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gst2170865()
整理人: raindot(2001-09-26 12:29:36),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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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乞丐（5）“广阔天地”里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中)
二姐下乡一年后，我参加了工作。当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首先想到的是去看望乡下的二姐。一年多了，她没回过一趟家，也只写过两封信。她下乡的知青点在黄河以北的一个穷村，离家仅二百多里路，但因为隔着一道黄河，交通很不方便。那天，我一大早就起了床，到长途汽车站赶车，直到黄昏才赶到她所在的知青点。姐弟俩相见，虽没有抱头痛哭，但也流了不少伤心的泪。
“你怎么连过年都不回家呀？连信也不写……”
“唉！这里离县城太远，发信要到县城去，下步走，来来回回就的一天，耽误工夫不说，还少挣工分。”
“一个工分合多少钱？”
“八分钱。”
“八分钱？你一天能挣多少？”
“这要看干什么活了，收麦子、拔麦子就挣得多一些，看沟子浇地就挣得少。平均起来，每天也就挣个七、八分工。七扣八扣的，拼死拼活地干半年，还不如你一个月的工资。发一封信，就要花八分钱，那就是一个工的价值！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咱现在是‘向阳花’，不算计不行呀！”
姐姐又黑又瘦，但精神头还是不错。吃过晚饭，姐姐点起小煤油灯，一边和我闲聊，一边补一双不知有多少补丁的袜子。同宿舍的女知青叫赵维红，仰面朝天地躺在土炕上吹口琴。曲子很凄凉，有点像河北民歌“小白菜”。当赵维红换了另一首曲子，二姐小声地跟着唱起来，“……手里拿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想起了家乡美好的生活，妈妈呀妈妈，何时回到你的身旁……”凄婉的旋律在知青点飘荡着，我看见，姐姐、吹口琴的赵维红眼里都噙着泪花……
与二姐相比，弟弟在乡下过的要轻松一些。他所在的知青点离家仅有十几华里，骑自行车也就半个小时。弟弟的同学、朋友很多，隔三岔五地就到他的知青点“聚一聚”。得益于他那伙“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的“狐朋狗友”，弟弟在乡下很“吃得开”，就连村党支部书记有大事或要事，也主动找弟弟商量。作为“扎根派”，弟弟在知青点送走了所有的下乡知青后，最后一个离开了那座“爬满了常青藤的知青小屋”。
说起我在乡下呆的时间，一点也不比二姐和弟弟的时间短。我的童年，我的少年，都有很长的乡下生活经历。在弟弟下乡后，我也被选进了“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到远郊一个依山傍水的山村与农民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组长姓牛，是省报驻我市记者站的站长。在当站长之前，曾任理论版的编辑，所以大伙儿都喊他牛编。他性格开朗，爱开玩笑，经常“涮”个人，但别人也经常拿他“开涮”。我和他住同一宿舍，也就是一座旧祠堂改建的村大队部。面积不小，有几十个平方。老牛嗜烟，一天两到三盒。每周买两条，不是“葵花”就是“勤俭”，两块钱绰绰有余。一到晚上，老牛把汽灯一挂，不用招呼，社员们就会陆陆续续地来到大队部，听老牛“高谈阔论”。看到人到的差不多了，老牛从抽屉里摸出一盒烟，撕开，往桌面上一放，大大方方地说：“大伙儿别客气，除了 ‘四类分子’随便抽，烟酒不分家嘛！”话虽这样说，却没人去动他桌上的烟。相反，坐在他身旁的村书记还一枝接一枝地给他递烟。老牛讲话，不用准备发言稿，一讲两个多小时，有声有色，句句入耳。但有时候也把握不住，经常讲着讲着，就到了“裤腰带”以下。“……最近，村里有人说工作组的闲话。说我是根‘假牛鞭’一点都不硬。不管硬不硬，总比你裤裆里的那根长！到底硬不硬？你也不知道！回家问问你老婆就明白了……”老牛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村支书赶紧站起来制止：“笑啥？有啥好笑的？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还有一件事儿，牛组长的牙刷最近不见了！谁偷了就赶紧交出来！人家牛组长是城里的大干部，每天要刷牙！您偷走了有鸟用?回去刷恁娘那x吗？”
听了村支书的一席话，连我也忍不住了，直笑得前仰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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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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