华而言，是1200多万元。更大的资源是事务所的无形资产。 最敏感的问题立刻就浮出了水面：谁当合伙人？ 合伙人争夺战 改制匆匆忙忙，谁都想当合伙人。而赢家过去都有领导职务，两个“中华”脱胎为“中天”与“天勤” 根据深圳注册会计师管理条例，设立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必须有五年的审计工作经验。这样的人在深圳中华有20多名，蛇口中华有18名。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强烈表示“要当合伙人”。 然而，时间已经相当紧张。经过一番“安排”，两个事务所都采用所长提名、幅度很小的差额选举办法，产生了合伙人，深圳中华是九名，蛇口中华是七名。这16名合伙人在改制前，均担任领导职务，分别是所长、副所长、所长助理或部门经理。主持改制的两位所长朱震昌和刘昌汉分别担任了改制后两所的首席合伙人。 合伙人名单一宣布，就引发了争议。一位女注册会计师干脆写信给交通部说，“合伙人没有经过民主选举”；另一些注册会计师则向媒体反映，“他们被剥夺了参予改制的权利”。注册会计师们要求重新选举合伙人。遭到拒绝后，部分人开始消极怠工。 情急之下，深圳中华召开合伙人管委会，朱震昌提议扩大合伙人，但其他八名合伙人一致反对。朱震昌了解到鹏程事务所改制很顺利，跑去取经。这家事务所所长告诉他，表面上他们是五个合伙人，私下里其实所有人都签了认股协议，对出了问题怎么办，赚了钱怎么分、股份增减和业绩挂钩，都有详细规定。朱震昌觉得这办法可行，但其余八名合伙人又都抵制。 此后，朱震昌还建议增加授薪合伙人（享有合伙人的薪酬待遇，但没有其他权力），也被八人否决。 其他新人难以进入，利益的原因是显著的，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其他八名合伙人都是新人，如今以主人翁的姿态与朱震昌平起平坐，多数人不再像过去一样服从。朱震昌需要增加自己人，以对其他人进行“制衡”。 八名合伙人就包括后来涉案银广夏的两位注册会计师刘加荣和徐林文。刘加荣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徐林文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院，两人都是朱震昌选入中华的。1997年前，徐林文被提升为审计二部主任，刘加荣任副主任，在改制时，他们顺利地加入了合伙人队伍。 朱震昌没有想到，他提出在八人之外有新人进入的主张，最后促成自己出局。 1998年7、8月间，朱震昌到北京出差。临走前，他再次表示要调整原先的改制方案，并将公章授权办公室主任助理保管。朱走后，刘加荣拿着一份文件说要盖章，办公室主任拿出公章。刘一拿到章，就高高举起说“对不起，我拿走了”。然后把公章拿到蒋贤山（后来的首席合伙人）办公室里收起来。办公室主任追上前问，公章为什么拿走？蒋回答说，“对不起，公章归我们管了。”接着合伙人朱子武要求财务经理把财务章和朱震昌的私章交出来，他们说：“办公室把章都交了，你们还撑什么？” 等朱震昌回到深圳，他事实上已经失去了首席合伙人的权力。 9月初，八名合伙人去派出所报失公章，同时联名向深注协申请，要求把深圳中华更名为“中天”。这一申请得到了深注协的批准，随后登报作了声明。 更名后不久，“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即宣布：朱震昌被除名。蒋贤山代替他担任首席合伙人。所有资产和资源随即转到了中天。到了1999年6月份，朱震昌放弃了努力，在无奈中办理了退休手续。 有一种说法，强调朱震昌出局与他的工作方法有关，甚至与利益分配有关。但朱震昌坚定地认为正是改制过程中合伙人的争夺战发生了根本作用。他对《财经》说：“我终于悟到，当利益驱动大于良心发现时，人们一定是选择利益，就像挤公共汽车，没上的人拼命想上，上去了就要阻止别人。” 至于中天勤的另一半——蛇口中华后来发生的故事，与深圳中华可以说如出一辙。首席合伙人刘昌汉（原蛇口工业区总会计师）1998年12月同样提出扩大合伙人。在1999年5月回家探亲期间，其余六名合伙人作出了“批准他退休”的决定。而后，蛇口中华也更名了，改为“天勤”。六名合伙人之一的章为纲取代刘昌汉成为新的首席合伙人。 一年后，“中天”和“天勤”殊途同归，合并为“中天勤”。章为纲和蒋贤山又分别担任了“中天勤”的首席合伙人和主任会计师，直至银广夏事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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